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5 - 16:00
主持人：
- 彭博总编John MICKLETHWAIT
讨论嘉宾：
-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
- 洛克菲勒金融公司总裁、CEO、美国前副国务卿Reuben JEFFERY III
-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李剑阁
- 泛美开发银行行长Luis Alberto MORENO
- 标准普尔全球首席经济学家Paul SHEARD
- 野村证券前会长氏家纯一
主持人（John MICKLETHWAIT）：非常感谢大家来到这里。我们的讨论议题是全球通缩来了吗？听起来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你看看全球的情况，日本是0.4%，欧元区也是，美国是1.2%，中国是1.6%，一会儿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再看看PMI，中国5年来一直往下掉，这样我们会问出一系列的问题，中央银行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火药来实现这些目标？
主持人（John MICKLETHWAIT）：我们一会儿请教日本的情况，另外我们有没有政治意愿和秩序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还有其他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这些都无所谓的，通胀当然是很危险的，但通缩是会带来毁灭的。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五位非常珍贵的嘉宾：
主持人（John MICKLETHWAIT）：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 洛克菲勒金融公司总裁、CEO、美国前副国务卿Reuben JEFFERY III；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李剑阁； 泛美开发银行行长Luis Alberto MORENO；
主持人（John MICKLETHWAIT）：标准普尔全球首席经济学家Paul SHEARD； 野村证券前会长氏家纯一。 首先想问一下Paul，现在全球通胀有多严重？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最后剩半小时是问答环节。
Paul SHEARD：说到什么是通胀？对于央行官员和经济学家来说，是否会持续通缩？现在出现了去通胀，但不是完全的通缩，也不是真正的全球通缩。另外，全球是否出现了通缩的风险？特别是日本过去20年有没有出现？如果今年年初你问我这个情况，之前是全球危机，出现了小和衰退，如果那时候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会更担心，但现在通胀数据在全球都下降了，特别是由于大宗商品和石油价格的下降。
Paul SHEARD：经济学家和央行官员会区别综合通胀率，也就是跟CPI相关的，一般是2%的通胀目标，以及核心通胀率之间的区别。特别是油价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性比较大，有时候看起来是通胀，有时候看起来是通缩。政策制定者和央行行长会看一些核心的通胀率，有些时候超过了这个目标，但不至于让人担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就是通胀的预期，公众认为未来的通胀是多少？
Paul SHEARD：可以是正的，可以是负的，可以是低的，但公众对于综合的通胀率是否有预期，希望它往下走呢？这是政府和政策制定者要关心的，他们是否有有效的共聚合决心把通胀控制下来？我们有一些想法，一会儿我会继续说，现在我觉得全球通胀风险是否有？这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主要是央行是否有能力管理好这个问题？
Reuben JEFFERY III：我认为全球的央行是否有能力？是否进行了协调的行动？他们在进行全球流动性的注入。说到通缩，总理先生和Paul昨天都听到了教授的说法，有三个工具，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结构改革来进行再通胀。有一些政治方面可以有一些结构性的改革和财政政策，这两方面是更难做的，而央行行长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去通胀。
Reuben JEFFERY III：回到基本的问题，为什么通胀非常重要？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说通缩有什么不好的？价格都更便宜了，有什么不好？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如果一直通缩的话，会对消费者的心理、消费行为，以及影响消费者的投资行为，他们会推迟进行购买和投资的决定，会进入恶性的循环，会影响到公司的利润，以及员工工资的增长、就业的增长。
Reuben JEFFERY III：另一点，现在世界在讨论公共和私营部门债务的问题，如果出现通胀是不行的，因为要还债，出现通缩并不是很好。所以现在的政策是否行之有效？很难有一个很明朗的回答。今天早晨我们听到了主旨演讲，连续7-8年经济增长缓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这些数据比较乐观，能源价格以及技术的大宗商品价格也比较低。
