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儒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满现实

网易财经12月16日讯 以“重建改革生态”为主题的201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举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在“传统的继承与现代性”上表示，儒家从它产生的第一天开始，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满现实，“这个不满现实你可以说它是哀叹人心不古，是一种倒退的，但是你可以说反映知识分子社会批判地责任或者说是良心。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有人告诉你儒家就是一味的只说“今上万岁，万万岁”，肯定不是儒家的，儒家就是敌人。”

以下为文字实录：

秦晖：刚才丁教授古今中外的传统都讲了一通，我当然是气局比较小，就讲中国吧，大家一讲到中国传统就容易谈到儒家，在座的秋风先生现在也是儒家的弘扬者，我就谈一谈儒家在传统时代、在现代它经历的一些事。儒家其实早在汉代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时候就讨论过，儒家到底谁建立的？是周公建立的呢，还是孔子建立的呢？大家知道儒家建立一个学派显然是孔子开始的，但是孔子自己说他什么都没有创造，他完全做的就是继承，这就是所谓的述而不作，所谓的继承、传承，传承的是什么呢？传承的是周公之道，因此某种意义上讲，你说那一套是周公建立的也是对的。

实际上我觉得，所谓的儒家就是在原来西周时代或者说三代，大家知道儒家讲的黄金时代就是三代，以后是一代不如一代，当然抨击儒家的人说这叫复辟倒退，赞扬儒家的人说这叫做社会批判精神，不管是社会批判精神还是复辟倒退，都是讲儒家不满现实。儒家从它产生的第一天开始，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满现实，这个不满现实你可以说它是经过人心不古，是一种倒退的，但是你可以说反映知识分子社会批判地责任或者说是良心。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有人告诉你儒家就是一味的只说“今上万岁，万万岁”，肯定不是儒家的，儒家就是敌人。

那个时候为什么孔子说他传承的是周公之道，但是在周公那个时代并没有入学呢？道理很简单，周公时代那一套以家族、以血缘共同体为本位，用我的话讲小共同体本位的那一套价值观，和社会结构是契合的，因此大家都习以为常，在大家都习以为常的时候就没有人需要特别去捍卫它。可是到了春秋战国之际，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周秦之变的世纪，这一套就开始被受到严重的冲击。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原来那个时期人们都生活在一种类似家庭的氛围中，这个氛围是也上下之别的，但是这个上下它的权利和责任是结合的，也就是说讲的最简单一点，就是子弟，子弟要尊重家长，但是家长也会爱护子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不需要制度制约，人的亲情就可以做到这一点。除了人的亲情以外，在熟人和亲人社会可以直接进行人际交往的那个群体中，即使不考虑亲情，我们也知道熟人群体、亲人群体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个就是信息对称，一个就是重复博弈，这两点也就保证了不需要什么制度安排他们也可以做到权责对应，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上有慈父下有孝子。

这里有人说西方文明是不相信人性的，所以他们强调制度的制约，而中国人是相信性善的，所以他们就不太讲制度的制约。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曾经给学生讲过，我说在伦理道德这些东西能够起作用的范围内，其实西方也不太强调制度的制约，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即使像今天民主法治那么发达的西方，也没有人主张，假如这个共同体小到了比如说一个家庭，假如这个共同体小到了一个家庭，也没有人提出父亲应该是民主选举的，也没有人提出对夫权应该实行三权分立。道理很简单，这个人际关系那么密切的条件下，你用不着这个东西，虎毒不食子嘛，我们都知道，但是到了周秦之际，这个社会开始弥漫起一种军国主义的氛围，就是几个国家都要打仗，打仗就要集中资源，就不允许有小共同体本位了，然后各个国家就开始强调集权，强调集权就在小共同体内部挑唆那些离心倾向。

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中国出现所谓的周秦之变，而周秦之变导致所谓的百家争鸣，毛泽东说的不错，在这个时期主要构成的对立就是两家，也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是维护周治的，法家是要搞秦治的，从周治到秦治，如果用儒家说法就是叫做从王道成了霸道，用我的说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从长者的政治，就是在一个家庭里头，像父亲和儿子一样的，从长者政治变成了强者政治，也就是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这个时期当然就是造成了礼崩乐坏，但是礼崩乐坏最后的结果呢？最后的结果应该说强者战胜了长者。所谓的秦治其实在儒家看来当然就是霸道战胜了王道，因此在以后的这段时间，中国社会一方面有这个秦治本身建立起来的传统，刚才丁学良先生讲了，这个传统都是复杂的，法家建立的这套强权政治的传统，这里我要讲这个传统的确对中国人民影响很大，而且这个传统它的深层次的东西往往和我们现在经常讲的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我们经常讲中国人有忠君的传统，似乎大家好像都不言自明，中国人都是忠君的，其实哪里是这样，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人之所以服从皇上，按照韩非的说法很简单，第一，皇上可以给我高官厚禄，我忠君，我服从他可以有好处。第二，皇上可以杀了我全家，我不服从他对我有坏处，讲的简单一点，皇上可以重赏我、也可以重罚我，他有很大的权力，我其实害怕的就是这个权力。因此一个皇上一旦他没有权力，中国人是从来不把他当一回事的，这也就造成了中国这个土地上很难产生虚君这种东西。

