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放生：劳动股份制是企业内反腐利器

网易财经12月16日讯 以“重建改革生态”为主题的201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举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在国企改革方法论论坛上表示，经济改革的起点与终点，是员工成为企业主人。推行劳动股份制对杜绝腐败有非常大的效果。

周放生称，传统的委托代理人制度下，无论国企民企都无法有效监管腐败，西方几百年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个困境，比如说通过公司治理、董事会、股东会、独立董事、监事会，选择经营者、高薪激励股票期权等等，但企业内腐败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安然事件是典型的内部人控制的重大的腐败案件。”

周放生认为，企业唯有推行劳动股份制，让员工持股，才能有效杜绝腐败行为，因为每个员工作为企业的权益所有人，会自发自愿的监督管理层的行为。“原来的经理有进货权，吃回扣腐败，现在他不敢吃，不敢腐败不想腐败也不能腐败，因为骨干员工都在持股。过去大家不管因为你是吃老板的钱而不是吃我们的钱，现在你想吃回扣门都没有。”

以下是文字实录

周放生：我的发言题目叫企业改革的起点与终点，文魁刚才讲的观点讲的是实话，很多观点我是赞成的。98年改革的时候我当时是国企脱困办副主任，我拿名片到下面调研，人家一看说原来“丐帮帮主”来了，因为我去的全是亏损企业，脱困办、脱困办就是干这个活的，那个年代给我们印象太深了。我今天的题目是改革的起点与终点，员工成为企业主人。

周放生：为什么要谈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国企改革还是很有争论在所有制层面，当然所有制改革很必要，是混合谁控股混的什么程度，怎么混还基本是在这个层面。但我一直在思考，难道这是我们改革的目标吗？我想来想去，我们改革的终极目标不是这个，这只是一个路径、一个方法、一个手段，改革的终极目标恐怕是员工成为企业主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改革最终的检验标准就是这个。你解决没解决这个。我先从农村改革开始，从人民公社到土地，联产承包制，农民拿到的是收益权不是所有权，到现在为止农民的所有权也没有拿到，因为是集体所有。当然现在有流转了，已经在产权上又往前走，这不是所有权而是分拆出的收益权。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成为土地主人，为自己干活、好好干活农民得到了解放。

周放生：城市改革企业经营者员工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企业的主人，我是国企出身，在国企干了20多年，希望参与企业的管理，实现自己的价值。像小米的雷军说，雇佣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让员工发自内心地工作，这是现在的价值观。我们先不讨论国企，先讨论民企，我们想问民企经理人员工是主人吗，大家肯定回答怎么可能呢？老板就是老板，打工的就是打工的，绝对不可能。我们看看可不可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问题，从理论的源头讲就是两权分离，产生了委托代理制，委托人是主任，代理人是受托人，这个理论既适合国企又适合民企也适合外资。

周放生：由于委托代理制出现了之后，是因为企业从小变大必然需要，他不能老是一个小作坊，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公司发展的过程，代理制解决了企业从小大的问题，但同时出现了困境就是信息不对称，利益不一致，内部人控制，贪腐、浪费、事物、冗员、内耗、劳资矛盾、贫富差别，道德风险，监管成本高。刚才说民企的不会腐败，这是不对的，民企内部代理人会腐败，老板不会腐败。

周放生：委托代理人的困境几百年前西方国家搞经理人制度就出现了，西方几百年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通过公司治理、董事会、股东会、独立董事、监事会，选择经营者、高薪激励股票期权等等，统统这些措施全是为了解决委托代理的问题，但是解决了吗？安然事件是典型的内部人控制的重大的腐败案件，而且安达信还给安然做假，安达信被解散了，包括雷曼兄弟。美国出现的这些问题，说明了委托代理制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因就是内部人控制，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利益不一致，受托人难以有主人的感觉，他不是主人而有自己的利益。国外的监管难以到位，目前西方很多大公司在逐渐地实行员工分红、员工持股，又在探索怎么进一步解决委托代理的问题。

周放生：我们看看我们的老祖宗在探索委托代理制方面有什么措施。300年前比如说票号钱庄日升昌，总部在平遥，分号在全国各地没法儿监管，从平遥去一趟包头骑马得三个月，那边的分号经理携款外逃太容易了，因为无法监管。除非是生20个儿子都当监事会主席，那差不多，当时就出现了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当时的老祖宗怎么解决的？他们就一个高招，银股和身股问题，银股是东家的，身股是掌柜的，员工有分红全和收益权，当时的这一招就解决了大问题，电视剧《乔家大院》讲得非常清楚，包头的银行行长和银行的骨干员工他们可以分包头银行分号的利润的大头，60%到70%，都是有档案可查的，而且有很多的专家专门研究过，就变成给自己干活了，而不是给平遥的老板干活，他就是企业的主人，他还携款外逃吗？当时的坏账率是1‰以下，全世界都做不到，但当年我们的老祖宗们他们已经做到了。

