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上期发表了学者雪珥的调查式报道——《风景与风险：中国企业如何安全走上“一带一路”》，文章发表后，读者反响热烈。雪珥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主要观点是：“一带一路”我们必须去，但要考虑好怎么去的问题。他在文中鲜明地提出了不回避、不害怕、不轻视的“三不态度”。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所掀起的舆论大潮中，从风险与准备的角度发表自己见解的并不多，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仍在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雪珥。
我们不需要“注解式赞歌”
《中国经营报》：你一直致力于中国改革史的研究，分析晚清大改革的《国运1909》受到各方关注，多次再版。这一次，是什么动机，促使你转入到现实的“一带一路”问题的研究中去？
雪珥：其实一直以来，我的研究围绕着两个方面：一是你刚才提到的改革史，二是战略史，后者的重点在海洋战略和西进战略。这两个重点，正好与“一带一路”相吻合。
海洋战略史方面，毕竟我身处澳大利亚，与东南亚相邻，那里本是历史上华人移民拓殖的重点区域，便于观察中国海洋战略历史发展。近几年，我每年冬季也会在海南待上一段时间，近距离地与身处第一线的渔民等有所接触，尤其在最为深入南沙海域的潭门镇，得到不少启发（参阅雪珥文章《放牧南沙：一条经略南海的商界思路》，本报2013年3月16日）。我还担任了“海南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得以结识一群优秀的一线学者。
西进战略史方面，这几年我花了不少精力，研究清代以来中国的新疆、西藏政策以及与中亚、南亚次大陆的关系史，侧重于历史对当下的政策借鉴意义。仅2013、2014年，我就8次入疆，其中深入南疆地区3次，还担任了南疆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塔里木大学”的特聘教授。
无论是南海课题、还是新疆课题，因为着眼于政策研究、实务研究，而非学术研究，实际上融合了“改革史”与“战略史”。
中国官方提出“一带一路”并大力推动之后，媒体与学界都很热闹，但我感觉，大多数还是唱赞歌为主，只是学界的赞歌比媒体的更多了点技术含量，算是“注解式的赞歌”。大多数笔墨都在论证愿景的美好与伟大，却似乎不很关注如何连接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那些侧重于技术操盘层面上的研究，似乎尚未被主流舆论所关注。一些体制内的研究机构，把 “一带一路”当作争取或者争夺经费的一个新工具，“瓶子”与时俱进了，“酒”却依然如旧，这大约也是中国学界的老常态。
《中国经营报》：不只是学界，政府和企业似乎也没有做好相应准备？
雪珥：对。地方政府对于“一带一路”的响应很热闹，一些还推出了经由新疆联通欧洲的所谓“X新欧铁路”，甚至花了大量公帑造势以争夺丝路起点的称号。遗憾的是，还可算是实务层面的各条“X新欧铁路”，地方政府只是大赞其美好愿景，很少提及实际经营成本与效益，以及中长期经营思路。而据我所知，这些“X新欧铁路”至今几乎没有盈利的，都在赔本赚吆喝。更深一层的是，这种吆喝究竟是给谁听呢？显然不是市场，而是领导。我不客气地说，这依然是官僚主义的惯性，用一种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学舌以及成本高昂的作秀，猎取“紧跟”的官场红利，这既不利于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更不符合实干兴邦的要义。而在各条“X新欧铁路”上，目前真正要考虑的，可能并非建路（路早已有了，无非需要在硬件和软件、如通关上升级），而是拿什么货物去填充这条成本并不低廉的路。
至于企业界，目前在“一带一路”上活跃的，主要还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比例并不高。正如我文章里所说，“国企习惯不负责、民企习惯钻空子”，这些不仅带来了问题、损失，也可能导致一个好的战略在执行环节上走样、变形、异化。
