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福利主义催生现代金融危机

日裔美籍政治学者福山认为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推广，“历史”到了“终结”的时刻。这个观点遭广泛批评。反对者的证据之一就是西方经济发展到今日，不但没有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还因为凯恩斯主义陷入了福利主义的“公地悲剧”。如果说前者导致市场失灵，后者导致政府失灵，两者结合的代表产物就是发轫自美国的“2007年－2009年环球金融危机”和延续至今的希腊等国的金融危机。

这次被称为“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最早发生于美国，随后向全球蔓延。2007年，美国自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引发流动性危机。高潮是金猪四国（PIGS，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希腊Greece和西班牙Spain）爆发危机，直到冰岛政府破产。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欧元区的稳定，并引发该区域内更贫穷国家人民批评的希腊金融危机，可以说是该种类型的金融危机迄今没有得到根本上解决的明证。而在美国主权体下，加勒比海沿岸的一个自治体波多黎各也纷传政府可能因金融危机破产，可见金融危机已成为全球化顽症。

福利主义催生现代金融危机

自由市场经济一直面临着经济危机的威胁。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主张的小政府、守夜人政府模式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事情。为了应付大危机，在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影响下，现代自由主义成型。对古典自由主义和为了对抗现代自由主义而生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哈耶克等）来说，现代自由主义就是福利主义。换而言之，无论本人是否承认，《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作者罗尔斯就是一个福利主义者；也无论哈耶克等人是否愿意，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福利化已经是大势所趋。

由于人类的心理生理特点，具体到教育等投资领域，对下一代的关心应当远远高于对上一代的付出。在一个老年人有投票权、未成年人无权投票的民主社会里，政客们更愿意顺着那些不愿意生育下一代的年轻夫妇的意见，将福利重点转向老年人。

指望公共财政来为福利埋单，必然加大税收占企业和居民的收入比重。那些收入越低的人口，税收贡献比率就会更低。如果不讨论“结果公正”（这是福利主义特别在乎的），这实际上是“劫富济贫”。可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问题是劳工阶层和社会运动的挑战，为了缓和客观上存在的劳资矛盾，不得不通过提高底层福利，来维护现有体制的稳定。“劫富济贫”成为必然。可是，西式国家都是法治国家，政府征税权被强有力限制。

由此，“民主公地悲剧”中呈现了最为荒诞的一幕：政府过度借债来维持延续。这种“寅吃卯粮”的财政体制，实际上鼓励此刻的享受让后来人埋单，让下一代人为这代人的福利承担责任。金融的本质是价值交换，将不同时间点、不同地区的价值在同一市场中交换。金融交易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由于金融交易是一种将未来收入变现的方式，金融从业者可以大量收取佣金来牟利。当信息严重不对称时，金融从业者的牟利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当政府把一部分财政投入到银行业，试图以金融交易的方式来解决此刻人的需求，就意味着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寅吃卯粮”。一旦金融交易大规模失控，不仅普通民众在银行中的贷款会严重损失（除去银行存款保险的那部分），甚至政府都有可能因为对国际金融机构的不合理借债无法及时偿还而不得不面临破产的可能。最近严重威胁欧元区金融稳定的希腊拖累德国的金融风波的成因即在这里，原因的原因则是福利主义。

金融危机更青睐意识形态化国家

20世纪下半夜的英国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写过一本名为《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的著作。通过对人类迄今的政治理论的考察，这位睿智的哲学家深刻地指出，别说是法国和德国这些公认为理性主义的大陆国家，就是英美这样在传统上被认为经验主义的国家，也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启蒙主义时代的一个特征是，人们越来越相信一套经验可以总结为一种治理理论，进而发展为一套至少能确保本国长治久安多少年的治理范式。如此一套范式，就深刻地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属性。正如奥克肖特的论证，即便在美国，素来被认为自由主义重镇的民主党和保守主义基地的共和党，其执政模式实际上也不是经验主义的，而是理性主义的。

如非洲的索马里没有优秀理论很糟糕，有了治理理论却意识形态化对待也是问题。美国民主党为了吸引选票，总会比共和党更多优先考虑少数人群和青少年的反精英主义、反传统文化的平等诉求。这些人群为民主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选票。希腊的主要政党是执政的新民主党，在野的泛希社运、希腊共产党、左翼激进联盟党以及同样倾向中央集权由老年人和宗教保守人士组成的人民东正教阵线。与希腊同文化的塞浦路斯在2013年陷入金融危机，并非偶然。我们进一步考察“金猪四国”的政治文化（因为政党是应选民的诉求而产生的，方法是考察其主要政党的价值观），就能明显看到这些国家都有社会党国际的联盟党在执政或者曾经执政。英国的工党、以色列的工党，都是该国际的成员。由此可见，“民主公地悲剧”是现代国家之顽症，普遍的平等主义和福利主义是大势所趋，以个体之力无法逆转。

甚至，我们还能看到，即便是甚少受福利主义文化影响的新大陆国家美国，也正在大规模孕育福利主义文化。与希腊等国的区别在于，美国至少还有共和党这样的保守主义政党强烈制衡民主党的福利主义文化。可是，在一个崇尚物质享受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时期，因为福利主义已经是人心所向，迟早我们能看到美国也会步希腊的后尘。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那些率先爆发严重金融危机、且迄今难以有效走出金融危机后遗症的国家，“关于金融危机更加青睐哪种政治文化的国家”的结论就脱颖而出。

以“金猪四国”为例，除了希腊的传统宗教信仰是东正教外，其他三个国家的传统宗教信仰是天主教。这些国家在颇为久远的年代，曾经奉行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立国的思路。在社会结构领域，由于国家存在大一统的、倾向削弱小共同体的命运共同体，这些国家中央集权色彩鲜明，而较少体现符合市场经济需求的多中心秩序，以及建立于多中心秩序基础上的社会分工合作体系。当进入现代社会后，这些国家更突出其凯恩斯主义的倾向。

进一步地，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处置上，以“金猪四国”、冰岛、波多黎各等国为代表，这些国家从整体上更加反对亚当·斯密等主张的古典自由主义式的小政府和守夜人政府模式，换而言之，更加远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自由市场体系的宝贵结论。

福利主义是如此深入人心，在这些国家，深度改革几乎是很不可能的事情。例如在这次希腊金融危机之中，希腊政府和境外金融机构就希腊政府如何改革重组这个问题久久博弈，迟迟不能达到共识，根本的原因是价值观束缚和民意局限。

反过来，金融危机可能远离那些国家治理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薄的国家。经历“2007－2009年环球金融危机”之后，因为美国保留了在西方世界更为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很快就走出了衰退阴影。当然美国对资本市场大型投资者的“疑罪从有”的集体诉讼制度，深刻体现了普通法对更“高贵”（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语）的民意的尊重。但也不要因此否定大陆法系。以德国为例，因为立法先行，建立于“二战反思体制”的“雷厉风行”的顶层设计整体上非常有利于减少金融风险。不论法律体系之差异，德国和美国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资本市场怎么样，都建立起了强大的现代制造业，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其核心竞争力。

在北欧的挪威、瑞典和中欧的瑞士等国家，虽然福利主义盛行，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不明显。根本原因就是优先发展实体经济，不但培育国际大品牌，也支持小微企业和小微品牌，严禁大型投机者在资本市场中为所欲为。由此来看，经济发展中政府的顶层设计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