周放生：当时的利益分配是身股于银股相结合，身股为大，一般是掌柜的和员工拿大头，但决策权是老板的，即人力资本为大，不是出资资本为大，掌柜的、伙计有了身股成为主人，自然就有主人翁精神，不用你教育他，坏账率1‰以下。

周放生：当前的民企和股改在做什么，国企也在做股改，他们也在探索委托代理的困境，现在的民企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贪污腐败、浪费、冗员、低效、矛盾对抗，这些问题跟国企差不多，只是程度不同。他跟我们国企的区别在哪儿，民企的大猫不贪腐，国企的如果不管好就贪腐，不是所有的而是少数。除了民企大猫以下的所有的员工都有可能贪腐，而且确实存在。我们民企传统的办法怎么搞？就是考核指标，老板给经理人下考核指标，相应的效益工资加红包加期权。矛盾在哪儿，老板的想法最好是让下面的人多干活少拿钱，论功行赏。底下的代理人是少干活多拿钱，花花招就都来了。这时候的体制内，经理人和员工不是主人而是打工的。现在民企在做劳动股份制，郭凡生慧聪网的创始人，他92年下海之后自己就遇到了这个矛盾，研究了当年晋商票号的那套劳动分红制股份制，并在自己的民营企业中长期实践大概有20年的时间，确实觉得这套体制是非常地有效的。他们现在的做法是，劳动分红存量利润分红，增量利润分红，比如说存量利润其分红的比例是10%到20%，增量利润分红是占60%到70%，但所有权和决策权没有分离，而且一定三年没有变，因为每年都变人家就不干了。最后的结果是，老板的利润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他拿的小头利润绝对额还在增加，因为蛋糕做大了，我是亲自做了大量了案例调查，我在这儿讲这个话都是有根有据的。

周放生：变化在哪儿？员工说过去打工仔今天当主人，一个民营企业的打工仔能说出这种话，现在一个农民工说我是企业主人了，我们是让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能得到最大的发挥，这是我们改革最终的目标。经理人和骨干员工感觉到有奔头了，就像农民土地承包一样的感觉。这是上升到产权制度层面的。王府井一带做烤鸭的有几十家，凡是靠公款吃饭的都冷落了，有一家没有，在灯市西口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品牌比它好，没有什么人吃饭，唯独这家位置不好还稍微比别人贵，品牌不响，吃饭的人不绝，因为是老百姓自己掏钱，都是民营企业还不跟国企比，原因在于这个自己做了股改经理人员工是企业的主人，而其他的民营企业还是打工仔，区别就在这儿，不信你们自己去看，它在北京六个连锁店，我去吃饭是自己花钱的，我不是做广告，可是我吃饭的过程中是一个人一个人做访谈，我先找大老板，之后跟店长谈、跟大厨谈和普通员工谈得出的结论，确实是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民企的员工成主人了。

周放生：股改带来的变化，目前经济下行很多的民企经营困难，很多的国企也经营困难，可是这些民企的利润率增长是30%到80%，结果是杜绝贪腐、减少浪费、控制冗员、内部和谐、提升管理。

周放生：根据我的调查，第一是腐败没有了，原来的经理有进货权，吃回扣腐败，现在他不敢吃，不敢腐败不想腐败也不能腐败，因为骨干员工都在持股，你吃回扣就是吃别人的钱吗？过去大家不管因为你是吃老板的钱而不是吃我们的钱，现在你想吃回扣门都没有，他也不想吃回扣，我吃回扣不合法，什么时候老板我去监狱了，我好好分红享受利润多好啊。第二，减少浪费。过去某个企业每个月拉出废品垃圾25车，现在只拉5车的废品和垃圾，那20车是利润啊。第三，消除冗员，某个企业过去2000人，现在1500人，人工成本降低保证了利润。那个烤鸭店也是如此的，他在老家把亲戚家的孩子，有了工资也算是我的收入，现在一改革亲戚的孩子都出去了，因为把原来的亲戚朋友弄进来员工之间都是矛盾，这都是店长的侄子、外甥都惹不起，员工之间就打架，现在这个问题大大减少。

周放生：第四，投资失误减少利润增加，过去投资失误很多不负责任。分红权改革，把真实利润逼出来，我们过去搞企业说成本、晓南他们说成本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别做假账，可是什么是真实成本？不知道。这个改革把真实成本逼迫了，把虚增的成本降下来了，真正地水落石出，过去你搞不清楚什么是真的。

周放生：理论上叫做共享制替代了代理制，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三权分离、三权互立，所有权不动，经营权授权，收益权共享，将雇佣变成主任释放出制度红利，这个改革的结果完完全全是民营企业股改出来的红利，老板都做不到，因为一个人是老板，别人人没有那么认真，现在大家是老板，大家负责。而且资本与劳动共创价值，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并不是说一个企业的利润都是资本带来的，都应该所有的利润归资本分红，实际上我们企业很多价值既有资本带来的更有劳动带来的，尤其是高科技企业，那些科技人员管理人员他们的那种劳动其实是创造价值的，我们现在绝对化了，这个企业是谁所有谁收益都是他的，其实这是不科学、不合理的，跟现实是不符的，所以民企不改承认现实，资本和劳动共创价值，因此按资分红与按劳分红相结合，这才是实事求是。

