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厅官梅永红：换个身份服务国家

“目前应该怎么称呼您呢？”

“我也还没有想好。”

10月8日，面对时代周报记者的询问，这位一个月前还被人称为“梅市长”的深圳国家基因库新晋掌门人在电话里笑了。显然，梅永红还顾不上这一细节。

“梅市长”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9月1日的济宁市市政府第46次常务会议，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梅永红主持召开此次会议，研究的议题是：加强行政执法监督、经济适用住房交易管理办法和城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等。

随后，梅永红在巨大的舆论争议中，从山东济宁南下深圳，仅20天左右的时间里，两次代表华大基因露面。第一次是9月13日，在新疆出席华大基因与新疆方面合办公司的“谷子开镰仪式”。

第二次是9月29日，梅永红在河南省长垣县，参加“华大基因研究院长垣分院揭牌暨华大谷子开镰仪式”。值得关注的是，梅以“深圳国家基因库负责人的身份，排在河南省副省长王铁、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华大基因顾问（原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应力和华大基因行政院长龙岳华之后，而在华大基因首席执行官(CEO)杨爽之前。

梅永红并不像其大学同窗此前向媒体所述的，“性格偏内向”。谈及国家基因库的未来，他显得健谈并踌躇满志，对自己新执掌的“国家级平台”，他有着完整的构想和推动体制突破愿景。

在梅永红看来，个人抱负能够与国家战略结合、生物经济前景中亦藏有巨大潜力，才是他南下深圳的动力。“我现在想的就是投身华大，能够用自己的能力为华大基因做一些工作、为中国的生物经济产业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我就非常满足了。”

在与时代周报记者交谈的半小时中，刚到华大约1个月的梅永红仍然使用明显的体制内语言，同时也显示出“学者型官员”的特征，谈到国家基因库，他从“生物经济时代，基因是最重要的战略”这样的背景说起。

作为首个国家基因库，此前，深圳国家基因库传递给外界的信息则一直是，它还处于“建设中”，其负责人也由深圳市市长许勤兼任。2015年9月15日，国家基因库刚刚对外发布自主研发的样本信息管理平台。

梅永红向时代周报记者确认，其国家基因库负责人一职，已经经过了国家发改委和深圳市确认，他已正式成为这个仍处于雏形的国家级平台的掌舵人。

随后，时代周报记者就梅永红任国家基因库一职是否经过深圳市确认、国家基因库运营资金由深圳市承担的比例等问题向深圳市发改委发函采访，深圳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内容不属于我们委的职责”。

选择

今年已50岁的梅永红恐怕没有想到，自己会一夜之间变为许多体制内年轻人的偶像。

在辞职消息传出的第一天，他曾在朋友圈转载过的帖子《永远保持随时可以离开的能力》，以格言形式刷屏微信朋友圈—标题中的“离开”指的就是“离开体制”。

在梅永红自己看来，从一个政绩颇佳的厅级干部、济宁市市长兼市委副书记的位置上辞职转任体制外机构的负责人，只是“一个很正常的职业选择而已，很简单的事情。”梅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不要把它看得太夸张，再过三五年，我希望它不要成为新闻。”与此前他表态一样，梅对自己的辞职表现得非常坦然。

2010年10月，梅永红作为中组部从54个中央部委选派到地方任职的66名中青年干部之一，从科技部空降山东省济宁任市委副书记，是正厅级干部，分管财政、国税、地税、审计等方面工作。2011年，他出任济宁市市长。

梅永红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据同窗回忆，梅上学时生活拮据，每个月24.5元的生活费，在武汉下雪结冰却没有暖气的冬天，梅永红是衬衫套着衬衫，套了好几层，没有毛衣。

1987年梅永红大学毕业，在农业部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担任“技术员”，此后升为总站技术培训处处长。

1995年开始，梅永红进入国家科委，历任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一处副处长、农村技术开发中心调研处处长等职。

之后的2000-2010年，梅永红转入科技部工作，在这十年当中，2006年起的后五年，梅永红均在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任职，先为副司长，后升为司长，并从司长的职位上调往山东济南。

回顾梅在部委23年的工作经历，其打交道最多的领域，一是农业，二是政策，均为华大基因目前想要快速发力的领域。

而梅在济宁市“当家”的数年经验，则使他更好地从一个部委的指导角色落地为实干角色。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梅永红刚上任济宁市长不到一年时，他曾前往考察济宁经济发展和政府改革等内容，因此与这位时任新市长有一面之缘。竹立家回忆，梅与外界的报道一样，“学者型官员”，并且“有个性”。