Reuben JEFFERY III：核心通胀率和其他的测量数据好像都是2%上下徘徊，失业率现在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GDP增长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比较稳定、启稳的迹象。耶轮也再说是否要加息？如果现在的预期继续，我们会在下一轮加息周期的时候考虑是否需要加息，这样就把全球货币宽松的情况以一个比较积极的角度来看待。
主持人（John MICKLETHWAIT）：现在有很多债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日本长期以来都在通缩的环境中，氏家纯一能从日本的角度讲一讲您对通缩的看法吗？
氏家纯一：正如您所说的，日本长期以来处于通缩周期之中，已经有1998年了，从1998年就开始通缩了。1996年的时候很多物价指数都下降，包括汽车等其他商品的销售都在下降。在1997年出现了汇率的危机，同时还出现了本土的金融危机，1998年就进入了通缩。通缩后日本央行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他们的政策是零利率政策，在1999年的时候开始实施。2000年的时候开始了量化宽松的政策，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氏家纯一：但日本央行没有那么大的实权，同时货币政策并不前后一致，日本政府也没有很好的进行干预。日本的财政政策实施是非常难的，但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长期的滞胀究竟带来什么风险和问题呢？现金为王，特别是家庭、企业、投资者，他们都这样认为，特别是随着价格的下降。
氏家纯一：通缩和民意工资的下降密切联系的，当公司的经理认为无法提高产品价格的时候，他们会不断地降低成本，包括员工工资，带来了日本的变化。而且过去15-16年，每年都在减少奖金，用季节性员工替代长期雇员，因为临时雇工比长期雇工的工资低，这造成日本劳动力的民意工资水平不断地下降，使得他们的大宗消费、购物不断地减少。
氏家纯一：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日本的经济陷入了停滞的环境当中，消费者开始停止购买大宗产品，经理不加薪，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主持人（John MICKLETHWAIT）：我想请教李院长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中国处于非常奇特的位置，中国的PPI下降的趋势没有得到扭转，但CPI的状况又不是太糟糕，您能不能讲一讲中国形势什么时候会好转？
李剑阁：中国PPI是47个月的负增长，也就是说从PPI的角度来说，中国确实面临着通缩的形势。刚才也提到CPI没有到最糟糕的情况，也是这几年最低，但没有到负数，可能是百分之一点几。CPI要做分析，大部分的听众都是中国人，感觉到生活在中国很多东西都在涨，但CPI又不高，原因是结构性的，和我们的统计方法也有关系。事实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还是在不断提高的，跟刚才氏家纯一先生所说的有些不一样。
李剑阁：我们的PPI在下降的时候制造业的过剩产能企业，工资增长缓慢、奖金减少，但新兴行业，包括服务行业，包括每个人都面对的家里的保姆等服务型行业工资涨得非常快。所以你光从CPI来看中国的情况，有时候还看不太清楚。我想说的是中国的通缩原来从来没有认识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从来没有碰到过，至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没有碰到过通缩。
李剑阁：所以在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或大部分学者，我们始终把通货膨胀看成是老虎，非常害怕。一直到1997年中国政府认为政策最、最重要的重点放在防止通货膨胀上。1998年中国第一次碰到了通缩，特别是PPI往下降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中国政府在那时候才认识到还会有通缩。因为过去在计划经济的时候中国价格长期是稳定的，但稳定以国家控制为主，那时候我们叫做隐性的通货膨胀。
李剑阁：90年代初期由于价格的全面改革，曾经出现过20%的通货膨胀率。短短的几年内很快的PPI到负数，因为中国面临着亚洲金融危机。这时候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者第一次感觉到原来通货膨胀虽然可怕，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通货紧缩更可怕。大家回忆1998年的时候中国做了非常大的政治调整，从全面“双紧”政策，就是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一下子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次面对通缩。
李剑阁：应该说中国政府对通缩的问题上经验不是很多，因为过去见得很少，但2008年以后到现在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又一次碰到了通缩。刚才提到47个月PPI一直是负数，那是将近4年的时间。我想回答的另一个问题，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政府都是用货币政策对待通缩，好像是短时之内比较行之有效的政策。