战略确定之后，关键在于细化、落实和执行，绝不仅仅是宣传，尤其不是唱赞歌的宣传。我曾经长期做企业，坚信那些无法执行、无法落地，或者不去执行、不去落地的方案，就是空谈。我也习惯了做SWOT分析（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s），并尤重其中的W（劣势Weakness）和T（威胁Threats）及其应对之道。作为一名研究者，我因此从“一带一路”的风险应对入手，并通过媒体与政商两界的“需求者”互动。
《中国经营报》：也就是说，正是这些“唱赞歌式的宣传”，促使你把研究的目光转向这一领域的薄弱点？
雪珥：坦白说，《中国企业如何安全走上“一带一路”》一文其实还是很粗糙的一个研究心得，囿于经费及时间的限制，我并没有将更多、更新的海外研究数据用上。该文在《中国经营报》发表后，受到的广泛关注大大超出我的预料。作为一位“非职业”的研究者，我很清醒，这些关注与其说是对我文章的赞赏，不如说是对我视角的认同。我所希望的，就是以此“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职业”研究者们能看到“市场”对实务研究有多么巨大的甚至饥渴的需求，将自己的才智少放些到“注解式的赞歌”里，多投入到实务研究上；并且，用好媒体的渠道，与“市场”上需求者们保持密切的互动，让研究真正服务于实践。
“一带一路”是百年战略
《中国经营报》：你在研究中接触到很多实际案例，对你触动最大的是什么？
雪珥：有一年，我的一些企业家朋友，准备了好几十亿元到南亚某国投资，但是，他们对那边的情况实际不托底，心里发虚，费劲去请了些退休的外交官咨询。大多数中国企业，甚至包括国有企业在内，其实对“走出去”的目的地缺乏基本的了解，更遑论细致的、深刻的认知。而现有的体制机制下，能为企业提供的更有针对性的信息指引并不多，广义上的“情报”服务，效率并不高。
在我接触到的实际案例中，首先就是这类有实力走出去、也有意愿走出去的企业，其对信息的需求，很难得到有效的满足。这需要外交机构、其他政府部门及学界、媒体共同努力。
其次就是中国企业在外面吃了很多亏。有的亏是“战略性”的，比如中国企业的并购因政治原因遭遇搁浅，这种亏，国企吃的多。有的亏，则实在没有技术含量，比如因为轻信对方甚至合同都没有好好签、“市调”（市场调研）也没有好好做，这种亏，民营企业吃的更多些。走出去的民营企业，一些固然是企业做大做强之后的“外溢”，还有些则是纯粹想到国外去捞第一桶金的，各方面的实力、能力、资历都不具备，把中亚、南亚当作80年代的中国，以为凭着胆大就能掘金，却不知那毕竟不是你的主场，盲目走出去，最后无谓地耗用经济乃至政治、外交资源。
第三，一些中国企业在高腐败、高风险的国家，不仅生存了下来，甚至还颇有如鱼得水的感觉。比如我的一些温州老乡，在某些小国投资，真可谓是风云人物，可以随时见总统、总理，甚至其企业还拥有兵力不小的保安部队。这些令我思考：务实地看，东道国的高腐败、高风险，不能一概当作不利因素，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某个时段内，没准还是中国企业特殊的“竞争优势”所在呢。
《中国经营报》：从国家发展战略来考虑，你认为“一带一路”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雪珥：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体系的主要成员，体量大、分量重、影响力强。到了这种体量，利益格局、利益诉求自然不同于当年，利益线也远远比当年更为广大，很自然就必须考虑：一、如何维持进一步发展；二、如何保护既得利益及新增利益。
从历史上看，凡大国崛起，随着体量的增大，都有一个明确的、长期的全球战略，以适应新的体量、获取新的增长空间。特别值得关切的，是美国的太平洋战略，从19世纪50年代成型，到19世纪70年代内战结束开始全面推行，直到20世纪40年代，一以贯之，实现了其“太平洋帝国”的梦想，余音持续至今。
近一两百年来，中国一直被动地应对西方的刺激，中国近现代史也成为典型的“刺激—反应”型，“救亡”成为最大的、最紧迫的任务，难以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救亡”，尤其是近三十多年的经济腾飞，中国终于有财力、物力来从容考虑更为长远的战略，这无疑是中华民族的幸事。
