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先生）
网易财经12月14日讯 2016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论坛主题为“大国图新 重启增长”，经济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经济改革，网易财经全程直播。
在“圆桌对话:下一个五年”上，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先生表示，中国经济减速的问题被夸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依然是良好的。现在的4%的增长率等于25年前的40%，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体量）是25年前的10倍。
黄有光认为，6.5%的经济增长率是否能够维持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解决其他的问题，包括环保、收入分配差距、腐败、食品安全等等。假如这些问题如果能解决，3%的增速就很高兴了。
以下为论坛实录：
主持人：谢谢！确实如您所说，如果地球有百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灭亡的危险都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今天论坛的现场大家也许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截止到目前论坛的主题涵盖了外交、金融、地产、环保，在这个平台上荡漾着的普通话有来自北京的标准普通话，也有马来西亚口音的普通话，也有香港的普通话，其中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包含着如何找到中国大国图新，重启增长的方向，接下来的时间邀请在座的各位继续聆听，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现场将会开启一场重磅的圆桌论坛，如果说刚才几位嘉宾的分享是从宏观层面上，接下来将会从中观，乃至微观的层面为各位畅想中国经济的下一个五年。
掌声有请参与圆桌论坛的诸位嘉宾，首先要欢迎的是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先生；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先生；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先生；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先生。最后会把这场重磅的论坛交给嘉宾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的院长姚洋老师，欢迎您！今天还有一位重磅的嘉宾，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先生，有请诸位登台。
姚洋：开始下一轮的圆桌对话，这一轮的圆桌对话有重量级的嘉宾参与，主持人给了我很多的问题，我想把问题集中在三个领域。
第一，“十三五”期间增长率的问题，大家知道明年是“十三五”破题的一年，我们提出来到2020年人均收入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番，最低的增长速度应该要达到6.5%，这个速度是否能够达到，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疑问。我们看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大概是相当于日本1970年、1971年的水平，但是日本从1973年到1993年这一段的增长率只有3.5%，当然，1993年之后就几乎没有增长了。从世界的比较来看，要保证6.5%的增长其实还是具有挑战性的。五位嘉宾会有很多的意见。
第二，资本市场，大家都知道今年资本市场发生股灾，明年有一些利好的消息，上海科创板要开，注册制改革要推进，这会不会对资本市场有一些利好的消息？
与此相关的，我想请五位嘉宾谈一下对明年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特别是党提出来“供给侧改革”这样一个新的提法，是不是意味着需求管理要推出，特别是财政政策就要推出，这对明年的经济增长率会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从“十三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开始分享，从黄教授开始。
黄有光：我刚才演讲中已经提到了，中国经济减速的问题被夸大，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依然是良好的。回到你的问题，肯定会减速，我们对减速不需要太担忧，现在的4%等于25年前的40%，因为我们现在的（体量）等于25年前10倍的量，现在的1%是以前的10%，我认为不必太担忧。当然，在世界上应该是试图做到减速不会减得太厉害，减速不是重要的问题，我刚刚提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比如说收入分配扩大太厉害，滥用权力，官商勾结，贪污等等，中国政府也知道了这些问题，尤其是城乡差距，中国政府设法在提高乡镇居民收入，这几年城乡差距已经缩小了一些。现任政府上台之后也大刀阔斧进行反腐，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重视，不过还有一些可以继续做的，能够用市场的方法应该用市场的方法，市场方法不能解决的，相反就需要政府去做。
关于日本，我也有一个看法，日本从1988年，1989年开始，进入经济停滞，几乎完全没有增长，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现在中国也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也会使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不过这个问题不是很大，人口老龄化一半的原因是人们的寿命增加，可以用逐步提高退休年龄来解决。第二个原因，通常我们看经济增长是看GDP，国内总产量，因为日本以前几十年增长得很快，类似中国，有大量的投资，国际储备很高，国民有大量的投资，包括在海外的资金，你看他的ENP就会比GDP高一些，但是也不会很高。
姚洋：日本在70年代到90年代这一段增长率下降的非常大，74年之前的20年平均增长率9%以上，74年之后的20年平均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三点几，我们是期待着未来五年要增长至少6.5%。
黄有光：我认为6.5%是否能够维持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解决其他的问题，包括环保、收入分配差距、腐败、食品安全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能解决，3%的增速就很高兴了。
关于日本经济增长停滞的另外一点原因，这一点没有经济学者提到，如果你看日本的经济增长几十年来是停滞的，但是你看他的快乐指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几十年，快乐指数是全球排名几乎是最低的，经济停滞十年左右之后，快乐指数已经升到接近中等水平，到2004年左右的时候，国民快乐指数水平已经超过平均的水平。国民平均工作时间，这几十年来也大量减少。我的看法，日本以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是大家拼命努力地赚钱，花太多时间，赚太多钱，所以不快乐，他们现在认识到这个错误，减少工作时间，快乐指数提升。快乐才是最终的目的，经济增速减慢一点，人们能够快乐，我觉得是很好的。
姚洋：黄教授的一个研究领域就是幸福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下一个问题问一下戈登·布朗先生，从英国的角度来讲，您是否认为低的增长率是可以容忍的，而且你是否认为幸福对人们是非常重要的？
戈登·布朗：首先我非常荣幸和在座各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共聚一堂参加这个单元的圆桌研讨，如果经济增长率越低人们就越幸福的话，最穷的国家是不是就最幸福呢？好象也不是这样，我也没有看到这样的趋势。
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巨大的转型，尤其是经济政策方面，中国完成了很多国家没有能够完成的事情，那就是摆脱了中等收入陷井，6.5%的经济增长率是我们的目标，这样的目标会让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嫉妒，中国6.5%的经济增长率相当于欧盟经济体1.5-2%，相当于美国的2-3%，在美国人口继续增长的情况下，应当是这样，但是现在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也不比当年。因此，中国能够增长6.5%，至少它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有非常大的贡献，如果其他的经济体增长的缓慢，中国的出口就会变得举步维艰，如果其他经济体增长比较快的话，中国的出口将会更加便利，中国的高增长率也会变得更加有可能。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意识到全球合作是我们实现相对高增长率的必要条件，这对于中国在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的途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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