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何成洲:中美中心的新使命是“中美青年领导者的摇篮”

2016-07-28 19:09:06 来源: 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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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专访何成洲:中美中心的新使命是“中美青年领导者的摇篮”)

2016年6月18日,一场“国际问题高层论坛”与高规格典礼,将南京大学—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简称“中美中心”或HNC,此文中有时也称“中心”;两校分别简称为“南大”、“霍大”)成立30周年的庆典推向高潮,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Albright)率领的由校长段荣宁(Daniels)、校董主席Jeff Aronson等组成的霍大代表团出席了庆典,江苏省省委和南京市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也莅临现场——奥尔布赖特与中国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铭分别做了主旨演讲,段荣宁与南大党委书记张异宾教授分别授予他们“全球事务杰出贡献奖”——2000年,正是奥尔布赖特担任国务卿期间,美国国会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法案,为中国次年底加入WTO扫清了障碍——陈德铭在2007年至2013年担任商务部部长期间,见证着这一巨变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庆典前日,“中心”35名硕士学位项目学生和88名证书项目学生从南大校长陈骏院士、霍大校长段荣宁博士手中,拿到两校共同颁发的硕士学位证书和结业证书,这123名毕业生由此成为“中心”2800余名校友中的新成员——陈德铭、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施大伟(David Shear)、英国新锐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新西兰首位华人议员杨健等杰出校友的名字,都出现在这个庞大名单上,甚至校友中已出现父女两代毕业生——30年来,“中心”千余名中方毕业生中,不少人的身影活跃在APEC会议、朝核六方会谈、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文化论坛等场合。用“中心”第8任美方主任高倩倩(Elizabeth D.Knup)博士的话说,“我们的梦想就是,有一天美国国务卿和中国外交部部长隔着谈判桌,发现对方的助手都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校友!”
1979年11月,匡亚明校长率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在霍大参观。
“中美中心”1986年开始招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启动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长期项目——早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时任南大校长匡亚明率领的1949年之后的首个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访美,参访霍大期间即与该校校长史蒂文 穆勒(Steven Muller)达成初步合作协议——1982年3月,回访霍大期间,时任美国副总统老布什在白宫破例会见了南大副校长徐福基率领的代表团。
1982年3月17日,布什副总统在白宫会见南大代表团。
乍暖还寒的1982年4月,方毅、万里、姚依林和姬鹏飞四位副总理联合批示,同意了教育部与外交部为筹建“中美中心”而专门进行的请示,“中心”大楼在这年秋天正式奠基。由此,这一教学与研究机构成为冲破僵化意识形态束缚的有力尝试,此后即使面临着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3年“非典”爆发等艰难时刻,也没有停办,始终扮演着中美人文交流、大国民间外交的积极角色。
1986年9月,参加开学典礼的来宾们。
2000年10月,南大—霍大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并于次年初在“中心”举办首届年会——位于霍大华盛顿分校区的保罗 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是全美乃至全球的顶尖国际关系研究机构之一,也是霍大方面直接对应“中美中心”的最有力机构——30年来,老布什、布隆伯格、基辛格、洪博培、骆家辉、福山、傅高义、兰普顿和万里、资中筠、吴敬琏、王缉思、崔天凯等中美政要、外交官、学术名家等纷纷做客“中心”,万里1999年在这里被霍大授予名誉人文博士学位;近几年,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和美国国会助手代表团也频频造访“中心”。
南京大学授予美国前总统布什名誉博士学位。
霍普金斯大学授予万里委员长名誉博士学位。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访问中心。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与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在中心合影。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给学生颁发毕业证书。