在大学同窗眼中，梅永红则是“最不像领导的领导”，从不讲究穿着，“2014年国庆节回黄梅老家时，他拎着几个包裹，一个人坐火车到了武汉，秘书和司机都没跟着，到站才给朋友打电话，让朋友把自己送回了家”。王洋说，梅永红曾亲口告诉过自己，在济宁的这五年，他从来不允许任何官员到家里拜访，礼品一概不收。

在济宁市长任上，梅政绩颇丰。

公开资料显示，梅永红主政济宁的5年间，在煤炭产量没有增加、价格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济宁全市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地方政府收入增长一倍多。先进制造业超过煤电产业，占据主导地位；高新技术产业包括工业增速、农业增速均超过GDP增速。统计显示，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0多家选择在济宁投资。

据《齐鲁晚报》报道，熟悉梅永红的人士回忆，梅永红属于学者型官员，讲话时经常脱稿，就某一个领域展开陈述，技术和人才是他经常被提到的两个关键词。

但显然，一个“国家级平台”未来能够影响的范围，远不是一个地级市可比的。

在竹立家看来，厅官辞职“很正常”，他认为，无论在政界商界还是学界工作，都是每个人的个人选择而已。“比如在学界发展得不好，选择去经商，很正常。”竹立家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伏笔

近期的舆论显然让梅永红感受到了一些困扰，梅希望“先让这个话题沉一沉”，在风头过去之后，再作为华大的宣传员，来谈自己为何选择华大。——他更希望在新的平台上能够迅速投入“做事”。

梅永红对华大基因的了解显然颇深，他与华大基因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据汪建称“在中科院时就认识了”。

2012年4月，任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的梅永红带领济宁市考察团访问华大基因，当年8月底时任济宁副市长的白山率考察团再访华大基因，3个月后白山又到上海华大基因分公司考察。

2013年，济宁市与华大基因合作，将国家基因库青山羊保种基地建在济宁；除此之外，梅永红还将宫颈癌等4种基因相关疾病的基因检测纳入济宁十大民生工程。

通过2013年的合作成果，梅永红感受到了华大基因带来的“宝贵的力量”：2013年一年间，济宁从两万多名孕妇中查出40多个聋哑儿和“唐娃娃”（唐氏综合症），“相当于拯救了40多个家庭，这本身就是民生工程”。

2013年11月13日，济宁市政府与华大基因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医学健康、重要经济生物育种等产业。2014年11月，济宁市与华大基因合作建立的“生命医学联合实验室”在济宁医学院落成。

对华大基因2014年初突然面临的政策困扰，梅永红也态度鲜明地进行了声援。2014年2月，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国家卫计委联合发出通知，紧急叫停基因检测—这对华大基因的经营直接造成了巨大损失。

在2014年全国“两会”前，梅永红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华大基因仍然没有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实质性支持，他们是在孤军奋战，是在以一己之力撑起国家使命。“这种局面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2014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向政协大会提交提案，对“一刀切”叫停基因检测的政策提出质疑，呼吁国家制定基因健康计划。“生物经济尤其是基因产业，就是我们跃升的一次机会。”7月，基因检测服务重新开闸，华大基因进入首批放行名单。

在饶子和看来，华大基因的问题，在提案在两会上提出后解决得出乎意料的快，“我都没想到，”饶子和对时代周报记者感叹道，“国家在（基因科学）这方面，不只是对华大一家，对相关的（机构），都解决了体制上的困扰”。

饶子和说，经过了2014年的提案和产前基因检测重新放行之后，目前华大基因面临的政策困扰少多了，“但还会有”。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此前公开表示了对梅永红部委经历的期待。

汪说，梅永红曾有农业部与科技部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在出任济宁市长前，曾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多年。由他出任国家基因库负责人，必将大大推进国家科技平台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紧密结合。

与出入体制的梅永红职业轨迹相似的先行者不少，最典型的莫过于近两年在上海滩风生水起的媒体圈大佬黎瑞刚。

人称“黎叔”的黎瑞刚，曾执掌上海文广集团（SMG）整整十年，在离开体制数年之后，在2014年重掌SMG，操盘上海大小文广的整合，在大刀阔斧地敲定这一媒体巨舰集团的主要改革框架之后。2015年1月，黎瑞刚即将总裁之位传递给时任SMG二把手，2015年6月，辞去SMG董事长一职，彻底去掉体制内身份。

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卸甲”。2011年7月，黎瑞刚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一年以后，2012年8月，黎瑞刚离开体制，专注于华人文化产业基金（CMC）的运作。2012年，担任了一年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的黎瑞刚，辞去这个炙手可热的职位，成为投资家—也成为一名体制外的创业者。