李剑阁：但大家注意上海G20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示各国政府的货币当局，现在全球都有一种过分依赖货币政策的倾向。后来我也发现其他国家的央行行长也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过分依赖了货币政策？通过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解决通缩问题？从中国现实讲，中国现在已经意识到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是不行的，必须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主持人（John MICKLETHWAIT）：德维尔潘能不能作为一个回答？作为一位欧洲人，通缩正在降临欧洲，甚至很多人说欧洲很多地方已经有通缩了。
德维尔潘：我非常同意刚才几位访谈嘉宾刚才说的，主持人提到了欧洲的问题，我认为通缩是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在通缩面前独善其身。所以出于多个原因，很多访谈嘉宾都提到了，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以解释通缩问题的抬头。首先是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脱节，我们在金融体系当中注入了很多资金，但这些资金不能够到需要资金的人手中就会产生泡沫，我们现在有很多泡沫，但没有产生新的投资形成。
德维尔潘：第二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互联网对于传统经济的颠覆，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技术革命居然带来了那么低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现在可以说全体经济Uber化，但基本没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是的，由互联网带来的技术革命，但基本没有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很多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
德维尔潘：2008年大部分发达经济体都走向饱和了，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地区、整个大洲在出现饱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战略，这样能够把资金引向欧亚大陆，使得需要基础设施的国家得到投资。
德维尔潘：我认为欧洲在处理难民问题的时候完全是盲目的，没有能够思考欧洲应该怎样在非洲创造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只有这样才能最好地解决伊斯兰主义和恐怖主义，也能够减少需要来欧洲找工作的难民数量。如果在当地建学校、医院，非洲大陆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都非常难，这样完全可以改变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德维尔潘：还有周期性的问题，我们看到大宗商品价格像油价持续低迷，这对于全球经济也是负面因素。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经济破坏螺旋式的下降、螺旋式的重复，我们还有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对欧洲国家来说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低工资、低消费、物价下降，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下降螺旋，并且带来了人们对这个体系的不信任，这样我们会有整整一代人，欧洲20多岁的人找不到工作，没有未来，买不起房，好房子连租都租不起。
德维尔潘：年轻人觉得一切都垮了，未来被剥夺了。我们的风险是如果社会充满了这样的问题，没有前景的话，风险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是政治性的问题，最终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够有能力独立的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全球治理和团结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们有G20。但大部分的全球治理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大家都在自行解决自己的问题，美联储在自行其是，没有想到他们做的事情对新兴市场的影响，欧央行自行其是，亚洲也一样。
德维尔潘：我们已经进入到新的世界和新的体系当中，有三大货币，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但是我们没有能够以一种全球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是在桌子的一角自行其是，埋头我做自己的工作，没有考虑其他人在做什么，因为我们要处理的问题都是全球化的问题。