“中美中心”大楼坐落在南大鼓楼校区的西北角,其主人之一南大将自己的校史追溯至114年前——除了为人熟知的1920年代留美归国的如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学衡派”之外,在其前身“三江、两江师范学堂(1902—1912)”、“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4—1920)”、“中央大学(1937—1949)”、“金陵大学(1888—1952)”、“东南大学(1920—1927)”等不同历史时期,该校最早曾短暂“师法日本”,后来过渡到 “师法美国”并深受“美国因素”影响——郭秉文(1919—1925年在任)、罗家伦(1932—1941年在任)、吴有训(1945—1947年在任)等校长都是留美博士,郭秉文先生更曾担任“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这位“在美国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之一”的校长,早在1923年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世界教育大会泛太平洋小组会时,就发言探讨“太平洋国家的大学如何促进国际间了解与友谊”,提出“在联合办学上开展实质性合作”、“在大学里研究国际问题是另一个增进国际间了解的有效途径”;郭秉文1926年在纽约与美国教育“心理起源论”的代表性学者孟禄(Paul Monroe)博士联合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并任社长,这位教育家校长1947年自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长任上退休后,即留居美国;1957年,又参与组建华府“中美文化协会(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应邀担任“中华民国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美国著名学者、霍大国际关系教授福山在中心讲演。
交流是双向的。
霍大则参与了洛克菲勒基金会1917年建立“北平协和医学院”的过程,该校医学院与后者保持了长达25年的交流。作为美国第一所研究型的、最早拥有海外校园的大学,霍大的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1955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建立分支机构,它1971年一度遭遇资金紧张而险些关闭,时任教务长的穆勒力主保留,并计划将分支机构开到中国——8年后,当升任校长的穆勒与匡亚明校长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时,他们的“中间人”,其实是1946年离开大陆前往台湾、留美后于1969年开始执教霍大的物理学家钱致榕教授。
南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凌雨轩与霍大穆勒校长签署备忘录。

在5月下旬的复旦大学“留美知识精英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国际研讨会”和6月上旬的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双双闭幕之后不久,笔者专赴南大,对“中美中心”第4任中方主任何成洲教授与第14任美方主任顾百里(Cornelius C. Kubler)教授分别进行了专访。
何成洲的办公室A102室与顾百里的A101室毗邻,这是通过抛掷硬币看正反面来分配的,首任中方主任王志刚教授1986年就是因为抛到了硬币正面而挑到了A101室,他在回顾文章中承认,“谁进A101,总有些微妙的象征意味,按中国不成文的传统就有 老大 、 第一交椅 的味道。”原来,“中美中心”由两校共同投资,各拥有50%的决策权,其日常运转由两校分别指派主任联合进行管理——重大事项必须在高级行政主管会议上协商并获得一致通过。
今年6月5日,华裔歌手王力宏(左二)被母校维廉大学授予荣誉音乐博士学位,1990年代中后期教过其汉语的顾百里教授(左四)受校方之邀,在该校第227届毕业典礼期间,偕夫人参加王力宏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的典礼。
30年来,中美两个大国、两所名校,就是这样,在这个特定平台上通过各自的智慧,艰难而又耐心地彼此磨合着。30年来,“中心”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引领者与示范、中美民间外交的样本,“中美青年领导者摇篮”成为它再出发的自我新期许。近年来,国内陆续出现一些中外合作办学的新项目,如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北大“燕京学堂”、清华“苏世民书院”等项目,无一例外,他们在筹备期间,都曾来“中心”观摩和取经,“中心”在中外合作办学方面的创新引领示范作用可见一斑。
“中心”三位前主任王志刚、陈永祥、黄成凤都来自南大的英语专业,曾参与筹建期间所有谈判与协议起草工作的副主任张怀亮来自法语专业,何成洲也来自英语专业,曾担任南大高研院副院长数年,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欧美戏剧、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等,有Ibsen and Modern Chinese Drama(Oslo Academic Press,2004)、《对话北欧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Goettingen UP, 2009)等著作,他也是国际易卜生委员会主席,还参与了南京大学--布朗大学性别与人文合作项目。这位1967年生人的挪威奥斯陆大学文学博士,学成归国后这些年,累计在欧美和国内的核心学术期刊和论文集上发表中英文论文30余篇。
