经济学教授周其仁：波士顿和硅谷的创新史证明，科技创新也有“场效应”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

著名的北大经济学教授周其仁于2016年8月首次走上了美国创新游学之旅，在两周的时间内周其仁教授密集走访了位于美国东海岸波士顿以及西海岸硅谷的两大创新创业聚集区。回国反思后，周其仁从人类历史上历次重大科技文化创新活动中发现了非常类似的规律，即超高密度创新聚集区才能创造真正飞跃性的创新结果。

重新发现人类历史上重大的创新活动

2016年8月21日，周其仁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致福轩大讲堂分享了他对人类重大创新活动的最新观察。

人类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创新活动，包括是：几乎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古希腊文化（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6年）、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山东稷下学院（公元550年左右）、诞生了重大文艺科学创新的文艺复兴（14世纪-17世纪）、创造了现代经济学和现代工业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以及创造了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美国硅谷（20世纪60年代）和现代科技创业神话的以色列特拉维夫（20世纪80年代）。

观察这几次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创新成果的创新活动，可以发现同样的规律：

大量的人才、资本和资源，高度聚集到一个狭小的物理空间，进行无休止的争论、讨论和实验。

而历史上的“狭小物理空间”则有古希腊雅典、山东淄博、意大利佛罗伦萨、英国爱丁堡、美国硅谷和以色列特拉维夫。

周其仁进一步分析道称：在古希腊雅典诞生了人类重大的数字、哲学和逻辑学等知识；在山东淄博创造了战国时期的一批思想家，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诞生于此；意大利佛罗伦萨聚集了大量的现代艺术家；著名的当代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经常出没于英国爱丁堡，这里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地；更不用说美国的硅谷和以色的特拉维夫了。

以美国硅谷为例，从旧金山南端到圣何塞市的一段长约25英里的谷地，围绕斯坦福大学孵化出来的高科技公司年产值达到2万亿美元，产值按全球国家GDP排行约可排到第10位。

科技创新的“场效应”：所有要素高度浓缩到一定空间

什么是所有科技创新要素高度浓缩集聚到一定空间？

以位于波士顿的MIT为例，MIT一年的研发经费高达7亿美元，其中1.34亿美元为企业捐献。如今，MIT出了61位美国工程院院士、78位美国科学院院士、30位美国卫生院院士以及74位诺贝尔奖得主。

而MIT所处的128公路始建于1951年，最初只有几家从MIT实验室衍生出来的公司。60年开始大量接受美国国防和宇航的大量订单，70年代128公路地区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电子产品创业中心及微型计算机行业中心。128公路创造了“知名高校、科技企业、风险投资”三位一体的科技转化模式。

2009年一项为时6年的研究报告显示，以MIT技术为依托的公司超过25000家，共创超过2万亿美元的年产值，合计按国家经济体算，可在全球约列第11大经济体。MIT校友公司遍及全球，但有1/4位于麻省达近7000家公司，实现了1640亿美元的销售额。

而另外一个据点——硅谷则在2014年吸引了超过240亿美金的风险投资，全球前20大估值超过的100亿美金的创业公司有八成位于硅谷。而小小的硅谷有上万家电子工业公司，他们生产出来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占全球的1/3和1/6。而这一切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被称为“农场大学”的斯坦福大学。

纵观世界人口增长趋势和技术发展史，可以发现重大科学文化创新在人口和空间分布上极不均衡。因此，不能指望所有科学创新元素在整个国家范围内遍布，而只能在空间上集中到非常小的地方，高密度、高浓度地形成一个创新的“场”。然后以类似高质分子的高频互动，通过猛烈的碰撞发生化学反应和物理反应，最终创造新思想甚至新物质。

周其仁感悟，科创是原创性想法、支撑技术、知识产权保护、融资、产品与产业成型等一个环节都不能少，而在“创新场”里科学家、教育家、发明家、工匠、企业家、投资家、商人等角色一个都不能少。

对于高度浓缩和高密度的“创新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形成了强烈的创新氛围。在深厚的创新氛围中，人人创新、创新身不由已。周其仁强调，“一个人厉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群非常厉害的人高度集中到一起，互相较劲、形成了放大效应。”

总结来看，创新的“场效应”和“氛围至上”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科技文化创新的重要规律之一。（以上文字经钛媒体编辑。观点和引述数字出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BiMBA组织的《“见识改变行动：美国积木式创新考察团分享会”》，未经主办方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