主持人（John MICKLETHWAIT）：您非常准确的描述了问题，如果你是三支主要的力量之一，我们知道央行在印发钞票，但这样的资金没有到实体经济当中，我们要怪谁？金融业？
德维尔潘：我个人认为今天需要更多的治理，但我们必须的工具还不够，G20的工具力量不够，我们需要G3，美国、中国、欧元区要团结在一起，三个地方的政府和央行要团结在一起，一起来解决我们要走向何方，应该采取什么战略？
主持人（John MICKLETHWAIT）：这个问题主要是各个央行之间的问题吗？
德维尔潘：我觉得可以进行一些流动性的改革，改革必须要放在日程之上，而且要特别重视。“一带一路”的项目。现在评级机构有很大的，现在的钱不是送到雪中送炭的地方，没有钱的地方中小企业没有钱，需要钱进行投资，不需要钱的人反而有很多的钱。这个世界是很愚蠢的，我们必须要改变人们的心态，处理这些问题。关键的解决方案是要让投行、投资者以及评级机构都要进行改变。我们这个世界需要统一也需要多样性，特别是治理方面。
主持人（John MICKLETHWAIT）：Paul你回应一下。
Paul SHEARD：说到政策，2008年全球金融系统出现了心脏病，全球出现了大萧条以后最严重的衰退。欧元区降低了6%，日本是9%，美国也降低了接近4%，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宏观的经济政策，需要稳定化的政策。如果需求不足的话，就会导致失业率上升。比如说欧元区12%，美国是10%，日本不太一样，但还是非常严重。
Paul SHEARD：不光是现在，未来也是一样。如果说长期失业，他们的技能就没有了，他们就离开了劳动力市场，就会出现长期的对经济体的伤害。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总需求的政策改革，不光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两手抓，管理好我们的资金，这是相辅相成的。
Paul SHEARD：比较悲惨的一点是2008年危机以后全球的学术界和央行宏观政策都觉得要用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他们认为财政政策应该是70、80年代的问题。刚才讨论到了，现在钱都没有注入到实体经济当中。
Paul SHEARD：简单来说，央行降息使得私营行业的借贷成本下降。2008年的时候是一个长期的去杠杆的开始，楼市价格下降的时候当时出现了债务的积压。在宏观层面出现债务的积压，只要想一想就知道，说明货币政策在推动新的借贷方面并不是很有效，因为大家已有的债没有还完，不可能再借新的债务。
Paul SHEARD：所以在推动总需求方面，财政政策是很有用的工具，因为财政政策能做的就是空降的钱，刚才德维尔潘总理也说了，不一定是空降的钱，不一定是政府直接把钱通过减税给到大家，人们可以使用这个钱还债。但政府可以通过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其他政府的花费，把钱注入到实体经济当中去。
Paul SHEARD：政府可以进行供给侧或结构的改革，以刺激总需求的增长，政府现在不愿意使用财政扩张的政策，而2008年、2009年用了一个刺激政策，也是有效的，但大多数其他的国家都使用了财政整顿。现在他们在考虑如果能零利率，现在日本、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是名义的负利率，而且是10年，达到2%的通胀目标，对政府来说他们需要借钱来推动生产力的增长。
Paul SHEARD：现在央行已经没有弹药了，他们不能做太多的QE量化宽松，但他们需要新的火药来推动经济。
主持人（John MICKLETHWAIT）：你的意思是指负利率是有用的吗？
氏家纯一：也没有那么长，我们和ECB、欧央行和其他北欧国家相比，我们的负利率并不是很长，上个月才开始。日本央行是反应迅速的，政府国债的收益率下降了，还有收入的转移，他们国债发债率可以是负的收益率。
氏家纯一：说到收入不足，日本政府率先进行了量化宽松，但很多家庭已经积累了很多债务，他们基本都是用新的钱拿来还债，或者把钱都存着我们需要忘记不好的回忆，让他们用投资来刺激需求。过去3年日央行和日本政府给了私人银行业特别多的压力，要求提高工资，也确实提高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主持人（John MICKLETHWAIT）：你跟银行的关系最紧密，你认为是否应该要关注银行？
Reuben JEFFERY III：我不能怪哪一方，银行或其他我认为都不应该怪。负利率是无限的量化宽松，量化宽松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从心理角度来说，消费者层面负利率没有什么意义，没有逻辑，银行系统也会有很大的问题，不愿意发生负利率，没有办法把成本转嫁给储户，他们的利润率也会受到影响。另外还有所有银行都要进行资本重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就惜贷了，这会违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初衷。
Reuben JEFFERY III：很多嘉宾说到了一点，我们现在只用了一个工具，而没有一个更宽泛的综合战略或工具。比如说美国，总理刚刚说了，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协调，需要一个意见领袖，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不光是在美国，现在美国就是缺乏政治的共识，没有一个结构改革的共识。国家领袖也没有进行这样的表率，把钱给到人们，让人们的钱包鼓起来，或者是其他带来实效的刺激经济的，或者是恢复信心的措施。
