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医疗服务优势

2014-09-12 12:20:59 来源: 网易财经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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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欢迎大家,感谢大家在下午较早的时候来参加这一节的讨论,主要是谈医疗服务优势。待会,我们的主持人李逸仙先生会把各位讨论嘉宾介绍给大家。

我们先讲优势,这些数据大家都非常清楚,美国每个人每年的医疗成本是8000美元。以中国为例,75岁以上的人群医疗支出占GDP的5%,人均支出不到400美元。中国的人均平均寿命是75岁,新加坡是82岁,而医疗支出占GDP是4%。

从企业主的角度来说,如果你不能够招募到最好的人才的话,原因往往是你没有更好的保障的福利。如果一个城市的排名由于其医疗体系不理想,而不能够成为最富有竞争力的城市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当你这个国家的医疗体系使得很多人不得不放弃医疗,使得残疾人数增加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预计全球的直接医疗整个成本是47万亿美元,如果把和医疗的间接成本或者是由于医疗不当带来的成本计算进去的话,我们预计根据我们的统计在美国这一个国家,由于过度肥胖带来的额外成本是每年28万美元,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思考一下我们的医疗体系,要思考新的方式重建医疗体系。

所以,我对于这一轮讨论的想法是我们的讨论嘉宾可以畅所欲言,我们如何以无缝连接的方式把创新融入到现有的医疗体系当中。我们如何在一个有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生态系统或者价值链当中围绕着医疗的整个价值链连续体来开展合作,如何进行创新,如何提供创新性的融资,同时千万不能忘记监管体系和安全。

好,下面我交给这场讨论的主持人。

ason Li Yat-Sen:非常感谢,欢迎女士们、先生们,刚才阿诺把这场话题的主题介绍得非常好,首先我给大家介绍几位非常优秀的讨论嘉宾,首先是马来西亚卫生部长Sathasivam Subramaniam,还有David Green,Aurolab 创始人,还有Andrew Lee,美国安泰保险金融集团东北区副总裁,还有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先生。感谢几位!

首先我们会有一个半小时左右的对话,然后会让台下和几位嘉宾问答互动。

我想问Sathasivam Subramaniam部长一个问题,马来西亚的医疗现状如何?你们马来西亚卫生部做了哪些工作来确保马来西亚的全民医疗?你们在马来西亚实行全面医疗碰到了哪些独特挑战?

Sathasivam Subramaniam:谢谢!我们已经开了好几个这样的会,首先是叫做医疗经济学,现在这场会叫医疗服务优势,实际上这几场会谈的问题本质和主题是一样的。

首先我想说的是马来西亚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全民医疗,在我们的公共医疗体系当中,这是从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我们一直推动实现的,这也是我们医疗体系的原则,也就是每个马来西亚人应当通过公有服务享有免费的医疗。

在这儿,我们有三个注重领域,首先是可及性、第二是成本合理,第三是医疗质量。

在可及性方面,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很幸运,因为我们通过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以及企业提供的医疗保障使得所有马来西亚人有良好的医疗保障,我们有初级医疗、基础医疗的诊所,每五万人有一个。

就价格而言,公共卫生系统主要由政府补贴,所以没有钱就医的人也可以免费看病,因为有政府的补贴。

第三部分是质量,也就是说我们在提供这样一个如此广泛的服务时,你还得要满足人民对于医疗服务质量的期望值,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满足人们在就医等待时间,在使用的技术手段,以及在各种病患都能够治疗,以最新的技术和医疗医学来加以治疗的这些方面的期望值是否能够得到满足,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我们是否能满足人民在以上这几方面的需求。

Jason Li Yat-Sen:非常好!Gordon,我们发现在中国人们要看感冒发烧需要早上5点钟就要去挂号,非常低效,您觉得中国医疗存在什么问题?中国如何克服这些挑战?

