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12月17日讯 201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16日在北京举行，美国前财政部部长萨默斯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以及厉以宁、刘世锦、李毅中、贾康等90名中外经商界人士出席，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贾康就财税改革相关内容发表主题演讲。
演讲实录：
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贾康先生为我们带来主题演讲。
贾康：主持人、大家好！我们这个单元我注意到后面还有专家的圆桌讨论，所以我尽量简短地谈谈我的想法。我们单元的主题设定为财税理念与现实的距离，我看到这个题目以后感觉到很有一点思辨色彩，我想从一个税收的角度就这个题目谈一些作为研究者的看法。
贾康：我们的税收总体来说要解决这样履行职能、钱从哪里来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钱从哪里来后面跟着的是用到哪里去。在现代文明的语境里，现代社会的任何经济体、官方主体都会认可税收必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没有听到任何持否定理念的声音。任何官方主体都不否定这个理念，并不等于现实生活中就可以相对顺利地把这个理念和实际对接。现实生活中就有非常复杂的问题了，在具体中国的实际生活里，大家都知道执政党在最开始带领人们闹革命要奋斗建设新中国的时候就确立了一个宗旨为人民服务。革命的目的是让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执政党主持公权体系之后当然在逻辑上要认可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与民来贯彻为人民服务。但实际生活中的现象举出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具体问题。
贾康：第一，在税收征收的环节上一定还表现为一种利益让步，纳税人是企业也好，企业也是一个一个人组成的，还是自然人作为一个公民和纳税人也好，这种利益让渡带来的是在环节上发生的感受有税收痛苦。从税收的利益让渡来说，带来的是“税收是一种拔鹅毛的艺术，公权体系行使征税权是有强力的，拔鹅毛艺术上最艺术的境界是既把鹅毛拔下来又让鹅不叫唤或者是少叫唤。我们认为在税收痛苦这个问题上，中国社会无法回避，我们需要讨论，税后和谐需要优化处理，比如说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总体的结果，中国现在明显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三中全会要求直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内涵的逻辑就是在以后总体优化税制结构，降低社会的税收痛苦。
贾康：第二，纳税人在这个交税的时候也会反复听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用于人民群众纳税人的利益，这个必须说清楚，不是一一对应的。税收除了给政府筹集收入履行职能人的作用外，还必须伴随另外一种，而且现代社会越来越推崇的职能就是要合理地发挥收入调节再分配的作用，尤其是直接税明确是一个工具。税收就必然要在优化的设计和运作里面考虑抽肥补瘦，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甚至可以把某些税种比喻性地称之为罗宾汉税种。英国历史上正面形象的劫富济贫的侠盗罗宾汉，我在青少年的时候看过这个电影，这个直接对应的是个人所得税是超额累进的，还有人提出的是遗产税，在主要的经济体都有，但在现代社会中引起了很多的争议，这种抽肥补瘦，理念和实际的距离应该承认还将长期存在，只要税存在这方面的矛盾就不可能不存在，但人们总要找到尽可能可处理的方案，来找到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制约调整和不同的评价标准的抽肥补瘦机制问题。
贾康：第三，我们的税收不可避免的性质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古罗马时期流行死亡和税收两者都无可回避。现实生活中人类社会分成国家，有国家必有税。这个税带来的是必然有成本的，你说了多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不能回避，税收的成本里具体的状态有优化空间，不可能零成本，但是要尽可能降低成本才能最好地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与民的成果，计算机只要开机什么事都不做也要有成本。怎么最小化？如果从征管成本来说，实际上涉及到后面的是整个公权体系的综合成本，并不只是税收部门自己的一个成本的问题，如果税收部门后面的整个体系实际上是低效率，必须多征税来维持整个庞大体系的运行，广义的征管成本不光是税务部门，而是后面的这一大套行政的和公权的架构，在中国很显然要使行政成本综合成本最小化，大部制改革，扁平化的机构改革是当然的命题，实际生活中怎么推？困难重重。大部制说了这么多年，实际上只走了几个小碎步。公务员的工资前一段又被人们议论，公务员的工资该不该提？当然应该改，一个公职人员一个月的工资单够这么几块钱，怎么过体面生活？为什么社会舆论上有压力，一说提就不接受呢。就是后面跟着的整个公权机构消肿的问题，能不能给公众一个过得去的交代，如果没有大部制改革的有效推进，没有扁平化改革作出实际成绩的答卷，必然产生公众对提高公职人员的逆反心理，不认可的社会氛围，全面改革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机构消肿，接着可以把公职人员的工资提到中高水平，但很明显我们离这个还是有距离的。
