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权力、财富如影随形，演绎无数恩怨情仇，“代理”现象无疑是人类财富演进史上最惹人流连的情节，古今中外，莫无例外。台前幕后，波诡云谲，有暗渡陈仓之传说，亦有佞臣乱朝之教训。
时至今日，代理因股权代持等模式的出现，变得更为隐秘，危害更趋隐性，治理亦更趋艰难。不同于法律框架内的经理人制度，一些由权力、利益交织而成的代持，根植于权钱交易的恶土壤，不仅破坏了正常的营商环境，也侵蚀了健康的社会环境。
清除代持的灰色地带，不仅需要法治化进程的加速，亦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边界的廓清，各领域中人各尽其责，各守底线。
灰色代持为何屡禁不止？
甚是巧合，亦是必然，两则要闻将股权代持置于了风口浪尖。一是“8·12”天津港重特大爆炸事件，肇事公司操盘人藏身幕后；二是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举报，牵出其代持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80%股份。
代持是代理的现代形式，而后者见诸古今中外，其所隐含的波诡云谲，所演绎的恩怨情仇最为世人道。
历史中的“代理”，故事不尽相同，但内核相近，无外于权力、财富的前台受制于幕后实权人物，如“垂帘听政”、挟天子以令诸侯，古希腊一度盛行的僭主政治，抑或日本的幕府政治。
在市场经济时代，资本的力量进一步丰富了“代理”的形式；隐身的实权者更多的是以权求财。幕后之人隐身所用之物，亦不再是帘幕或主从等级，而是设计精密、错综复杂的股权结构。
但台前幕后的实质未变，道德与法律层面的危害亦然。
政治代理削弱了统治的权威，并埋下或触发社会动荡的危机；而灰色的股权代持不仅会扰乱正常的营商环境，亦会模糊权力的边界，将权钱交易隐形，为利益同盟的缔结提供阶梯，进而侵蚀健康的社会肌理与国家根基。
“僭主渴望财富，君主则渴望荣耀。僭主的卫兵是雇佣兵，君主的卫兵则是公民。”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家篇》中曾如是表述。
换至当下，正常的商业逻辑应是以利养商，确保管理井然，生产有序，人人尽责。但当超级利润产生于寻租与垄断，它必然会以高昂的回报承诺压缩其他环节的投入，比如安全。
天津爆炸事件肇事公司瑞海国际实际持股人于学伟、董社轩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承认，“我在酒桌上认识的董社轩。他爸是公安局长，他在港口混得开”，“我的关系主要在公安、消防方面，于学伟的关系主要在安监、港口管理局、海关、海事、环保方面”。
根据经济学中的科斯定理，产权明确化才有利于效率的提高。现代市场进步的重要目标是通过界定、变更和安排所有权来降低交易费用，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建立在权钱交易之上的那些股权代持显然是背道而驰；现代各国也先后出台了相应法规。
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不得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同时，我国证监会严禁上市公司代持。按照审核要求，申报IPO 的项目股权关系应当明晰；一旦查实瞒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担连带责任。
但诸如天津瑞海这样的股权代持现象，为何屡禁不止？除了资本市场监管的技术手段与立法步伐稍显滞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权力边界的模糊。近年来反腐的案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落马官员的背后，大多隐现着一家或数家企业的身影。
股权代持在特定时点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其改革难以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全面、系统的改革方能治本—将权力关进笼子，通过改革减少行政干预和行政管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强化社会监督功能，增加腐败分子的交易成本，让投机者得不偿失。
伟大的商人，应期待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伟大的制度，应为这种公平提供保障；伟大的国度，应让人在这种保障中自信自尊，恪尽职守。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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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