Gordon Liu:中国的医疗体系长期以来一直是把注意力放在了服务体系的中心,就是医院。也就是说在中国对于一些普通病症,比如说感冒,很少有社区医疗的机会,所有小毛病都要去大型三甲医院去看病,不管什么病。这也就是我们的医疗资源都配置在了三甲医院中。所以,我们目标是要改变交付服务的方式,把以大医院为中心的模式转变为以社区医院为中心的方式,真正需要住院的患者才去大医院看病。

Jason Li Yat-Sen:好的,接下来我来问一下刘积仁先生,东软公司是一家软件起家的公司,而且在医疗技术方面,你们有很多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刘积仁:我想把社区和医院连接起来,这个很重要,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大医院看病呢?因为所有最优秀的医生都集中在大医院当中,在城市最好的医院当中,像北、上、广这三个城市,就二线城市而言,医疗的质量也是二线的。在广大农村地区还有赤脚医生,很多医生没有受过很多的医学教育,就像我一样。

也就是说在中国每个人都是医生,他们能去买药,能够自己给一些小病症下药。我们作为技术公司,我们在使用数字技术把大医院和小型的社区医院联系在一起,这样就能够把那些有限的医疗资源和知识为大家共用,使用互联网连接,使用大数据技术,使用云计算平台,把各个医疗服务的点,把小型的诊所和大医院联系在一起。我将之称为协作医学,并不是某一家医院要以面对面的方式提供所有的服务,而是围绕着每一家大医院都能够形成一个社区社群,来为患者服务。

就像刚才刘教授说的那样,不同的病症可以去不同的医院看病,来实现我们中国整个医疗体系的转型。

Jason Li Yat-Sen:但是技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对吧?还有一个患者的信任,患者只信任那些像刘教授这样最优秀的医生,所以技术本身不能够解决和信任有关的问题。下面,我想把问题交给David的,您在印度是一个社会企业家,我想问您,公民社会、社会企业家在这个人群中会起到什么作用?您如何建立起基层群众对医疗服务的信任?比方说我就得去大医院才能够相信得到良好的治疗,怎么样让民众相信基层医疗机构的能力?

David Green:我主要是做眼科医疗的背景,通过白内障摘除手术的成功率,通过以最低甚至免费的价格提供这样的服务,我们就能够在市场上树立起自己的名望。比如说一个农民的母亲,他的白内障摘除手术非常成功的话,她就愿意到我们医院来,别人也愿意到我们医院来。所以,这些是和可及性、质量、价格相关的。

在我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我也参加了很多眼科医院的建立,也包括技术和融资工作。我已经参加了三百家眼科医院的建立,使得这些医院能够自负盈亏。

中国现在每年只有一百万例白内障摘除手术,而我们在印度南部的一家医院,一年就做了40万例的白内障手术,他们的价格是尽可能低,50%是付全款,25%是免费的,25%的患者他们支付的手术费、医疗费是打折的,三分之二。这样一个样板医院建设起来之后,也可以作为榜样供其他的眼科医院参考。我们在中国的辽宁也有这样一个项目,每年做4—5万例的白内障手术。

除了服务模式之外,我们也在竭尽全力降低眼科治疗成本。1992年我成立了这家公司,在研发各种各样的眼科手术和治疗的技术以及新型的镜头,同时,我们也在研究更加先进的手术方式。因为如果手术植入的镜片的话,能够有效的提高视力,而以往的那种技术植入的镜片,一段时间之后基本上是破损脱落。通过这样的技术加成本,我们带来了印度的一场医疗革命。

我们公司1992年建立的,当时印度一年只有80万例白内障手术,很多其他公司进入印度之后和我们公司形成了竞争关系,使我们的价格刚开始300美元一个镜片现在变成200美元一个镜片了。手术量从1992年的每年80万例增加到每年500万例的白内障手术例数,就是由于价格的大幅度下降。

而中国我刚才讲了,每年只有100万例的白内障手术。所以,我们有什么可以输出到其他国家的呢?特别是美国,那就是价格竞争这样的想法,在美国医疗方面没有价格竞争,价格毫无透明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看病那么贵。

Jason Li Yat-Sen:您刚才谈到了商业模式,而且,您也谈到了对于新兴市场您这样的公司合适的商业模式。那你们怎么看新兴市场的创业企业公司拿到美国去能改变现状吗?

Andrew Lee:在美国,我们的医疗体系正处于转型过程当中,我认为刚才讲到的创新正是美国需要的良药。实际上,我想说,新兴市场应当从美国吸取的教训就是不要复制美国的模式,美国模式当中有如此之多的欠缺。对于新兴市场来说,如果看一下发达国家的医疗模式,去照搬的话,肯定会犯错误,因为有太多教训需要避免,需要汲取的东西没有需要避免的东西多。

您刚才讲到的创新在美国也开始出现,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当我在思考高绩效的医疗体系时,我想到了几件事,首先,要转向全体人民管理,我们除了要管理好患者之外,还要去想好如何去管理好整个人口的健康,这是一个新兴市场需要重视的概念。