但与梅永红一样，黎瑞刚的辞职并不是“卸甲归田”的故事，黎也从未真正远离体制—全职担任董事长的“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不但代表国家战略，也在成立的十年中，获得了“国家战略+市场化运作”的可观成果。

“官办民营”的国家基因库

“国家基因库的模式是‘官办民营’，”梅永红如此向时代周报记者一言概括已过起步阶段但在“华大基因系”中并不抢眼的国家基因库运营模式。

何为官办民营？国家基因库尚未成熟，但黎瑞刚运作十年的“华人文化”，其同样“官办民营”的性质也可让人一探未来国家基因库的可能模样。

2009年4月，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CMC）获得发改委批准成立，次年开始运行。CMC的第一个基金为20亿元人民币，发起方是国家开发银行旗下国开金融和上海东方惠金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两家各投了1/3。东方惠金是国资背景，由SMG、精文投资、张江集团三家联合成立。

CMC 2006年12月成立，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委托上海精文投资公司、浦东新区政府委托上海张江集团公司共同出资，首期投资金额1亿元；2008年8月，SMG注资并成为大股东。

简而言之，黎瑞刚全职操盘的体制外CMC，是国家资金、地方资金和市场化资金三分天下的合资体，可以视为金融、文化服务业PPP的一种形式。

黎瑞刚的成果显而易见，在过去数年中，华人文化，已相继投资星空传媒，与TVB合资成立翡翠东方，与美国梦工厂合资设立东方梦工厂，其投资领域还包括IMAX中国、财新传媒、体奥动力、盛力世家、格瓦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星空传媒旗下灿星制作的、被称为“日夜印钞”的《中国好声音》节目。

梅永红接下来要做的，是与数年前的黎叔相似、但更复杂的“事情”。

与华人文化相似，梅永红将国家基因库定义为“官办民营”“国家购买服务”的模式。“社会有能力、有资源投入一个平台运营的时候，政府更多是提供政策的支持和提供资金购买服务，这样效率会更高。”

国家基因库目前仍在建设阶段，尚未进入运营期。梅永红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在这一阶段，国家基因库的运营资金来自国家发改委、深圳市和华大基因三方，其中国家层面的资金占大头，由发改委方面投入。

推动制度突破

梅永红称，国家基因库“正在规划和建设当中”，华大是在国家的支持下，构建一个国家级平台，跟社会上现有的各种机构合作，形成一个开放、合作的平台。“这样的一个平台，不是华大一家能够做得了的，一定要有国家的支持。”

“这件事情首先是国家需要。”梅永红说，国家需要平台来支撑未来的生物经济。华大基因目前有着很强的基因解读能力，在世界上也处于前列，“我想这是国家选择华大的重要原因”。

2016年，除了总部建设之外，国家基因库最需要的是足够的样本。借助国家和各部委的支持，尽快形成基因库的联盟，比如中科院、各大学和其他拥有自己基因库的机构。

梅永红说，目前的基因资源都局限在各个机构内部，他希望能够整合这些资源使它们可以被资源共享、开放利用。

这就意味着梅永红要在接下来的2016年带领基因库的成员完成大量沟通和协调工作。

“我相信，国家立这个项，不仅仅是要建一个基因库，更重要的是要建一个基因共享机制。”梅永红解释说，现在机构们的开放度都不够，基因资源一般是政府所有、机构所有，甚至研究组个人所有，要推动它们之间进行开放合作，非常困难。

因此，要完成基因联盟、实现基因共享，除了横向与各个拥有基因资源的结构沟通，梅永红更重要的工作是要纵向与各部委进行协调沟通，进行“很好的顶层设计”，实现制度上的突破。

对这一涉及多方面政策和多部委的复杂制度突破该如何实现，梅永红说自己“一直在思考”：“我相信能够突破。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能做到，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呢？我不相信。”

他认为，由社会系统来操盘这个国家级平台，少了很多部门和系统的局限—可以用很多的机制去实现目标，比如市场机制、知识产权的机制、利益机制、人才机制等。

在竹立家看来，目前中国已经从人口红利时代进入知识红利阶段，知识红利带动了国人自我发展和权利意识的提升、带来更多个人化的选择，同时也可以帮助中国社会结构、政府结构进行变化，“不管是当官的还是经商的，以后还有很多人要流动要辞职，人们换工作的频率会越来越高”。

竹立家认为，像国外一样，中国的“旋转门”正在形成。饶子和也认为，梅永红是体制内一个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水平的干部。他去华大基因，说明华大基因做得够好，能够吸引他过去，并且，梅的到来会给华大“在政策等方面带来新的发展”。

当然，对梅永红的选择，争议也仍然存在，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向时代周报记者断言：“我相信梅永红有一天清醒过来，一定会找到值得他献身的事业，到更好的地方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