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第一个真正的、可能主导今后一两个世纪的国家战略。尤其是陆上的“一带”，通过打通欧亚大陆桥，减缓对南海航道的过度依赖，变向南的“单腿走”为向南、向西的“双腿走”，构建中华的“双头鹰”，其意义丝毫不亚于美国在19世纪50年代制定的所谓“太平洋战略”。如何一步步落实，则是对今后几代甚至十几代中国人勇气、智慧和耐性的考验。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有一种论调，认为少用“战略”“西进”“桥头堡”等词汇，担心被人家当作“中国威胁论”。这种顾虑，把国内舆论都定位成了外交部发言人，总是担心友邦惊诧，同时也小看了国际社会：战略博弈岂在几个词汇上，换了几个词，人家就不再疑虑了？这种“自疑”，其实依然是不够自信的表现，总想看人家脸色。美国搞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就从来不讳言其战略意义，其新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甚至公开宣扬，就广义的再平衡战略而言，TPP与一艘航母一样重要。
《中国经营报》：你之前一直研究新疆问题，也多次深入新疆地区做实地考察，你认为“一带一路”的推进对新疆的维稳和发展是否也有现实意义？
雪珥：新疆作为“一带一路”核心区，既是最大的受益区，也是最为重要的发力区。
历史上，新疆的维稳与发展，曾受益于类似的定位布局。乾隆时，中国收复新疆，就在南疆地区大力推行货币改革、政府职能简化、法制建设、吸引外来投资、鼓励内贸外贸等，令南疆地区迅速实现繁荣，当时的英国学者包罗杰（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受英国政府委派，对南疆进行考察，对此倍加赞赏，认为中国“很快就使之（南疆）成为中亚最繁荣幸福的地区”。可以说，这是乾隆版的“一带”。
不仅如此，彼时的中央政府，也大力推动新疆与东部沿海的经济往来，“把该地区和西藏引入国际贸易范围”（美国汉学家穆素洁Sucheta Mazumdar)，“江南的商人能够贩卖丝绸到新疆获利”（美国汉学家濮德培Peter Perdue）。这实际上是将其与东部沿海丰沛的海外经济渠道接轨，将新疆纳入了“海上丝路”，这可谓是乾隆版的“一路”。（详见雪珥《开放与繁荣：乾隆版“一带一路”在新疆》，本报近期刊出）
当然，乾隆版的“一带一路”，还称不上战略，其广度、深度、力度，与今日的“一带一路”不可比拟。即便如此，乾隆版的“一带一路”也为新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大变局中，新疆依然牢牢地置身于中国的怀抱而金瓯无缺，追根溯源，还是要归功于乾隆时期开始的政策对路。
有关新疆与“一带一路”的关系，无论在新疆还是内地，我感觉最大的问题或许依然在于：对“一带一路”战略的伟大、必要及其对新疆的重要性，着墨过多，相对在实务上下功夫的少；讨论总是围绕着why（为什么），而比较少地深入到how（如何办）；谈论新疆的S（Strength，优势）与O（Opportunity，机会）多，W（Weakness，劣势）与T（Threats，威胁）少……我觉得，这不仅是文风，也是作风，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
务实不务虚、实干不空谈，以问题倒逼改革，以工匠精神推动建设，这大约是“一带一路”最需要也是最紧缺的。
我们必须面对高风险
《中国经营报》：我们回到商业层面，你在前文中虽然深入研究的是“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风险，但前提却是中国企业必须走进“一带一路”，抛却国家战略和政治考量，你认为“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带来的机遇在哪里？
雪珥：其实，对于相当多一些企业，国家层面的战略与政治考量本身，对企业的利益也是息息相关的。
我曾与西部某地一位政府主官畅谈，他们在努力吸引东部的一家外向型家电制造大型企业，最初的考量仅仅是要填充“X新欧铁路”的运能，减少“X新欧铁路”的亏损。走这条铁路到欧洲市场，比海路大约节省至少1/3的行程，对那家企业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但是，“X新欧铁路”因为整体运能依然大量闲置，导致单位运输成本无法有效降低，算下来，投入产出比还是有一个缺口，企业就很犹豫，地方政府也在犹豫是否要通过减免地方税收去填补。其实，地方政府还是准备下决心的，因为只要这家大企业入驻，“X新欧铁路”的运能利用率会大大提高，进而拉低单位运输成本，对后续企业就有极大的吸引力。但企业需要考虑的是：要充分享受“X新欧铁路”的好处，就必须考虑将制造基地全部转移到西部，否则，从东部沿海的生产基地到西部的“X新欧铁路”起点，还有一笔不菲的本土运输成本。实际上，这就牵涉到了另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东西部的产业转移。