2013年出任“中心”第4任中方主任的次年年底,何成洲当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去年9月上旬,在德国达姆施塔特(Darmstadt)举行的欧洲科学院第27届院士大会上,他又当选为外籍院士。今年初春,为了编选中英文合集《跨越太平洋的相遇——中美中心三十周年回忆文集》,这位英美文学博士撰写了一副对联——上联:商量培育,贯通古今学问精髓,树高等教育典范;下联:红墙绿瓦,汇聚中外青年翘楚,开国际合作先河;横批:跨洋携手三十年。
《跨越太平洋的相遇——中美中心三十周年回忆文集》。
与顾百里联合主持完“中心”成立30周年庆典后,何成洲又受邀踏上了前往英国卡迪夫大学参加欧洲科学院年会的旅程,英国当地时间6月28日中午,他从欧洲科学院主席Sierd Cloetingh教授手中接过了为新晋院士特意准备的入院纪念品。
南大—霍大中美中心中方主任何成洲。
南大前身“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时期跟美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这可能是与国内其他很多高校不一样的地方
燕 舞:在贵“中心”6月18日成立30周年庆典前夕,5月20日恰好是南大114周年校庆,所以,回顾“中心”30年来的变迁,不妨放置在南大百年校史(特别是南大留美教员和美籍专家群体)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这两个更为宏大的脉络里。在南大前身“三江、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师法日本”阶段,向“师法美国”或者说深受“美国因素”影响的漫长时期的转折——郭秉文、罗家伦、吴有训等校长都是留美博士(郭先生晚年留居美国期间更是参与组建华府“中美文化协会(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高管如陶行知、名教授如刘伯明、“学衡派”诸名家,以及“中国科学社”的重要参与者们,都是留美精英;1949年之后的校长或代校长中,潘菽留美;曲钦岳院士被三所美国大学授予奖章或名誉博士学位,还被授予过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主校区所在地巴尔的摩市的“荣誉市民”称号;陈懿在美国Wisconsin大学访学过。
您是在北欧国家挪威的奥斯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的,2002年学成后为什么选择了南大外语系?您个人的研究不局限于易卜生研究,也涉及比较文学、性别研究和欧美戏剧,也会在美国的英文学术期刊和论文集上发表论文,那您对南大百余年校史上的“美国因素”也会有一些留意吧?
何成洲:我2005年刚晋升正教授,南大高研院也是2005年成立的,当时有幸与杜骏飞、张志强、徐雁、张玉林等教授一起,成为第一批一年制驻院学者。作为高研院的“黄埔一期”,驻院期满后,受周宪院长之邀,我留下来做院长助理,2009年又开始担任了好几年的副院长,经常有外宾来访,总要带他们去转转。有时候会到鼓楼校区的北大楼(即原金陵大学的钟楼)看一下,一般都会讲到我们的前身金陵大学(1888年—1952年)——我会介绍说南京大学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02年,但如今南大鼓楼校区所在的校址是1888年创立的金陵大学,金陵大学的前身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于1888年在南京干河沿创办的汇文书院,其国际教授当时大多数是美国传教士,金陵大学存续的时间蛮长,所以跟美国知识界的渊源还是很深很长的。
南大前身的另外一个部分是中央大学(1927年—1949年),当时很多教授要么是美国人,要么就是在美国留学回来的,因为它是民国最重要的高等学府。在2013年7月被学校委派出任“中心”第4任中方主任之前,通过上述接待外宾这类活动,我确实感觉到南大在历史上跟美国知识界或者说整个美国社会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这可能是与国内其他很多高校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我所接待的这些外宾,其中大多数恐怕很少有了解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等这几段南大前身的历史的,他们一般只是听听讲解,一般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毕竟来访的多是中青年学者。2009年,南大高研院聘请杜维明先生担任“赵安中讲座教授”,他可能对南大校史的了解相对多一些。其他来访的美国学者,如果不是专门做历史特别是高教史的,而只做某一个专门领域,那么他们不了解南大校史上的留美因素也是正常的。
三十周年庆典序曲之—“同乐南大-跨语言的音乐盛宴”新年音乐会。
我们“中心”是1979年开始筹建,当时匡亚明校长率领新中国第一个大学校长代表团访美,会见了霍普金斯大学的穆勒校长并有了这个共识,当时国内高等教育界的内部人士知道这个“中心”的筹建,当然社会上并不清楚。匡校长虽然没有留学过,但他们“老革命”的格局和视野不一样,看得比较远,当时就觉得之前两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中美两个大国到了1970年代末要恢复交往,将来要深入合作,交往肯定会增加,这就需要人才,怎么样培养精通中美两国事务的高层次人才呢?“中美中心”创办的初衷,就是通过建立这样一个机构,把两国对彼此的语言、文化比较熟悉又有志于从事中美交流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学习,由两个大学的老师来共同培养。“中心”可以说是应运而生,既得到了我们国务院的支持——当时四位副总理都签字批示同意,也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支持,两个国家的高层和政要都很支持这个工作。
燕 舞:您入职南大后与留美归国教员的互动应该也有一些?
