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刚：建议提升农村地区儿童安全教育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在《关于提升农村地区儿童安全教育工作的提案》中提出，用法规明晰儿童安全工作的权责，推动农村地区学校敢于开展安全教育；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创新农村儿童安全教育并推广；推进建设基层儿童保护网络，发挥村社在儿童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宣传“以孩子为主”的儿童安全观，用“尊重”的态度促进农村儿童安全教育开展。

以下为提案具体内容：

儿童安全，尤其是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安全，是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学校、家庭、企业、社会组织都非常关心的大事。近期，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全社会关爱保护儿童的意识普遍增强，儿童成长环境更为改善、安全更有保障，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的时间表和行动计划。

要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的计划和目标，就要充分结合基层儿童安全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拿出儿童安全具体措施，创造有利于儿童安全的社会环境。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转型，危害儿童安全,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安全的事件时有发生，儿童安全工作面临着新形势和新挑战。伊利集团从2012年开始，持续实施“伊利方舟”儿童安全公益项目。四年来我们深入我国各地，尤其是贫困偏远地区、留守儿童多的农村地区，在全国25个省份举办了70多场儿童安全教育活动，为数十万名西部农村儿童送去实用的安全知识和物资和儿童安全教育解决方案。2014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本人也曾提交《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安全建设的提案》。近两年来，经过持续的考察、调研，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了我国儿童安全教育,尤其是农村地区儿童安全教育的实际问题，有如下看法：

一、我国儿童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儿童保护法规笼统，权责不清晰，导致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不敢作为。

我国早在1991年就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12年又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了第二次修订。加上其他涉及儿童安全的法律法规，以及教育部门下发的大量文件，涉及儿童安全的法律法规有20多部。

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越是农村贫困地区,在安全事故发生后，第三方权威机构介入越是不足，信访不信法现象越多，校闹事件越多。有的农村地区学校的领导、教师反映,迫于安全压力，害怕出事，学校取消了跳高、跳远、单杠、鞍马等相对剧烈的体育运动，外出郊游更是成为奢望。在这种“害怕出事”的教育环境下，除了课本知识，教师能少一事少一事，能不开展活动就不开展活动，免得担责任、丢饭碗。这反而导致了留守儿童的安全教育工作“越怕越难，越难越怕”。

分析上述问题，我们认为关键在于现有法规条款比较笼统，九龙治水，对儿童安全的权责界定不清晰，这导致了学校不敢作为。

（二）留守儿童家庭安全教育缺失，有效监护不足。

儿童安全的第一责任在家长，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而社会环境造成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正是在这个环节上有缺失。

当前我国的农村大量外出务工人员将养育孩子的责任甩给祖辈。而祖辈往往安全意识淡薄，把教育和安全监护责任推给学校，造成家庭安全教育缺失。这样孩子一有安全意外，就找学校问责。造成很大安全隐患。从拐卖儿童这一事件来看，大多数的有机可乘，都源于家长的缺位和卸责。由于信息不对称，留守儿童家长很少参与学校安全教育活动，在一些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大多数学校的家长委员会仅仅挂牌，未发挥作用。

（三）贫困地区财政力量有限，留守儿童安全工作“不能”、“不要”多，“主动”少。

由于农村、贫困地区财政支持学校“人防、物防、技防”建设力度有限，地方教育部门的工作一般是发文、开会、督查，层层签订责任状。涉及校园外的儿童安全综治工作，公安、消防、食品监管等部门往往只被动参与、不主动治理。这导致西部农村地区的儿童安全教育，隐患排查多，改善落实少；枯燥宣讲多，生动教育少；强调“不能”、“不要”的多，学生自主认知少；缺乏安全教育的社会实践活动机会。

二、改进我国儿童安全教育和社会治理的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为更好地推动我国儿童安全保护工作，结合国外先进经验，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完善儿童安全法律法规，明晰儿童安全工作的权责，用法制化推动农村地区学校敢于开展安全教育。

建议立法机构重视对现有儿童安全法律法规的汇编清理工作，推动我国儿童安全法制统一。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框架下，由国务院制定出台《儿童安全工作条例》或《学校安全工作条例》，将政府、学校、家庭、企业、公民等在儿童安全教育和治理中的权责、奖惩、组织保障、财政保障等加以明确。

委托专业机构制定国家层面的学校安全标准，纲举目张，推动地方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根据实际开展学校安全的标准化建设。在保护儿童权利的同时，建议特别针对西部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加强儿童安全事故处理的法制化进程，以法律保障来推动西部农村学校敢于开展安全教育。比如由教育部门牵头，设立儿童安全中心，与司法、保险等机构共同公正处理事故责任。

在《儿童安全工作条例》中，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的精神，进一步明确监护人的责任，以及促进监护人主动履行责任的手段。

（二）结合农村地区实际情况，创新儿童安全教育并推广经验。

学校是儿童安全教育的主阵地。建议教育部门结合各地，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加强儿童安全课程开发、课件分享、活动创新和师资配备，支持开展更多参与式、体验式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学校组织儿童走出课堂、走出学校、走进社会。

支持政府和学校，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的政府和学校，结合自身实际开展儿童安全技能比赛，组织学生对学校、家校途中的各种隐患进行实地调查分析，与教师共同参与学校安全建设。

（三）推进建设基层儿童保护网络事业，发挥村社在儿童安全治理中的作用

学校外的儿童安全属于社会公共安全范畴，应由全社会或整个地区的力量共同参与保护，在政府财政力量有限、社会情况复杂、孩子居住分散的西部农村地区，村社等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更有着重要作用。

建议地方政府与公安部门合作，发挥村社在儿童安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学习日本的“110之家”，将学校附近和儿童放学回家沿途的村社组织、热心商户纳入儿童保护防范体系，儿童上学或放学路上遇到危险，可迅速到这些村社、商户求助，村社、商户有责任及时通报警方。并与草根公益组织、热心志愿者合作，面向家长或监护人开展更多安全教育亲子实践活动。

（四）宣传“以孩子为主”的儿童安全观，用“尊重”的态度促进农村儿童安全教育开展

儿童安全与否，关键在于儿童自身是否具备基本的生存能力，是否能够自主识险避险、自护自救。大人对孩子最好的保护，就是教会孩子自我保护。开展儿童安全教育和社会治理工作，关键在于观念的改变。要纠正当前认为儿童只是被动受保护对象的观念，充分认识到儿童也是积极主动的权利主体，儿童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

要加强舆论宣传，通过各类媒体报道、电影电视、公益广告等传播儿童保护理念，增加更多儿童安全常识普及内容，让更多农村儿童的安全教育以自我教育、同伴教育的面貌出现在大众媒体的议程中，而非让农村儿童仅以“受害者”、“被救助者”、“接收者”的形象出现。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儿童安全观，用保护和尊重的态度开展农村儿童安全教育，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