“一带”战略令西部地区从“臀位”变成了中国“双头鹰”的另一个“头位”，西部、尤其是那些既能连接欧亚铁路，又能通过长江航道连接东部的城市，如重庆、武汉等，其区位优势明显加强，如能外接“一带”，内接转移出来的东部产业，则“一带一路”大战略能够策应、或者说倒逼国内改革。这其中所蕴含的巨大商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存在。值得欣慰的是，西部地区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思考具体的操作。
至于“一带一路”给具体产业带来的利好，基建、交通类无疑是最先受益者，这在股市上也颇有体现。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基建类”被普遍忽视了——那就是法律、金融乃至小语种翻译服务等专业服务。“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与中国此前的主要贸易伙伴，大多并不重叠，对中国大多数企业来说，是全新的市场，有着许多未知的风险，而法律、金融等提供的恰恰是软性的“基建”。这些“软基建”，与“硬基建”一起，应该是“一带一路”的第一批受益者。
至于内媒、外媒都曾经热炒的“过剩产能转移”，倘或真能实现，当然对备受产能过剩困扰的中国企业来说，是利好消息。但是，产能转移必须关注一个前提：市场是否相应地转移并扩大？“一带一路”上的新市场，能否消化那些转移出去的产能？倘或不能，依然过剩的产能怎么办？如果市场没有相应扩大，“一带一路”对于中国过剩产能转移的意义，可能仅仅局限于获取替代的廉价劳动力上。正是在此意义上，“创新”对于中国经济转型才有更为关键的作用。接下来的悖论是：如果“创新”缺位，“一带一路”又难以迅速提供足够大的新市场，企业走出去的动力何在？而如果注重“创新”且能够“创新”，企业又何必万里迢迢到“制度质量”并不好的“一带一路”新环境里去呢？ 从这个角度看，有关部门不希望将“一带一路”过多与“产能转移”挂钩，或许不仅仅是为了外宣形象，而是“产能转移”本身并不十分靠谱。
《中国经营报》：你在写此篇文章时，精读了15万字的一手材料，读完之后，你对“一带一路”地区的直观印象是什么？这个地区是理想的投资区域吗？
雪珥：我曾经长期经商，所谓“理想的投资区域”，弹性实在太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风险偏好，更有不同的竞争优势，这都影响着对“理想”与否的判断。
从大量的材料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也如此。这些国家大多数在法治健全、政府廉洁、社会稳定等方面有很大缺陷，正如我在上篇文章所言，“一带一路”实际上是高腐败带、高风险路。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我的价值判断，而只是客观描述。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即便高腐败、高风险，难道就不是“理想的投资区域”了吗？显然，单单从中国自身这三十多年吸引外资的经验看，绝非如此。历史上发达国家崛起的轨迹可以表明，虽然高风险未必带来高利润——促成高利润实现还需很多别的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对风险的消化及转化能力——但高利润一定伴随着高风险。并且，作为后发国家，还有个现实问题必须面对：你来迟了，容易下口的肉和汤早已被人家吃了，除了啃骨头或者另觅食物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吗？ 因担忧风险而裹足不前，是最不可取的。
中国企业该发挥适应“浑水”的优势
《中国经营报》：你在文章中提到过，中国的政商关系下，养成了“国企习惯不负责，民企习惯钻空子”这一特点，这样的特点在“一带一路”地区，恐怕有负面的作用，也有正面的作用，你是否能分析一下这两方面的作用？
雪珥：“国企习惯不负责、民企习惯钻空子”，非要挖掘其正面作用，那可能就是因此养成的对风险的过度迟钝而衍生的冒险精神——但这是一种“傻大胆”的冒险精神。
在我的文章中，引用了很多专家的研究，说明了中国企业对风险或许有特殊的承受能力。“一带一路”上的政商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的政商环境比较接近，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或许能比发达国家的同行更能适应这种环境。