何成洲:首先,不管你在什么国家留学,不管你从哪里获得博士学位,最重要的还是学成之后你做了什么研究,在学术上有什么样的创造,有哪些新的见解和贡献,这是最重要的。否则,哪怕你是哈佛大学毕业的,那也等于零——做博士论文和之后的学术发展,有时不是一码事,博士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一个任务,它当然会有很多创新,但也因人而宜,很多情况下不完全是一个自己独立的研究,毕竟还有导师和指导团队,很大程度上就是“学徒”在“师傅”指导下完成一个产品。博士毕业之后的研究,则完全是个人的综合性素质带来相应的学术成果,这两个阶段不是完全一样的——每个学校在博士阶段做什么课题,和你后面的研究有很大关联性,但也不是绝对性的决定因素。
第二,我从奥斯陆大学留学回国,同事中有美国留学回来的,有英国留学回来的,也有其他像我这样从北欧国家留学回来的,留学归国教员相当多。有这样一个留学背景,尤其是如果做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我们对西方的学术传统、西方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流派以及一些新的趋势等,还是了解的,因为西方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它的学术在总体上虽然不一定能说是一个板块,但也是一个联系相当密切的有机整体,这个知识共同体内部交流起来还是有很多共识的,毕竟留学归国教员所受教育的语境大致相同。
除了易卜生研究,性别研究也是我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美国是性别研究理论创新的重要场所,我对性别研究感兴趣的一个简单原因就是,易卜生戏剧里面有一大批非常典型和突出的女性主人公,她们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就是一种现代性,一种反抗意识和追求独立、自由的意识,她们同时有很复杂的内心挣扎。
中美两国高层和政界都很重视“中心”,我们当然要培养“知华派”
燕 舞:中美关系的发展有时也难免会有低潮,比如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3年“非典”爆发时期,这类外交事件对“中心”的发展有过影响吗?1994年至2003年担任“中心”第二任中方主任的陈永祥教授的回顾文章就提到过,大连市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合办的MBA项目,在1989年就被叫停了。
何成洲:“中美中心”是中美民间外交的一个示范或者说样板,其价值一方面体现在我们培养人才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贡献;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贡献在于,我们在民间外交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心”是一个年轻人互动的平台,我们的任务是让他们了解彼此的文化,尊重各自的差异性。我们当然要替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培养“知华派”,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也的确培养了1000多位美国社会的精英人才,他们通过在“中心”的学习,对中国有了更多了解,为中美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民间基础。
基辛格博士出席中心20年庆典。
中美两国高层和政界都很重视“中心”,我们在中美两国都能引起很广泛的关注,比如,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一批前国务卿如基辛格、奥尔布赖特等,以及一批美国前驻华大使等,还有美国的国会代表团、国会助手代表团等,都访问过“中心”。今年4月1日下午,应全国“友协”邀请,美国智库“阿斯彭学会”组织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一行62人,来我们“中心”参观访问,其中包括近二十位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在职议员,他们来访中心前在北京受到了李克强总理的接见,他们此次中国之行中参访的国内高校可能只有我们一家。美国政界知道我们“中心”,而且他们的政要和一些代表性人士来了以后跟学生进行交流,觉得年轻人的声音多元,也比较率性,他们很希望听听中国学生对美国的认识——他们怎么看中美关系、怎么认识美国,也想听听美国学生对中国的认识,这些都是比较鲜活的信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小的座谈会,美国政界的大腕儿们从中听到的东西很多,跟青年学生直接交流,比较深度地了解他们对中美关系的想法,这对他们有很大的冲击力。美国国会助手代表团,我们近年也接待过几批,他们怎么认识中国、来“中心”跟年轻人交流,这些在民间外交当中都起到相当大作用——你如果想给美国人灌输一些想法,这比较难,但是座谈这样一种交流,很放松,随便聊一聊,漫谈式的,这样得到的信息能够潜移默化地对他们形成一种强烈影响,通过这些年轻人能看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中美中心”的跨学科教学和研究项目
燕 舞:较之于清华大学的“苏世民学院”、北京大学的“燕京学堂”以及“上海—纽约大学”、哈佛大学在上海的分支机构等这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贵“中心”与它们有哪些异同?