有人经常遗憾，说辛亥革命要是没有就好了，如果当时不把秦朝推翻，如果保留一个虚君，搞君主立宪，中国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我告诉大家，所有搞君主立宪的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有一种，皇上没有什么权力，但是大家还很尊重他这样的传统，但是中国有这种传统吗？当然没有的，你一个皇帝，不要说你没有权力，你就是权力稍微削弱了一点，马上就有身价生命之忧，所以曹操就讲过嘛，他说射死无辜不知天下几人称帝几人称君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如到我家。儒家到了秦治前夕，荀子他曾经有过一个重大的我们可以把他叫做创新，那就是把伐先王变成了伐后王，后来有人说先王是保守的、厚望是禁锢的，所以从伐先王变成伐后王，变成了一种改革的思想。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话有道理吗？凭什么说先王就一定是保守、后王就一定是创新的呢？我们中国很多朝代里头提到险阻都是雄才大略的、后祖都是窝囊废，凭什么说后王就一定比先王好呢。其实先王、后王的区别在哪里？大家想想就知道，所谓的后王不是指未来的王，所谓的后王就是指现在掌权的王，而先王是什么呢？先王是尧舜禹、汤文武，这些人都死了，既赏不了、也罚不了，所谓伐先王无非就是遵守一种道德的原则，而伐后王是什么呢？伐后王就是谁有权力我听谁的。因此从伐先王到伐后王，实际上老师说忠君之道就已经没有了，有的只是尊权之道，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谁掌权我听谁的。这个原则的确很有用，这里我要讲，的确我们不能持一种非黑即白的观点。像法家的这套建构，对秦以来的两千年作为一个农业社会，能够整合出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建立一套中央集权的体制，这个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这个大事当然既包括好事也包括坏事了，所以中国历史上治起来非常治、乱起来非常乱，大家也都是知道的。从这一点上来讲它的确是非常有用，但是也正因为它的这个特点，强者战胜了长者，道德上始终是存在着非常大的缺陷的，毛泽东说两千年来一直存在着儒法之争，汉武帝以后法家再没有被秦治真正的挑战。汉武帝说他独尊儒术，在话语上也没有人对儒家产生挑战，但是这种说的是儒家、做的是法家的做法的确在社会中保持了非常大的张力，就是说对秦治的不满一直在中国有根深蒂固的传统的，这种传统如果在诸子百家中找根源，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儒家，或者说基本上来自儒家。因此毛泽东不喜欢儒家，很重要的就是儒家的这些东西阻碍着秦治的稳定。

我们到了晚清时代为什么西方那套东西会广泛的被中国人接受呢，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晚清分了几个阶段，一开始是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把我们打败了，说他们的器物了得了，于是开始搞军火工业，开始在器物上学习西方。但是有了洋枪洋炮还是打不赢，中法战争、中日战争都是在中国有了洋枪洋炮以后打的，甚至北洋舰队打的，结果还是打不赢，很多人就说，中国的制度有问题，于是有了所谓的制度上的学西方，就像不管是戊戌的改良还是辛亥革命，都是要改变制度。后来已经建立了共和制，发现还不行，后来又有人说是中国人的心灵不行，于是又开始搞文化上的学习西方，或者国民行性的一种改造，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反映了部分的事实。讲的简单一点，实际是官方学习西方的过程，的确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就会发现，其实一般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士大夫、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对西方那套产生共鸣，并不是按照这个逻辑的，甚至是倒过来的，早在1844年大家知道，1844年只是鸦片战争刚刚过去，鸦片战争以后才4年，而且那个时候根本中国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提坚船利炮的问题，中国也没有兴起搞洋枪洋炮的热潮，但是早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对西方有所了解的人，很多人对西方的政治体制、国民价值观表现了高度的人口。简单讲，西洋国政民风之美，1844年的徐继畲和70年代第一代出使欧洲的郭嵩焘，他们最看中的就是这个东西，所谓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美在什么地方呢？说实在的这些人当初也没有很深的近代科学知识，但是他们从最直观的角度就觉得，儒家讲的仁义道德已经没有了，不是指现在没有，而是秦以后被法家的他套搞掉了，讲的简单一点就是礼崩乐坏。现在这些东西保留在哪里呢？保留在西方，西方比我大清更仁义，主要指的是内政，当然和西方对其他国家的军队是两个问题，西方人侵略我们、欺负我们，我们是要抵抗的，但是西方人至少对他们自己人，西方国家把他们的老百姓当人，而我们的国家，秦始皇以来的这个国家是不把老百姓当人的，一看大家就觉得仁义在那里。因此很多人就知道，郭嵩焘，用今天话讲，他是国学大师，写过很多关于儒家的著作，他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以一个58岁的国学大使，其实并没有什么经过价值观的转换，并没有出现脱胎换骨，但是他觉得到了西方样样都好，就好在用儒家的语言讲，就好在仁义道德。这种所谓的仁义道德当然指的是他有一个针对的东西，针对的就是体制，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像郭嵩焘。