主持人（John MICKLETHWAIT）：德维尔潘总理您怎么认为？说到欧洲、法国，哪个地方应该让他们的钱包鼓起来，让他们进行消费？你们那边的货币政策很宽松，但似乎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您认为英美模式是否有效？
德维尔潘：法国政府一直愿意抑制债务的增长，几十年来都是一样的，我们希望强有力的扭转趋势，我相信大多数法国政府的政府官员、政策制定者都深信刺激政策在整个欧洲层面都是有必要。不幸的是法国和德国没有取得共识，从历史上他们就有一些通胀的风险，所以他们认为换了一个政策。这对德国是比较好的，因为德国利用了其他国家的劣势，对于其他的欧洲经济体来说是不好的，长期来说对于德国经济也是不利的。
德维尔潘：对政府来说问题在于，不是你一个人做对事情就好了，像法国可以提高流动性，我们需要欧洲层面的刺激政策，这样所有的欧洲经济才能受益。现在不是把钱注入到经济体当中，而是要进行有效的注入，这样才能带来就业。所以我们需要基础设施的战略，包括创新和科技进步，这是容克计划的目的。但是大家比较失望，容克计划实施得不是很好，在欧洲层面刺激计划是不够的。
德维尔潘：欧洲对于非洲来说富有责任，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非洲发展责任，无论是出于经济目的、历史目的还是政治目的也好，我们提高非洲的产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面临衰退的风险，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国可以进行的方向。欧洲法德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他们没有远见克服现在的困难。
Paul SHEARD：总理说得非常好，确实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觉得重要的是，欧美、日本、中国，欧元区是非常不同的，是一个货币统一的联盟，但财政和政治是不统一的，所以在欧元区的货币政策能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法国并没有自己的货币政策，法国肯定在欧洲央行有一定的话语权，每一个欧元区的国家没有自己的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他们只能够用欧元和其他国家的货币之间有汇率。
Paul SHEARD：无论是法国还是其他的欧元区国家，我们以法国为例，财政政策又没有足够大的灵活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让每个都穿上紧身衣。欧债危机带来了这一模式的危机，大家会问到欧元区的财政问题，财政政策的解决问题，但欧元区没有一个政治的框架，能够大规模的、快速的带来财政政策的改革。
主持人（John MICKLETHWAIT）：李先生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谈到了很多其他国家的情况，政府经常被指责说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中国政府的长远规划是最全面的，中国是不是被证明比其他国家更成功的应对通胀？通缩应对方面，是不是中国应对体系更成功？
李剑阁：中国原来的体制，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对通胀什么办法，什么东西缺就发票，让大家买不到，价格也不会涨。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通胀是非常有办法的，但对通缩的经验不是很多。1998年和这次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说经验还是不太多，正在摸索当中。可能你们今天上午听到中国总理讲到，这次不能完全依靠货币政策解决经济增长放慢的问题，更多要采取财政政策。
李剑阁：上午他特别提到，尽管2015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放慢了，如果扣除历年国有企业利润的上交，税收基本持平，有些地方是下降的。尽管在中国财政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今天总理特别讲到我们要下决心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和交费负担。可能有些外国朋友不一定听得懂，税收负担比较容易听得懂，费是被公认的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等，企业有相应一个比例交费，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降低上交的比例，也是减轻企业的负担。
李剑阁：我们的确在最近的事件当中，包括1998年和2008年碰到的PPI连续下降的情况，CPI非常低的情况下，感觉到老百姓的预期往往是正反馈的。也就是说如果通缩出现以后应该是扩大消费，如果老百姓觉得今天的钱明天会更值钱，会更不舍得花钱，消费就下来了。
李剑阁：记得90年代中国曾经出现大规模的抢购，如果他觉得明天的钱变得不值钱，今天就是花钱，越是通胀预期的时候老百姓越花钱，越是通缩预期老百姓越是不花钱，所以我们应该打破居民的通缩预期，让他们感到经济会增长，某些方面的通缩是局部的。现在中国老百姓的心态比较复杂，有些因为看到的房价、房租和服务性价格在涨，他不完全形成了通缩的预期。
李剑阁：另一方面，中国经常说PPI下降的原因是产能过剩，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完全是产能过剩的问题，有时候是产业升级的问题。现在中国人的消费跑到国外去了，跑到邻国日本去买各种各样的日用消费品，就不一一列举了。说明中国供给侧的改革还大有空间，如果提升我们的制造能力、制造水平，中国还有很大的消费潜力可以发挥出来，谢谢。