何成洲:“中心”是研究生层次的项目,昆山—杜克大学也是硕士层次的,上海—纽约大学则主要是面向本科生招生。现在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比较多,每个项目都希望形成自己的特色。“中心”除了是研究生层次的教学以外,另一个特色非常明显,即围绕“国际研究”这个中心,它之下现在又有六个方向,包括政治、经济、法律以及能源、资源和环境、美国研究、中国研究——在课程设置上,“中心”跟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有深入合作,国际关系研究也正是他们的强项。在美国学界,以前的国际关系研究往往侧重政治学;现在,有一种共识和趋势,觉得政治学这个范畴有些窄,基本上拓展到“国际事务”,从政治扩展至跟经济、法律以及其他新的热点问题结合,美国大学里的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大多数学院如今都在进行结构性重组,转而开展“全球研究”项目,这个变化很明显。霍大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的重点学科方向之一就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结合,我们“中心”的想法也跟它类似,是多学科的,政治学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现在很难说它可以统领环境问题等新涌现出来的问题,政治固然与之有关系,但是经济也有关系,这需要跨学科的研究,“中心”也在跟着这个潮流改变。
我们“中心”总的项目是“国际研究”,但是内涵非常丰富,其他国际合作办学的案例里可能项目很多,但内涵不见得有这么丰富。我们希望“中心”就一个拳头,这个拳头要握得很紧,否则也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来支撑。我们长期的想法是跨学科,你可以选择一个方向作为主修,但必须有一个辅修方向。比如,你主修国际经济,同时必须修一个地区研究,如美国研究或中国研究。跨学科的培养要求“中心”所有学生必须在六个方向上都要选课,最后有一个主修,比如要主修六门课,然后辅修三门,这样你的知识结构既有面上的跨学科,同时也有非常集中的方向,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社会上才比较实用。
我们“中心”的中方教师,主要来自南大各个院系,也有少量南京其他几所高校的。国际教授则是霍普金斯大学通过全球招聘来聘用的,当然主要还是来自美国。很多国内大学的中外特别是中美合作办学项目里,国际教授往往是委派而来的,一般来一学期甚至几个星期,把课程浓缩后上完;我们则属于聘请制,霍大聘任这些国际教授,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国际教授在这边工作好多年,最长的有十多年,有的是五六年、七八年——这也是我们“中心”跟国内其他类似项目不太一样的地方,当然也是“中心”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在学生的招考方式上,“中心”硕士项目的中方研究生选录,要经过全国统考,与证书班项目中国学生的考录方式不一样。当然,证书班项目和硕士项目上课是混在一起的,只是证书班最终只要通过5门课,但是硕士班必须得两年之内过13门课。我们鼓励“中心”的学生跟大楼外面其他南大学生交流,但是“中心”内部功能齐全,我们有图书馆、餐厅,宿舍在我们行政办公室隔壁的楼——每间宿舍里一个中国学生、一个美国学生,对面是教师的办公楼。
燕 舞:“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强调,是“专门为未来的世界领导者持续提升全球领导力而精心设计的硕士学位项目”,也是“自1902年罗德奖学金设立以来最重要的领导力培养项目”,其特色之一是“一流的住宿制学院”;“燕京学堂”2014年5月5日启动时,也强调,通过这个一年制“中国学”硕士学位项目,“打造全球领先的 中国学 教学和研究机构”。
贵“中心”的培养目标是“从事中美双边事务和国际事务的专门人才”,这类人才最重要的素养是什么?你们怎么应对“燕京学堂”和“苏世民学院”等类似项目的竞争?尤其是,在国际化办学的过程中,南京较之于北京、上海,似乎客观上还是缺乏地缘优势的。
何成洲:“未来的世界领导者”的首要要求是高素质,这是“中心”在录取学生时看重的第一点。国际学生进入“中心”就读,对他们的中文水平要求非常高,我们不给他们单独开语言课,你一进来就要跟中国教授用中文直接上课。没有对中国的强烈兴趣、不是已经付出相当努力的国际学生,他们是进不了这个“中心”的。而具体到中方学生,长期以来想进“中心”就读的国内学生太多,我们也是面向全国范围选了又选——本科生毕业以后即可,但相当一部分是硕士生或博士生,可以说是“优中选尖”。
观摩2008年美国大选。
第二,“中心”这种环境,让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都提升得非常快,即使是直接出国留学,英文水平的提高也不一定有这么快,因为我们的中国学生和国际学生在日常是生活在一起的。毕竟,你得天天和国际学生学习、生活在一起,而且我们有很多课程和活动,必须在“中心”这个紧密空间里一起互动。如果你直接到美国的大学里去留学,多达5万学生的校园里进去2000个中国学生,这个空间其实没有一个清晰边界。除了语言水平非常高,对彼此的文化比较熟悉,这是对“未来的世界领导者”的第二个素质要求。
“中美中心”的一大优势是,中国学生与国际学生同住一个宿舍,以增强彼此了解。
第三个要求就是跨学科,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可能知识面、视野都比较宽,同时有自己比较擅长的领域和各自的风格。现在,国内高校的人才培养有些时候是“专有余,面不足”,比如学社会学的,所有的课程就都只是社会学,学经济学的课程都是经济学。但在“中心”就不一样了,你学经济学,这方面主修几门课就够了,必须同时辅修法学或中国研究、美国研究,而且必须上课,不是说光随着自己的兴趣泛泛地看几本书。这一门或两门辅修课,给你打开的是一扇窗,这跟你自学的效果不是一码事,这是专业的训练,让你能跨入这个专业领域的门槛,踏进去一只脚。
经费的投入是一半对一半,这奠定了平等决策和管理的基础
燕 舞:“中心”的组织架构图显示,中方主任和美方主任是平等的管理者,既然是平等合作,总难免会出现分歧,那遇到这样的艰难时刻,您和美方主任是怎样磨合怎样说服对方的?