第二,就是信息医疗IT在美国,我们有8000亿美元医疗支出的浪费,新兴市场应该吸取这样的教训,避免这样的浪费。一个很大的推动力就是通过医疗IT来实现,把大数据转变成为知识,来提高可及性,提高效率。

我想到的第三件事,谈到一个高效的医疗体系时,有一点我们过去没有去做的,但是我们所有的国家都非常需要的,就是要注重慢性病的增加。现在全世界的死亡有63%是由慢性疾病造成的,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应该富有创造性的去思考,去设计一系列系统来解决好慢病的问题。我们如果不解决好慢病的问题,继续仅仅去治疗急性疾病忽视慢病的话,我们的成本会越来越高、问题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要设计一套朝向未来的充满透明度的、有着正确的竞争力的医疗体系,还要改变医疗当中的激励体系。同时,还要填补中国和很多国家医疗专业人员的空缺。

Gordon Liu:对于您刚才讲的第一点,我作一个回应,我完全同意,我们要从基于疾病的医疗体系向基于健康管理的医疗体系转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医疗体系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2013年的时候,中国国务院呼吁让我们的卫生系统要从以疾病为中心的体系专项以健康为中心的体系,这样就把医疗体系向两端扩张了,一方面这些医疗服务不光要为患者服务,同时,还要为那些尚未患病的人群服务,去做很多的工作,确保他们能够保持健康的状况。

另外一方面,我们把这个服务向另一端扩展,对于那些刚刚做完手术的患者,在术后康复或者治疗不一定非得住在医院里,但是中国没有其他的医疗机构把术后患者接管过去。我们要完成这样一个转变,这将是医疗体系转型以及整个经济转型非常重要的政策。

刚才讲到全球的卫生支出占比太高,美国卫生支出占到GDP的18%,对于我来说,我倒不会过多担心一个国家在卫生医疗支出方面花了多少钱,占GDP的百分之几。我关注的是这些钱花到哪了,干什么去了?也就是说有很多种服务,我们得有一个轻重缓急,哪些技术、哪些服务应当优先推出和保障,这样我们要鼓励人们更好更多的使用这样的服务,实现一个良好的成本效率比。只要你花在医疗支出里面有那些不必要的支出,有浪费,用了不必要的技术,即使不到GDP的10%我也很担心。

Sathasivam Subramaniam:卫生医疗绝不仅仅是卫生部的一部分,而是政府的职责,来确保围绕着医疗卫生的整个生态系统价值链必须要到位。这样的生态系统价值链包括环境、卫生消毒、城市规划、法规立法、粮食食品、营养、设施和服务的提供,都要包括进去。这样,我们才能够去预防疾病,对预防疾病要做投资,才能确保良好的生态系统到位,这样才能打造健康的社区,将疾病拒之门外。在慢病框架当中,我们需要一套价值链,因为这并不是说治疗某一种病,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

Andrew Lee:我想接着刘教授讲的,其实医疗卫生是一个连续的连续体,但是今天我们的做法是支离破碎的,我们把医疗服务当做一个又一个的孤岛看待,身体健康、精神健康、情绪健康等等。随着我们展望未来,我们必须要大刀阔斧的打破这些条块分割,把医疗卫生当做一个连续体来看。从保持健康身体到急性医疗,一直到临终医疗,都把它当做一个连续体来处理。

Jason Li Yat-Sen:如果我们有一套很好的预防系统的话,有的药物公司就要破产了。

Andrew Lee:有一个利益相关方我们还没有提到,但是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消费者自己,这也是为什么科技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思考一下科技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获取、可以使用手机,使用手机的用户数量要比能上厕所的人还要多。这也说明在未来,就在于这种个性化的科技发展,而且通过科技使得患者、消费者更加方便的获取价格信息、质量信息、医生信息,这样消费者很清楚的知道如何保持健康状态,就预防进入医院治病,所以对患者来说,科技非常重要。

Gordon Liu:我们要理解从统计上来讲,患者群体的一个分布,健康人群并不是独立的,健康人群和患者人群相关度非常高。如果我们通过以来体系治疗这些患者,同时我们也能够服务于这些健康人群,为他们提供健康服务,那么我们的客户并不只是患者本身,而是整个人群,整个人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患者人群尽可能缩小,让他治病的时间往后越推越好,通过预防,这样的话,健康人群数量越来越多,所以这两个人群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是相互关联的。