必须看到，在今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这种国情，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你要么适应、要么远离，任何试图进行改造的努力，都必然是无用功、甚至负作用。如果能将中国企业对“浑水”的适应能力，辅以更为精确、全面的风险研究、控制、应对，也算是“物尽其用”的做法。生意就是生意，还是少些理想主义、少些道德原教旨主义为好。
“不负责”这个特点，绝对没有正能量；“钻空子”这个特点则是中性的，毕竟资本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但必须升级、提升其技术含量。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想要安全地投资“一带一路”地区，国企最应该做什么？民企最应该做什么？
雪珥：无论国企、民企，对于风险，首先还是那“三不”：
一、【不害怕】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全球资本史证明了富贵还是要险中求的，何况他人能往、我为何不能往；
二、【不回避】正视风险，不要做鸵鸟，少唱空洞的赞歌，多研究实际问题；
三、【不轻视】战术上高度重视，不断探索切实的解决之道。
国企“走出去”所承担的风险有两大类，一是因国家战略需要（比如解决能源供给）而承受的风险，二是因企业内部管理失控而造成的风险。前者是战略风险，但必须防范管理风险加剧、放大战略风险；而后者作为管理风险，自然倒逼到国企改革的老问题上了。因此，我总是认为，归根到底，所谓的风险主要在内、而不在外。
至于民企的“走出去”，很多是经验型的，在“吃一堑”之前很难“长一智”，包括政府在内的旁人再操心也白搭，这大约也是转型期的难以回避的成本。当然，加强风险的研究及应对措施的研发，比如建立健全投资担保体系等，最终能帮助民企少“吃”几“堑”，或者至少在其“吃一堑”后能提供“长一智”的有效工具。
《中国经营报》：“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说到底，国家应该为企业进入“一带一路”地区保驾护航。就你的研究来看，国家目前为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最迫切的工作都有哪些？
雪珥：如同政府在国内为企业发展应该做的一样，重点还是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当然具体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类型有所区别。比如，外交机构应该加大针对性的信息服务、风险研究、危机应对预案、法律及政治后援；对根据双边条约、需要特别准入的行业，加强当事企业事先的风险防范等……“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并非“法治”（Rule of law），充其量只是“法制”（rule by law），甚至只是人治，更有针对性的双边外交条约能有效弥补这些制度缺陷。
其次是产业投资引导，鉴于“一带一路”并非单纯的经济开发，动辄需要耗用国家的外交资源等，对“走出去”的产业、企业应当通过信贷等杠杆进行调控，减少那些在资金、技术、管理上非常落后的企业对外盲目投资。
第三就是金融扶持，除了类似“亚投行”这样的银行机构外，是否还需要投资保险机构这样的集扶持与约束功能于一体的工具。
《中国经营报》：最后我们再回到战略层面，你也是一位历史学者，你认为中国以往的西北政策、对中亚的政策以及中俄政策，对于今天发展一带一路战略，有哪些借鉴意义？
雪珥：中国历史上的“筹边”，有不少经验、更有不少教训，而核心问题在于：那些“筹边”往往是短期行为，常常受制于短期的国内政治需要而旋起旋灭，缺乏国家层面上的长久战略。
“一带一路”既然确定了，首先就要坚韧地予以推进，不能轻言放弃。史上强国的全球战略，无一不是“熬”出来的，面对各种困难，及时调整，但绝不放弃。何况，中国如今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没有任何余地可以轻言放弃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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