我去年底拿到的一个“中心”成立30周年庆典活动草案中,对于今年秋季是否在霍大保罗 尼采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所在的华盛顿分校区举行对应的庆典活动,当时的表述就是“需要与美方商量是否举行”。
何成洲:“中美中心”这个管理模式有一些创新之处,目前国内大学的一些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在这一点上跟我们可能都不一样。我们这个模式能够走到第30个年头,说明它很有生命力,其特点有这样几方面:第一,经费的投入是一半对一半,这奠定了平等决策和管理的基础。如今类似的其他国际合作办学模式中,往往是我国政府方面投资包干,像上海—纽约大学,上海市政府就承诺给很多钱。像昆山—杜克大学,昆山市政府承诺给很多钱,那像杜克大学和具体参与合作的武汉大学,到底在这个项目上有没有一致的追求呢?杜克大学跟武汉大学以及其他国内高校的国际合作办学项目,我不清楚其具体情形,也就不加评论。
正因为有平等的经济基础,所以日常管理中,“中心”的中美两位主任代表各自的学校,管理权限是对等的,任何事务的处理必须得到两位主任的认可,这决定了“中心”的治理也是本着磋商和协商的精神,它经过长期演变而变成“中心”的一大原则,已经内化成“中心”的一种文化。这样一种管理机制和文化,是“中心”长期以来成功的重要保证,因为投资再多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产生良好效果——如果美方投资80%,显然这个“中心”的大多数功能就要服务于美方的目的,反之亦然。我们“中心”能够保证双方都满意,始终处于对话和磋商的过程中,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共同点,这种机构文化是长期形成的,一旦形成之后就能让“中心”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基础上运作。
中美两个有很大差异的高校文化、民族文化,在“中美中心”这个平台上得到共存,或者说碰撞,没有矛盾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一个原则就是大家反复协商,找到一个最终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一方面因为有长期的传统,我们这个“中心”并不是哪一方说了算,一定要磋商,所以大家都有心理准备,有了这样的准备,沟通就容易多了,否则认为“我说话就要管用”,这样就难了。
第二,很多问题其实不涉及根本性冲突,因为是高校办学培养人才,在这个意义上,大家的目标还是相一致的,我们作为中美两所名校,都是想培养对于中美合作交流或者说将来世界的发展有用的优秀人才。这个目标和前提是一致的,这很重要,有些时候只需要看看分歧和问题在什么方面,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对方的意图,尽可能减少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只要目标一致,有这个愿望,总会找到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中美两个国家矛盾这么多,都能找到利益共同点,更何况两个高校的办学目标这么一致。
跟顾主任合作,我是很幸运的,一是他尽管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年龄也比我长一些,但为人很谦和,很愿意交流。第二,顾主任做事情很认真,我也注重认真,双方都有比较强的专业背景,在工作上面更加讲求实效,没有那么多客套和虚的,我们在工作方法的追求上还是很一致的,这样就有助于把问题有效地解决。
第三,我俩都不是很强硬,都希望能够彼此合作,合作的意愿相对来说比较强一点,都希望把事情很好地解决,让双方各自所代表的学校和我们的教职员工都能够满意和接受。
有时候,分歧比较大,比如,可能涉及教学安排——理论上,国际教授由美方聘用,中方教授由南大聘用,由中方教授教国际学生、国际教授教中方学生,我们两位主任主要是为学生服务,所以在教学中,当有学生对老师有不满意时,学生就会到主任这边来抱怨。怎么协调这个问题,还是蛮难的,它需要技巧和智慧——国际教授或中方教授都是我们的教员,我们都要尊重他们,但是学生的意见也不能置之不理,更何况我们面对着使用“目标语言”教学这样一种复杂情况,这时我们两主任就会犯难。我们当然还是一方面为学生好,另外一方面也要保护老师们的尊严,对老师们的辛苦要给予充分的承认。这时候怎么去沟通,到底学生们的抱怨是否合理,两种文化的差异在这种时刻就显现出来了。由于我们代表着不同的学校,可能在对待这些问题的理解上,存在一些偏差。