David Green:许多政府、许多保险计划都不太重视预防,确实对预防提供保障非常难,在我看来,不同国家患有疾病的趋势,80%、20%的原则绝对存在。20%的疾病影响到80%的人口,许多心脑血管疾病,就我的案例来说,现在在欧美国家,年轻一代人糖尿病人群越来越多。我在很多国家都工作过,我得出的经验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垂直的整合,如果我们看一下有些手术,比如说要治疗像哮喘还有植入一个心脏起搏器。在印度一些低收入的人群,要为他们提供心脏起搏器,你必须要确保成本有效,而且这些人他们必须要出现心律不齐的症状才会去医院治病,而且他们还要考虑手术的成本、手术的价格、心脏起搏器等医疗器械的成本,我们要使得医疗服务是这些人群在经济上可以承受得起的。

所以,根据我的经验,我们有可能降低成本,但是真正的价值通过竞争来降低价格定价点,医疗仪器公司、制药公司、医生、护士,除非他们看到有竞争,否则是不会降价的。

有一家大企业,我就不讲它的名字了,全世界90%的缝合装置都是他们生产的,我们把它告上印度高级法院,最后我们胜诉了,强迫这个公司从缝合线每盒240美元降到了每盒23美元,这就是通过竞争产生的巨大力量。

我看任何一个医疗器械,如果你把这个成本的神秘性都解除掉了,而且把没有任何价值的利润给去除掉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些利润甚至要高于大麻这些毒品的利润。所以,你要让政府干预是很难的,我当时是希望美国有一些州政府来干预一些医疗器械的价格定价问题。我有这个数据,我就告诉他们,你是让消费者花十倍的钱买医疗器械,如果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是不用花这么多钱的。

刘积仁:我们谈到了成本,确实医疗治疗非常贵,但是从客户和人的角度来说,他们不在乎钱,他们在乎的是治疗的结果,也就是医疗服务的成效好不好。所以,你要看一下,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浪费钱了。首先,每一家医院都像孤岛一样,他们没有做任何知识共享,他们不做数据共享,所以很多时候资源浪费就是因为没有共享,很多人他们看病的时候,跑这家医院,又跑另外一家医院,没有持续性、连续性,医生很难知道你这个病从初期到现在有什么样的总体情况,他们每去一家医院就会问同样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在医院看病的人特别多,你要等40分钟的时间,第二天换另一家医院又重复同样的过程。现在如果把这些数据记录下来重复使用,就可以创造出好的条件,来改革以来服务的全流程。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就可以解决好问题。

首先,我们要实现数据的共享,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点,就是我们要为每一个人建立起自己的个人病历,而且个人病历应该跟医院整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医生每天都可以用到这个病人的生命周期的数据,包括他家庭的当中记录的健康数据,不光是他们进入医院之后的数据,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每家医院就像一个独立的公司一样,他们相互竞争,他们不会做任何数据的共享。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现在科技在改变一切,首先,我们是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个性化个人的健康信息。昨天,我们知道苹果发布了新的iPhone手机,其中就有很多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些应用。如果你每天都带着手机出行的话,你就可以记载你的生活方式当中的各种活动了,所以这是很有价值的,可以用于未来的医疗诊断。

第二点,就是互联网创造出了越来越多的机会,我们就叫做协调式的医疗。也就是说诊断不光是由一个单个医生来做诊断,如果你出现了健康问题,你可以有几百个医生来联合做会诊。比如说可以跟北京的医生、美国的医生进行联合诊断,这种整合的医疗。你有某一个病,你找到一个专科医生,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互联网就使得这个成为可能。

Sathasivam Subramaniam:我想回应一下刚才刘总说的话,你说得很对,我们已经过度到一个阶段了,现在医生、医疗机构以前所有的数据得是自己把守着的,非常隐私。现在科技就决定了所有信息是归个人所有,之前没有这个技术。

昨天我们在新加坡大学讨论了个性化患者医疗服务的概念,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应的医生,他有自己所有有关健康的全套资料,他的行为、他的生活方式,从出生到死,你在每一个阶段,根据你的健康状况,你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干预行动,你如何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来影响你的健康状态。

所以,就跟昨天讲的,这并不是不可能的,这是可能的,我们是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改变医疗服务的成本和质量,以及医疗服务的成果,通过技术就可以实现。我已经预见到了有这样一天,医疗行业必须要认识到病历并不是医院持有掌控的秘密了,而是归病人个人所有,而且也是强迫这个医院做出转变的。

Jason Li Yat-Sen:好,我们看一下在座的观众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请举手,自报家门。