贾康：顺便接着说一下在税收带来的利益影响上还有一个观察点，前面我强调了有抽肥补瘦的效应，但实际生活里，大家又意识到开放条件下，统一市场理念纳税人用脚投票的空间，中国以后用脚投票的空间不是越来越收拢而是越来越打开，就会伴随着一个问题，人们已经在讨论了，你要想抽肥补瘦怎么样能留住富人，这里面很多的问题也值得进一步展开讨论。我不认为现在讨论的直接税比如说房地产税，必须说以后要讨论遗产增值税就是简单把富赶走，中国的富人往外走，发达的经济体有很严格的遗产税，美国曾经考虑最后博弈的结果2011年争议了一年以后，提高到他们认为合理的状态，富人想去美国、英国、欧洲，对不起，那边的税比中国的还要高。富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是真问题，除非你认为富人会一股脑全都去加勒比海的几个小岛，那是真的免税区。真正的问题在哪儿？如果富人听到风吹草动有点什么消息就往外跑，是否有别的因素在里面。
贾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取之于民，用之与民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十八大以后我们明确认可的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是整个工薪体系合法性、合法税收运转的最关键因素，它的起源是从英格兰的无代表不纳税这个表述说起来的。现在有没有代表？有代表，人大就是我们最高权力机构，由人民代表组成的，但它的作用怎么样？这是真问题。我们现在在人大立法的客观需要和人大的能力这方面，实话实说我们看到了明显的差距，一个《预算法》要修订跨了两届政府，千难万难才这样最近修成正果，而且我个人感觉在肯定它的进步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遗憾，有明显的过渡色彩，那是下一轮的。以后人大要立法，比如说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能不能适应客观需要，作出应有的立法作为，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贾康：人大的代表怎么能真正地代表广泛的公众和他的选能够真正使公众的声音得到一些理性的过滤以后，充分地进入立法过程，这都是有挑战性的。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所推崇的制度建设已经到了四中全会表现的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法制化，逻辑是清楚的，但做起来是有很明显的难度的，我们是一个东方专治注意传统如此深厚的国家，我们对此一定有冷静的深刻的判断，前面攻坚克难是不言而喻的。实际生活中这些年已经非常明显地表露了我们大众纳税人意识上升对于政府用税、征税的公开透明和绩效的必然要求，以及我们实际生活中政府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已经达到的公开透明和绩效水平的滞后，这个理念和现实的差距也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政府牵头的这样一个制度建设过程，不能在透明和绩效方面有让公众认可的进步的话，你要求公众诚信纳税形成一种文化氛围，这样的一种诚信纳税文化的培育，其实是没有对应因素的，这两方面我认为必须是相辅相成共同推进的，这也是明显的我们缩小差距往前通过努力才能取得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
贾康：总体来说，追究走向中国梦伟大民族复兴实际上就是在延续上个世纪三件大事：第一是辛亥革命提出的走向共和的轨迹，走向共和不是简单地讲形式上有法，不是简单地讲有规则上的少数服从多数。在税收这种事情上，其实不可能简单用少数服从多数来处理。那就简单了，我们碰到的所有的税制的问题来一个全民公决那么就有结果。很可能现在是多数人认为取消这个税最好，房地产税更不用说，但走向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建立现代文明，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进行公共资源配置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走向共和的政治文明、公民素质、社会和谐、公权体系等要素综合在一起，通过理性的立法过程，形成最大公约数，把各种利益集团的诉求尽可能地最大包容性地来给以规则式的确认。即使是抽肥的富人对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这个体系下同样可以看得清楚，可以保护富人长远的利益，保护了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富人在更多给国库做利让的同时，他的痛苦会少一些。他可以在行使纳税人义务的同时，同时可以监督政府，也可以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可以安稳地享受美好生活，这些道理都要融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方向清楚、逻辑清楚，距离却明显。我认为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在总书记强调的冲破利益的藩篱，全面改革的攻坚克难是我们真正面临得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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