为中美中心龙舟队助威。
“中心”图书馆的专业优势还是在国际研究和中美关系这一块上
燕 舞:“中心”的图书馆一向被不少中外学者视为“中国最好的美国研究图书馆”,然而,北大历史系图书馆特别是“方纳藏书”,在19世界美国史尤其是关于美国内战和重建领域,相对较全;而在美国早期史、种族关系和外交史方面,南开大学图书馆的优势也是业内公认的——相形之下,“中心”图书馆的专业优势在哪里?
何成洲:我们这座新楼的1楼、2楼是教室,3楼、4楼是图书馆,面积和规模都很大,我们是专业图书馆,在国际研究这块可能是国内最大的。
我们图书馆的专业优势,还是在国际研究和中美关系这一块,每年霍普金斯大学为“中心”购买2000册英文书,主要方向就是关于中美关系研究这一块。此外,我们的藏书更新快,美国学界在上述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专著,都通过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的购买而进入我们“中心”,我们跟美国学界在这个领域是同步的——他们的新书一出版,就买两本,一本在霍普金斯大学,一本就分到这儿来。国内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往往都到“中心”来查资料,因为我们是最新最全的,其他机构的图书馆在这个领域可能最近五年的藏书不是很全。
中心图书馆阅览区。
使命:从“不出国的留学园地”到“中美青年领导者的摇篮”
燕 舞:“中心”为人称道的一大特色,无疑是“中国学生由美国教授授课,国际学生则由中国教授授课”。这种授课模式和师生互动最初可能还是为了帮助中国学生学英语、国际学生学汉语,但外语的掌握毕竟只是为外国文化的“在地”体察和学习提供一种基础性工具,在直接出国留学变得相对便利的当下,“目标语言”教学政策较之于“在地”留学的优势是不是也在下降? 你们如何保持“不出国的留学园地”的早期优势?
何成洲:“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还是独一无二的,其一表现在“目标语言”教学层面——外国学生希望讲好中文,中国学生则希望讲好英文,他们都希望跟对方交流。但也要有一个平衡——你老跟我用中文交流,那我的英文怎么办?老跟你用英文交流,我的中文水平要不要提高?大家随时转换语种,都互相帮助,这也是“中心”养成的一种教育文化。
此外,不是所有学生都愿意出国,也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出得起国。我们“中心”有这样一个知名度、传统,有些觉得在国内学习也挺好的优秀学生还是很看重这一点的。这次以三十周年庆为契机,我们最近一直在思考“中心”的使命到底是什么。长期以来,它的一个使命尤其是对中国学生而言,就是“不出国的留学园地”,这是“中心”的一个特色和优势。从这次三十周年庆典开始,我们用一个新口号表达的新使命,就是“中美青年领导者的摇篮”,这是我们将来一段时间里要重点强调和强化的。
如果“中心”迄今30年的发展历程硬要划分出几个时段来,2006年是一个分水岭和里程碑,之前“中心”主要是开设一年制的证书班项目,只有一座老楼;2006年开始新增联合硕士项目,新大楼也是这一年建起来的。最近两三年,我们新开了一个能源、资源和环境项目,希望“中心”更加契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加多元。如果说“中心”在2006年以前的第一个阶段的人文气息比较浓厚,那第二阶段硕士项目的增加,就让我们的社会科学比如经济学、法学等学科到加强和重视。到了最近两三年这第三个发展阶段,我们更加关注目前的世界热点问题,以期能够更加满足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胡晓进、杜华、宋韵雅、李巍四博士对本专访亦有贡献,谨致谢忱!)

netease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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