提问:我想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如果我是消费者,我能信任医生吗?我去的这个医院,他们对我患有的疾病是不是很歧视呢?这两个方面我觉得现在是需要从疾病到健康进行一个模式的转变,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Andrew Lee:质量至少在美国的大背景下,医疗服务的质量是消费者无法知道的。比如说医疗服务的结果,医生的素质高不高,消费者无从知道。因为我们知道,临床有很多指引原则,但是有了大数据,可以改变这一切。因为我们有多少TB的数据讲的就是这些临床的病理的通道。

我觉得作为患者,作为消费者个人,他们必须要让医院、让医生负责任,而且要让他们采用临床治疗上的最佳实践,所以这也谈到了透明度的问题,如果我们谈到医疗体制的透明度,突然一下子大家就重视了,现在在美国,你很难知道某一个医疗机构,或者某一个医生素质高不高,质量高不高。

Gordon Liu:医生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信任关系,必须要有一个基础,就应该相互的理解,而且是对现代医学的理解,我们要搞清楚医疗能够为你的健康做什么,又做不到什么,这是在医学界大家都知道的。

医疗技术,医疗干预本身只能做到的贡献就是只能解决10%—15%的健康上的问题,而个人行为至少能够解决60%—65%的问题。所以只要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能够建立起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医疗行业、政府如果能够改变大家的这种观念,信任作为一个基础就能够建立起来。

提问:我的问题想问David Green,我也欢迎其他嘉宾回答。我自己感到特别震撼,就是你们Aurolab如此成功,你们的模式如此成功,是不是有一些治疗方法?它现在效率特别低下,我们是不是要改革一下,比如像心脏支架、心脏起搏器,还有髋部的支架。

David Green:如果你看一下医疗仪器行业,至少有2—5家超大型的医疗器械制造商,他们通过收购其他企业,他们现在是维持了非常高的价位,而且它的定价是非常保密的,所以他们在这些领域缺少竞争,导致价格过高。

另外还有一些企业在生产出一些比较经济实惠的助听器,我们推出了一个智能手机上的应用,你可以下载到手机上测试一下你的听力,花几分钟的时间,它就会自动配置你的医疗设备。你只要80美元就可以戴上助听器,我现在就戴着。

你知道现在这些非常贵的助听器,每一件要花2000美元到3000美元。而现在少数几家巨头企业,他们占到市场份额的95%,所以助听器是从公共健康角度来说,是必须要解决的,在定价上必须要解决。

而且霍布金斯大学的研究显示,由于听力下降也会导致人的认知能力下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现在,全世界有6000亿人需要使用助听器,因为他们存在听力下降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球12亿美元的产业。如果你是做制药公司、医疗器械的企业,你就应该知道助听器的成本很低,不应该定价这么高。

提问: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是自己承担风险,比方说有些医疗器械公司会告诉我,在美国之所以这些巨头公司定价这么高,就是因为他把这些钱都投资到了研发当中,而且之所以通过做这样的投资,他们能够推动创新,通过创新他们就能够推出新药、新的医疗器械,又能够出一个上十亿、上百亿的新产品。

David Green:其实在这个领域只有三大制造企业,我知道我的朋友告诉我,一个心脏起搏器制造出来的成本就是80美元,但是它每一件卖出去的卖价是2000美元。确实,这个毛利是38不,你如果只有38%的毛利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支撑长期研发的。我想问一下研发一个新药究竟花多少钱,业界说需要10亿美元,其实只需要花2.5亿美元,所以,美国的纳税人首先是要花两倍的钱投入研发,又要花10倍的钱去买这个新药。

Jason Li Yat-Sen:另外,还有临床实验的成本也非常高。

提问:我是来自瑞典的,我们的福利体制是闻名于世的,10%的瑞典的GDP都花在医疗服务商。我们在过去30年,瑞典的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是大家没有办法自己去选择医生和护士,现在我们是有一个个人的选择,在当前的瑞典的医疗体制之下,我们是通过高税收来获取高福利的医疗体制。我想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看到有哪些长期的趋势,在全世界,我们看到是不是有很多私人投资会流入到医疗行业,还是我们要采取普遍的医疗机制,还是建立起私立的医疗体制。

Gordon Liu:我想跟您分析两个研究证据,美国两家经济学家做过非常稳固可靠的研究,他预测了美国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到2050年。你觉得现在80%的GDP花在医疗服务上太高了吗?但是这两个经济学家保罗和约翰他们来自斯坦福大学,他们就展示出到2050年,30%的美国GDP都会花在美国人口健康方面。

这样的一个预测是有一个很强有力的论据的,就是说人们变得越来越富有,有越来越多的资源,比方说你吃多少,穿多少,开几辆车,到一定的时候,就到极限了,边际回报是下降的,但是医疗卫生服务是例外。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活到90岁时,难道我们会减少对于自己的医疗卫生支出吗?难道会放弃为了多活一年去再花些钱吗?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私人医疗还是政府为之买单?