周放生：劳动股份制的现实意义，劳动股份制有助于解决三大问题，第一代理制问题，第二劳资矛盾大大缓解，第三共同富裕。我们一直讲走向共同富裕，这才是社会主义理想的目标，民营企业告诉我们，从按资分红变成与按资分红与按劳分红相结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是10万，分红收入是工资收入的4倍，他主要依靠的是分红收入，他就对企业的利益拴在一起了，如果主要的收入靠工资收入，他的利益跟钱利益就没有算在一起。所以特点探索出一条从少数人富裕走向共同富裕的这条道路，这多有意义？这正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未来，公司治理与员工主人相结合，资本权益与劳动权益相统一，经理人员工是企业的主任，既是愿望也是现实。

周放生：回到国企能不能做到？国企的经营者和员工是主人吗？理论上讲工人阶级大家作主，国企的员工都是企业的主任，实际上蒋建敏他们是主人吗？不是的。他们都不是怎么要求干部员工能像主人一样工作，国企实施了世界上最复杂的监管制度，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晓南主席的监管可以腐败少一点，可是不敢保证没有发生，关键是制度没有变。一些国企的领导干部能够做到以身作则，以主人翁的姿态工作，但难以要求干部和员工同样做到。民企股改进行了实验的保养，劳动股份制可否在国企实行，国资委08年发了一个文件叫139号文，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我当时在改革与分管改制，这个文件是我主持制定的，当然是领导批准的，我是负责写文件的。我们明确经批准可以探索多种方式取得企业股权，符合条件的也可获得企业利润奖励，利润奖励就是奖励分红，当时这个概念是尚宁主任（音）国资委副主任提出来的，我是非常赞成他的观点的，我们写到文件里了，当时也得到了李荣融主任各个国资委领导的支持和赞成，我们发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现在也有效，没有作废。我们当时还选择了若干高科技央企做试点，仅仅奖励增量利润的10%就可以看出效果了，只是那个文件没有大环境，没有普遍铺开，而且奖励的比例也有限。新一轮国企改革比较容易操作的是分红改革，因为分红全改革不动存量，甚至不要求先进改制，有利于调动积极性。经营者、骨干员工成为企业的主人，这样一个目标如果能够在国企九月央企国企推开，将在下一步改革中起到很好的作用。国企成本降低，利润增长的空间比民企更大，我相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周放生：通过分红改革的结果是国家受益、企业受益、社会受益、员工受益何乐而不为？还包括股东受益。经营者骨干员工分红并没有增加企业的成本，而是企业成本结构的调整国企经营者骨干员工在增量利润中分红增加的收入并不违反当前中央对国企薪酬制度的规定。分红权制度可以遏制民企内部腐败，更是国企的反腐利器，根据我的经验，我们搞国企改革这么多年，大量的案例证明凡是有经营者、骨干员工持股的企业很少发生腐败，我可以给大家从无数多的例子说明，堵住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通道，还保护了干部，挽救了干部。减少国企腐败抓人是治标，建立好的制度才是治本，我们不能说抓人越多越好，腐败的现象越少越好。分红权制度是开前门，让人守正，反腐是堵后门。

周放生：当然大家对国企实行分红权感觉到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不拥有资本怎么能分红？

第一，传统观念是两权分离，现在理念是三权分离，即所有权、经营权、受益权分离。第二，资本创造价值，劳动也创造价值，在高科技企业往往各个创意就可以吸引天使投资人的投资，苹果都是这么做的。这是不是在分国有资产，这是一个很严重和严肃的问题。我的回答，

第一，分红权是增量利润分红，民营企业的实践说明，没有分红权制度迥没有增量利润，因为经营者和员工跟你不是一条心就不行了。连老板的增量利润都没有，国有企业也是如此，在国有企业实行分红权制度，国有资本只会增值。

第二，经营者骨干员工分红是自己创造的价值，从一定意义上国有资本增殖搭的是员工的便车。

周放生： 第三个疑问，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的其他为富不仁不可以分红？分红权制度是按劳分红，其他人不在企业劳动怎么能参加分红呢？其他人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13亿人民都是所有者，你可以通过国有资本分红，国企上缴利润，用于补充养老金而补充权益。

周放生：分红权改革可以在国企推开，虽然国企有它的复杂性，但可以在制度上监管上加强，利润基数怎么定？有很多的办法，可以用前几年的平均利润，用社会平均资本利润率、行业平均资本利润率、经济增加值EVA率算，这都没有问题。但有人担心说会不会做假账分红？做假账可以通过监管和审计的办法是可以供给的，一旦发现权术追回。

周放生：一棵好果树结出的是好果子，一个人的心和灵魂是圣洁的，他的行为也是纯洁的。这就是要从本院上解决问题，经营者和员工怎么成为企业的主人，总之要通过国企改革，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国企的经营者骨干员工成为企业主人的问题，不再是简单概念上的主人，而是自己真的感受到我是企业的主人了，主人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顺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