主持人（John MICKLETHWAIT）：我们现在开放提问，请大家提问之前首先自报家门，言简意赅、切中要点。提问：我的问题提给李剑阁先生，注册制的推出要先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您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建立成什么样的程度就符合注册制推出的条件？在时间是否有期许？毕竟注册制的推出我们期待了很多年，这一次说法出来以后是否又要等上很多年？
李剑阁：主持人对这个问题肯定不太感兴趣，你知道中国的财经记者得着我在场的机会都愿意提股票市场的问题，总是要跑题，今天主要讨论通缩的问题，他一见到我们在场就要提资本市场的问题，跟今天的主题没什么关系。我想说的是刘主席在“两会”期间的谈话中非常清晰的向社会表明注册制是中央政府明确的资本市场的改革目标。
李剑阁：但这个目标的表达是需要配套条件的，只有这些配套条件成熟以后，注册制才能推出。如果单兵突进，可能市场不能承受。他的话我们还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因为他讲这个话之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个伪造的，冒名顶替的刘主席的文章，说注册制在全世界除了美国和英国以外，全世界就没有注册制，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走向注册制是一个伪命题。
提问：我来自印度的比拉尔公司，弗里德曼说通胀是无处不在的货币现象，通缩也是一样吗？另外，巴西和印度的通胀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为什么我们没有感到其他国家的波及效应呢？
Paul SHEARD：弗里德曼说通胀现象是无处不在的货币现象，当然指的是通胀+通缩了。弗里德曼的意思是通胀是一个总体的价格水平，是一个名义上的变量，不是实际的变量。你可以把社会当中所有的资产做一个重新的计算，名义上可以上涨10倍，但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变化。政府和央行应该以名义价格水平为目标，这是弗里德曼讲的一层意思。
Paul SHEARD：我另外还想讲一个意思，刚才谈到了日本的情况，在安倍经济学当中日本央行放弃了宫泽喜一的观点，宫泽喜一的观点和弗里德曼的观点一样，宫泽喜一认为日本的通缩是因为人口缩减，实体经济的因素造成的，而不是由货币政策来解决的。新的央行行长又回到弗里德曼的体系，在日本进行尝试。
Paul SHEARD：弗里德曼的另一个观点，他在阐释货币现象的时候，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决定是通胀还是通缩，应该把货币+财政政策，而不是讲货币政策本身。 另一个问题是巴西和印度，巴西和印度的通胀率都较高，之前我也谈到过，通胀的决定因素是通胀预期，如果通胀预期被确立，整个经济体都认为通胀会不断地上升。像沃尔克就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措施，缩减了通胀的预期。他如何制造了一场衰退呢？
Paul SHEARD：巴西一方面在衰退，另一方面在高通胀，我们将其称为滞胀。一方面在用货币政策解决通胀，同时又需要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无法同时做到两件事，我们需要把之间的联系搞清楚，在汇率灵活的世界当中，巴西不会把自己的通胀输出到中国来的，这是由于汇率的关系。
提问：全世界在量化宽松，如果我们看一下拉美的情况，有量化宽松，但货币在大幅度的贬值，通胀在居高不下，经济又在衰退。我想问氏家纯一先生，日本利率为负，但日元升值了，日本同时在通缩，显而易见Pual说的是对的，不能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我们要有货币政策、立法、财政政策一起发挥作用。不同的是中国中央政府非常强大，他们可以促使银行去放贷，还有其他的工具。
所以我对于中国政府有很多信心，因为他们手里有很多的政策工具，也没有像所谓民主国家机构之间的互相制衡，能够更加有效地应对危机。
氏家纯一：在提高货币供给量的时候要和其他的资本，无论是外汇、股市、楼市，如果是提高日元的价值，相对于日元来说都是贬值，那日本央行进行的货币宽松，其他的资产价值都会上升，包括楼市、股市等等。日本央行刚刚开始了负利率，实际上现在有一些比较创新的量化宽松，但我们没有进行这样的量化宽松。
氏家纯一：我们3年以来进行了一个新的政策，而且这个势头也是比较好的。日本央行、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是不是会进行合作？我还真不知道。
提问：我想问一下德维尔潘先生，您刚才提到新技术没有带来真正的就业增长，您提到了“一带一路”、G3，美国、欧美和人民币的货币市场，我想问欧洲、亚洲和美洲如何在G3的合作机制下，包括“一带一路”来提振实体经济？减轻通缩的风险？谢谢。
德维尔潘：我认为需要不同的战略组合，也就是各位嘉宾所提出来的，改革是关键。我们要继续进行改革，我今天早晨很高兴听到李克强总理在发言当中提出要进行强有力的改革，改革是关键。我们在欧洲改革方面特别缓慢，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因为经济不断地在改变，世界不断地在改变，所以改革是必要的。我们有非常好的、强有力的类似“一带一路”这样的战略是非常重要的。