根据我们做的研究,我们发现如果政府不公共财政资金投入到医疗上,就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宏观经济当中,创造更多的就业。所以,我们硬是赞成公共财政向医疗卫生事业投资的。

最后一点,大家都在讲医疗卫生成本,都说我们花的钱太多了。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想一想这种投资的价值是什么?首先,医疗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经济之间并不是零和游戏,是一部分。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在医疗市场上的投入占到我们收入的10%的话,人均医疗支出每上升10%,将带动人均GDP上升5%,也就是说只要医疗支出不会超过GDP50%的话,整体经济的增长将是赢家,是这样来算的。

所以,你要想知道医疗和整个经济当中的关系的话,是这样来看待的。

两周前,我在APEC的会议上也介绍过这样一个数据,人均卫生支出每增长10%将会带来人均GDP的5%,只要卫生支出不会占到一个国家GDP的50%以上,整个经济将是受益者。

Andrew Lee:消费者很大一部分的医疗支出是自负的,我们在美国看到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趋势,就是企业主也涵盖了很大一部分医疗花费。企业主采取的是一周固定缴费制,比如说纽约市的内窥镜、结肠镜,做一次结肠镜最高达到8000多美元,而且也不能够保证质量,这样就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就说我们来看一看市场的情况,算出一个平均数,然后告诉他们的员工,他们做的结肠镜超过8000多美元了,我们就给你报这以下的某一个数字,其他钱你自己出。但是如果你做的不到一定上限的话,我们就全包。

刘积仁:我们经常问谁来买单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当中,我们还要问这个钱交给谁,原因是这样的。我们医疗服务的种类还是有限的,政府是为医院买单。但是还有一个医疗服务可获性的问题,我完全赞成刘教授的观点,我们必须运用公共资金和企业资金共同解决遗老的问题。

Sathasivam Subramaniam:我是代表政府的,政府有很多方面的责任,医疗卫生并不是唯一责任,政府不能把所有钱都给医疗卫生,所以这是一个难题。也就是说以马来西亚和瑞典为例,我们的公共服务都是靠税收支撑的,你去增税还能增多少,还有多大的增税余地?增税会给人民的消费能力带来多大的影响?这些平衡都要找到。最终政府必须要决定的是这个国家的医疗体系有哪些组成部分,国家涵盖的医疗有哪些内容?要把这条界限划清楚。比如什么是公共?什么是私人?什么是公共货物服务,什么是私人货物服务?

提问:我还是讲刚才这一点,我们既要照顾患者,也要注意还没有患病的人群。那您对于保险,特别是私营保险公司,怎么来看?医保。

Gordon Liu:根据中国国务院出台的官方文件当中的数据,当我们开始提供医疗服务的时候,既包括医疗,也包括像预防健康这些服务。国家有一个文件说我们应该鼓励促进商业保险公司优先发展,然后过了一定的年份之后,国有的医保再出台,再加入到市场当中来。

目前的政策设计是让私营医保公司先行一步,让保险公司先行一步,这是中国目前我看到的官方文件当中的政策。

Sathasivam Subramaniam: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是私营保险公司能不能参加到预防这项工作当中,就像疾病管理一样。实际上已经有一些保险公司参加到了对于预防性计划的资助当中,包括疾病筛查服务。但是,当保险公司接受保险费的时候,对于投保人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高风险的生活方式,要增加保险费,让他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种做法也值得我们考虑。

Andrew Lee: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在预防方面花了很长时间,花了很大的精力,比方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代谢综合症的检查,才能够得到自己内部项目的福利覆盖。在消除浪费,在鼓励以疾病治疗为中心的体系向基于健康体系转型的过程中,保险公司做了很大的努力,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事业当中,我们自身也在转型,朝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模式。

Jason Li Yat-Sen:最后一个提问。

提问:刚才提到了医疗卫生是一个连续体,我们要把这些孤岛打破,要把垄断打破,要实现价格的透明度,不能够让有关公司漫天要价。同时,我们也听到了消费者最终要让他们有选择权,但是信息不一定对称,消费者不知道他们有哪些东西可以选择,(播放结束)

张先茂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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