包括最极端的保守派，你听他公开的语言，他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郭嵩焘当时他在英国当大使的时候，朝廷给他派了一个副使，是专门监视他的，这个人说郭嵩焘崇洋媚外、说郭嵩焘老称赞他们的东西，对我们的现实不太满意。后来把这个副手的日记公布了，后来一看他的日记里面讲的很多话比郭嵩焘有过之无不及。因此人们学习西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谓的民主共和是天下为公，获得三代余焉，三代就是孔孟倡导的东西，在中国早已经没有了。因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后走向共和的道路，而没有走君主立宪，有人说是因为激进主义的原故，其实在我看恰恰与中国的传统有关，中国的传统其实是从来没有忠君这么一说。大家知道在西方各国，很多实行所谓封建制的国家，就是没有中央集权的，国王的实际权力很少的，包括日本、包括英国都是这样，他们所谓的王朝，那个皇帝的选员其实是一以贯之的，讲的简单一点，现在的英国女王他的血统可以追溯到1066年，从北欧跑到英国去开创了现在已经延续了将近一千年，当然日本几本上没有出现过一两百年就异姓的现象。其实他们的这个国王经常是大权旁落的，但是大权旁落也没有人跟他争，我觉得争的那些人是把这些国王不是当作权力，而是当作人来尊重的，也就是说你没有权力我也不会把你杀了或者是覆巢无完卵，但是在中国的确没有这个条件。民主共和之所以在中国人心目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很重要的就是当时人们认为这叫天下为公。在1844年的时候，徐继畲对美国的评价要比对英国还要高，就很难说用坚船利炮来解释，因为大家知道，1844年的时候美国根本就不是一个强国，美国强大19世纪后期，而且没有也没有把中国打败，鸦片战争是中国和英国打的，并不是中国和美国打的，按照徐继畲讲，华盛顿是天下为公的人，是我们三代的彝。

实际上一直到戊戌时代，其实严格说学习西方和遵守儒家的传统一直都没有什么矛盾，真正有了矛盾是在戊戌以后，戊戌以后造成了冲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和当时的民族危亡有关，但是很重要的也和日本的影响有关，因为日本学习西方走的是一条中央集权道路，从原来明治维新的状态变成了天皇集权的状态，中国就想学日本，于是变成与诸侯林立的状态对立。如果你这么看当然就和儒家有矛盾，于是就发生了对立。

但是整个时期，其实儒家的地位我觉得一直受到两种东西的冲击，第一种东西，就是对中国现实政治中的那些最邪恶的东西，如果你持一种回避态度，就是说后王我惹不起我就去惹先王，荆轲不敢刺亲王就去刺孔子，荆轲刺孔子是很多人对儒家非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第二个原因，就是一些自以为是标榜为孔子信徒的人，这里我要讲，这个现象从汉初就开始了，汉初就有一个专门拍马屁的人，被后来的儒家骂的很厉害，朱熹就说他根本就不是儒家，说这个人是搞了一些皮毛，总而言之说这个人根本就是糟蹋了儒家。像这样一些人他们又走上了另外一条，叫做荆轲颂秦王的道路，其实儒家的困境就是在荆轲刺孔子的假激进和荆轲颂秦王的假保守中给搞的很尴尬的。假如这个荆轲如果能够刺秦王就不需要去刺孔子，而且他更不需要去颂秦王。在面对秦治的背景下，如果我们仿佛在这两者中间振荡，儒家就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到了现代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传统呢？当然刚才已经讲了，传统是有很多成份的，这个成份如果转换为思想流派，也就是诸子百家其实都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在我们中国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所有的创新其实也可以在传统中找到根源，其实有些东西也可以说在任何民族的传统中其实都存在，比如有些人说自由，有些人说自由是来自西方的东西，中国人是不懂这个东西的，还有一些人说中国人是只讲道德不讲权力的，或者说只讲应该做什么而不讲可以做什么的，其实这个说法我觉得都是不对的。其实老实说，就自由而言，不要说人，就是动物，它也是都是要自由的，区别仅仅在于所有的人，包括最极端的，像希特勒，他本人都是要自由的，区别仅仅在于，他允许不允许其他人自由而已，我们讲的社会进步其实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要尊重他人的自由，这一点从古代到现代有很大的区别，至于说自己想要自由任何人都这样，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是这样的。

尊重别人的自由就是所谓的权力，其实这个权力之争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人讨论过，大家可能都知道，当时有一个叫做拔一毛以立天下而不为，很多人都骂他，最重要的是孔子说，为天下就应该抛头露撒热血，这场争论后来人们分析，其实争论的并不是拔一毛以立天下该不该为的问题，其实争论的是拔一毛的权力归谁的问题，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我的一毛谁有权力拔，拔一毛以立天下不是不可以，甚至立天下抛头露撒热血都可以，但是这个权力在我，我愿意，不能以我立天下为理由锚你一毛，那是不行的。当时讨论的就是我的一毛由谁作主的问题，只不过再后来才变成了另外的问题，因此我们现在看所有的这一切争论其实在传统中都可以找到根源，人类的社会发展中其实并没有传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