德维尔潘：因为你在这边会有一些好的投资，其他的邻国可能会有很好的投资，比如说你可以在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其他国家进行投资，就会带来稳定，就会带来就业，也可以出口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系列的推动经济的因素，我觉得要和其他国家一起共享经济增长，我们现在做得不够。我们一直忘记了欧洲以及其他世界地方，包括中东的发展，光想到了石油价格，忘记了他们的发展。
德维尔潘：实际上发展可以带来稳定，也会带来所有的增长，所以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是创新的战略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带来就业。你在全球会看到欧洲、英国、德国、法国、瑞典，有很多的小企业，他们有很多很好的想法，他们需要融资，他们也应该得到这些融资，把他们的想法付诸于实践。我觉得新的技术背后，比如说像Uber这样的公司，推动这些公司就可以带来更好的就业和生产力的增长。
德维尔潘：所以要整合不同的因素帮助我们向前进，要有很好的社会环境，更令人满意的环境。大家一定不要忘记，如果碰到通缩衰退的时候就会带来战争，不光是恐怖主义，还会有战争。因为这些国家实在不行了，这些政府实在不行了，他没有办法给人民交代，他们只能使用战争武器了。他们说这不是我的问题，而是另外一个国家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打仗。所以我们需要团结，需要更多的想法，需要很多的项目工程，来推动稳定和增长。
主持人（John MICKLETHWAIT）：您说的战争这一点非常有意思，现在的经济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大家是否都同意？
Reuben JEFFERY III：说到新经济带来的意义，无论是阿里巴巴，还是优步化，还有人工智能，这对于全球主要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结构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对于政策制定者以及商界人士来说，我们都特别专注于危机之后短期的问题。但实际上很多的工作由于新技术的出现都已经淘汰了，但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比如说美国，我们的工资一直不上升、不上涨、不平等，问题很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Reuben JEFFERY III：一方面是由于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是经济的转型，从长期来说如何适应由于创新带来的改变？今天早上我们听到李总理以及其他嘉宾说到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变化，无论是规模还是内容，现在是更多样化的，消费内向型的经济增长，推动价值的增长。李总理说得也很对，我们既有挑战，也有机遇。其他经济体呢？他们有不同的挑战，就是面对技术带来的挑战。到底如何来解决？我也不知道。
Reuben JEFFERY III：说到技术，如果你直接说它不好是很容易，但我们需要寻找到转型的解决方案，支持技术创新、经济增长，这跟中国经历的技术转型是很想象的。
提问：您刚才讲到中国对待通胀比较熟悉，您说到中国供给侧改革大有可为，您个人认为中国现在的政府十年任期内，在2022年大换届之前是否能完成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有没有风险？或者最核心的挑战是什么？谢谢。
李剑阁：你这个问题对我来说问题很大，不太容易回答，让我评价现任政府的政绩是比较敏感的问题。但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今天李总理讲到我们的工具箱里有很多工具可用，我们没有到山穷水尽的程度，而且我们有足够的政策储备。另外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企业有很多潜力没有发挥出来。
李剑阁：通过供给侧改革和其他结构性改革，企业还可以焕发出更多的活力。这一次大会的主题是新活力和新愿景。至于说他们的任期内能不能完成？我认为中国改革永远在路上，我不认为什么时候能完成，可能一直会做下去。我希望这个任期内会做得很好，应该会有没完成的任务留给下面的人继续干。
提问：我想问一下李董事长一个问题，您作为汇金的董事长，关于债转股的事情，几大银行会是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我觉得可以跟现在的通缩形势挂钩，您说到通缩不能用货币政策解决，债转股可以算是供给侧改革去杠杆中的一环，所以想听听您的态度。
李剑阁：中国去杠杆和债务问题的时候最近提出债转股，债转股是1998年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时候采取过的办法。这个办法据我所知也是跟当年美国在拉美产生的很多债务，最后拉美国家没办法换了，所以用债转股这个概念。现在跟90年代的基本思路是一样的，据我所知目前没有大规模债转股的计划，还是非常谨慎的试点。而且在债转股的过程中不是简单把债务废掉，而是要加强借款单位公司的公司治理，让他有更好的机制能够改善经营。
主持人（John MICKLETHWAIT）：非常感谢大家的倾听，也感谢大家的分享。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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