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不能把所有板子都打在老祖宗屁股上

网易财经12月16日讯 以“重建改革生态”为主题的201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举行，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传统的继承与现代性”论坛上表示，在1984年的时候，大部分人认为中国在1949年以后出现的一切问题，最重要的根子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把这个板子打到老祖宗的屁股上。丁学良表示，老祖宗是要负一点责任，但是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到老祖宗身上。

丁学良表示，我们把太多的不属于传统的那些责任、那些责难、那些批评、那些责怪、那些怨恨通通都到传统了。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大的问题——传统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结构严密的、同质的一个整体，而是一个多元的、多质的内部充满了矛盾的、内部充满了不协调的、内部充满了紧张关系的庞大体。在每个人面前都展示了充分的可能性，开放，你可以对同样一个东西做出非常不一样的解释，而你每一个解释都能够在传统里找到支持你这个解释。

以下为直播实录：

丁学良：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我有好几年都没有参加了，来的挺光荣。我今天讲的这个内容，我不是作为专家，我是作为学生，因为他们几位是专家。

我做学问超过30年了，在之前改革开放初期恢复高考最早赶上了机会，而我们那一代人当时都被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所迫使找到答案，这些问题中间有些是属于很敏感的问题，现在看不算敏感，当时很敏感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什么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怎么经过几年大发展，决策的错误、决策的毛病，文化大革命，把很多人整掉了，把国家整到快崩溃的边缘，我们当时找到了最容易找到的答案，忘记当时谁了，那就是林彪和四人帮，他们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后来没几天人们就不满足这样的解答，说林彪、四人帮这一两年出现的，林彪、四人帮后面怎么导致的呢？又往后追，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他们在最后他们造成这些问题的比林彪、四人帮更深远的影响。过几年这样的回答也不能满足，讲国民党反动派赶走了，已经这么多年了，从49年开始到79年30年了，他们怎么对49年以后这么多年的问题负责任呢。再往前追，我们受高等教育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追到了中国所谓的一切落后、一切专制、一切人权的侵犯等等，找到了一个总根源，这个总根源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是主流意见，编了好多章程、研究了好多问题。

1984年8月28日，这就是我们那代大部分人到达的认识的高度，就是中国的一切问题，49年以后的一切问题究其根源，最重要的根子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么说可能这中间有点不公道，因为当时也有人特别尖锐的指出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因为你们在特有的政治限制情况下有些话不好说，就把这个板子打到老祖宗的屁股上，老祖宗是要负一点责任，但是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到老祖宗身上。类似教育澄清了小型的讨论，一般来讲上不了主流的报刊，上了主流报刊的基本上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些。

1984年8月29日，我就从北京出国了，到美国去念书。到了美国以后接到了一个邀请函，那个邀请函是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教授，一个非常典雅的中文名字叫姚纪凡，他当时说你在中国国内的论文都发成了英文的摘要，邀请你参加我们的研讨会，这是1984年的10月份，我就去了，当时普林斯顿大学为中心的好多年来一直有这么一个持续的活动，总的标题是“比较现代化”。出国之前中国最重要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到了美国去了以后比较现代化，我们是四个现代化怎么叫比较现代化呢？我这方面对这个概念就非常好奇，在中国我们英文也不怎么好，那时候跟外面的信息交流也不是太通畅，知道比较现代化的概念，但是不知道比较现代化的来源是什么。现在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研讨会，就高兴的不得了，我就跑去了，一跑去以后见到了我仰慕已久的这些英文世界的大名鼎鼎的像布莱克教授，他本来研究德国现代化和英国现代化的比较，还有研究中国现代化和日本现代化的比较，还有专门研究清朝和沙皇时代的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还有一些近代化的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这里面主持的几位老教授，有的属于我们的爷爷一辈了，年纪轻一点的是我们叔叔一辈了。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把18世纪末一开始工业化的起步以后世界上最重要的几波现代化的努力成败得失放在一个综合的价值上进行比较和考察，试图得出一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社会科学的结论。

在那个地方当然我被邀请的时候，让我去讲一个当时我们那一代人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四个现代化为基本的目标以来，你们中国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怎么看待你们对于你们国家为什么现代化发展不成功，主要研究弯路，你们是怎么总结经验教训的，你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用于其他参考的对象，这个情况本身就是我们中国这一代人最最关心的问题。当然一肚子的感想想告诉那些我非常崇敬的这些爷爷一辈、叔叔一辈的大学者，包括一些研究生，可是当时我的英文实在太糟糕，糟糕到每一个句子只能讲到1/3就讲不下去了，单词也想不起来，语法简单一点还行，所以跟母语讲完全不一样。幸亏这些爷爷一辈和叔叔一辈的学者，他们年轻的时候跟亚洲人、俄罗斯人、拉丁美洲人、非洲人打交道，所以他们已经对形形色色的英文发音还比较熟悉、比较宽容，否则我们老早就被人赶下台了。

他们以十分坚韧的态度听我讲了一下我们这代人怎么认识的问题，等到演讲以后进入我们私下的交流，我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这个时候讲话就不怎么正规了，因为上面是比较正规的，下面是非常正规的，他们给我讲了一些道理。第一部分讲的是在1984年8月29日以前我们那些人对这个的理解，我现在讲的是第二点，从1984年10月中下旬开始，我因为得到了普林斯顿比较现代化的研究网络，他们来的不仅仅是普林斯顿的，包括哥伦比亚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整个东部的名校，跟西部的伯克利、斯坦福的名校，因为跟他们的交往一下子给我非常重要的启蒙和纠正的作用。启蒙和纠正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教授对我们的开导，说你们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好像还比不上20世纪初期你们五四一代的那些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深。也就是说那时候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你们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理解大大的退步了，没有进步，我觉得这点我非常不好意思，他们举了很多材料。然后讲，你们这代人的思考，对当时要有反思嘛，你们这些反思更比不上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的启蒙知识分子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思考，比他们落后的更远了，我想这个明治维新是19世纪中叶，咱们到了那去了。还有一个教授讲的更尖刻了，所以你们这个问题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比你们考虑的更有广度、更有深度，这样一下子从井底之蛙的境地掀到了半空之中，从那时候我一直试图从半空之中掉入井底。当时我报的题目上面很欣赏，研究现代化的问题，到了美国以后因为跟他们交往，不能仅仅研究现代化了，要研究比较现代化了，就是说把从18世纪末期以来东西方、南北方发生的最重要的现代化的经验要进行独立的批判、考察和比较，所以我以后上的学科都是按照这个目标申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