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亚萍看国企为何搞不好？

[编者按：国企不乏心怀抱负的精英才俊，普通员工也勤勤恳恳，具有专业素养的敬业精神。曾经走访广东省越秀集团，在总部职能部门走动，经常会看到职员工位下放着“行军床”，原来他们加班到11点是经常事，“有时候工作至深夜，干脆就在办公室过夜了”。有优质的资产、有利的政策、优秀的人才，为什么国营企业还是弊病重重，大而不强呢？]

原标题：[亦观察] No.305 国企为什么搞不好？

近日，“邓亚萍败光20亿”的新闻甚嚣尘上，引发公众对国企的种种想象与评议。

在我看来，这种事司空见惯，一点都不奇怪。引用一位国企中层的话说：“给你20亿资金，最后一分钱不剩，败光了不要紧；但是如果做到100亿，反而要紧了”。个中意思，耐人寻味。

早年在北京做事，一个平时一处玩耍的官宦子弟凭借长辈关系，从某央企下属的某能源企业处得到一笔礼品订单，为该企业提供一批风车形状的白色巧克力作为元旦礼品，但由于原料品质不佳，礼品送到，打开包装盒，“巧克力风车”断成数截，到手的生意就这样黄了。

曾经偶然邂逅某位业已落马的“国企改革明星”的后人，依托“叔父”生前的威望和人脉，在北京西郊开办一家神秘工厂，为这家著名国企提供所谓的“技术支持”，赚取隐秘而惊人的利润。

也许要花费十年之力，才可做大做强国营企业，但搞垮一家国企，却不费吹灰之力。

很长时间内，华润集团职业经理人始终抱着这样的信条：“为党国卖命，党国自然不会亏待我们。”然而，随着2014年该企业“一把手”落马，集团及下属利润中心高级经理人陆续牵连落马，“一把手”倾力打造的企业文化在一夜被颠覆，“简单、阳光、透明”价值观的瞬息坍塌。新上任的“一把手”临危受命，却找不到一个可信可用之人，“说不定哪天就被抓走了”。

国营企业既参与市场竞争，又接受国资委监督管理；“一把手”既是企业经营者，承担企业经营的职责，又身为国家干部，肩负国资保值增值的使命，背后更有无数双眼睛，无时不刻盯着他们。“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角力互博，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

任志强曾讲过一件往事：早年，当由一批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组合而成的华远集团经营渐有起色的时候，他却被人以涉嫌贪污的罪名匿名举报，锒铛入狱，在大牢中蹉跎岁月。

2014年11月，任志强交出华远地产董事长的位子，彻底从华远退休了。他耗费半生心血创建的华远地产，此时只不过是一家营收40多亿人民币的中型房企，在“2014年上市房企综合实力100强”中，排名第81位。要知道，早在2000年，华远地产的营收就达到40亿人民币的规模，是当之无愧的行业冠军。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10多年过去华远地产还在原地踏步？

每次与国企深度接触，总会被一种的复杂情绪包裹、萦绕着，其中有感慨，也有惋惜。

一方面，国企背靠国家，拥有其他市场主体难以比拟的资源和政策优势。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国企“是BUG一样的存在”，只要国资委不断注入资产，银行不断输血，一家濒临破产的上市国企就不可能走上绝路，而那些敢于突破政策限制的国企，则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

另一方面，国企不乏心怀抱负的精英才俊，普通员工也勤勤恳恳，具有专业素养的敬业精神。曾经走访广东省越秀集团，在总部职能部门走动，经常会看到职员工位下放着“行军床”，原来他们加班到11点是经常事，“有时候工作至深夜，干脆就在办公室过夜了”。

有优质的资产、有利的政策、优秀的人才，为什么国营企业还是弊病重重，大而不强呢？

体制在给予国企诸多先天优势的同时，也束缚了它的手脚，国企经营如同“带着镣铐舞蹈”，无法充分发挥活力和效率。华远集团成立之初，北京市西城区将13家经营困难的工厂交给华远，“甩包袱”，当这些企业走上正轨、良性发展之后，又会被切割走。很多有抱负的国企高层喜欢把旗下企业运作到香港上市，因为这样一来，“就要遵守香港的法律”，国资委鞭长莫及了。而华远地产之所以发展缓慢，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行政力量过度干预。由于国资委的决策拖沓，致使华远地产错失第一个“借壳上市”的机会，等到2008年才借壳“幸福实业”上市，已经错过了中国股市的辉煌时代，难以从资本市场融资拓展地产版图。

国企为什么搞不好？这是个老话题。“搞不好”的原因，在于“不好搞”，在于改革的勇气和决心。

新一轮国企改革，已然箭在弦上，而可否命中“靶心”，革除积弊，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本文为杜博奇授权网易财经《亦观察》独家发布。本文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网易立场。

作者长期观察本土商业史和公司史，著有《中国高层经济智囊》（合著，中信出版社）、《中国首富报告》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