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烁：欢迎大家光临财新辩论重启中国金融，我们今天请来了非常棒的发言嘉宾，首先是金融国际经济研究院特别杰出研究员，前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先生。他的旁边是新经济思维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前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特纳先生。局中的是摩根大通亚太CEO欧冠升先生。他的旁边是中信资本董事长兼CEO张懿宸先生。这位是朱林（音）教授。在座的几位是学界的一流教授，欢迎你们。我先跟在场的听众和看网络视频直播的朋友说一下，大家可以在现场提问，也以用微博的方式向大家嘉宾提问。最后提问会传到我手上的iPad，我们回到主题重启中国金融，为什么要说重启呢？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非常庞大了，已经达到了90万亿以上的规模，那么低效率、非势场化的和高度以来有利的金融政策的金融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了了，中国金融的规模、包袱挑战都很大，原来可能站在中国金融业门口的野蛮人是跨国银行，现在看来可能还不是，可能排在最前面的野蛮人是互联网金融。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抛给所有的嘉宾，要化解包袱、要开放创新，要迎接互联网的洗礼，三管齐下中国金融应如何应变？
刘明康：十多年来中国金融体系的进步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金融，改革改革也走过了很深刻的路程，我们进入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时代，并且把全国的金融机构推向市场，而不是再找市长、找财长。最近市场上同意发优先股和发次级债来补充资本金，这都是他们面向市场的重要的措施。第二，抵御风险的能力比过去大大增强，短短十年中资本充足率都能达到了巴塞尔规定的要求以上，而且我们从资本金的总额来讲，已经接近10万亿人民币了，我们的拨备已经超过了3万亿人民币，抵挡一些大的风波的弹药比过去储备得多得多，更不要说国家还有四万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还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我们在国际上的合作是历史上最好的阶段，我们加入了FSB、加入了BCBS，很好地在这些组织来进行活动并且和IMF、世界银行都有很好的合作经验。所以，这方面是成绩。那么面对刚刚王先生讲的这些挑战，我想可能有这么几个大的方面正在考虑，也正在建设。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过去讲政企分开，我觉得财金要分开，财政和金融业一定要分开，地方政府的负债现在决定要阳光化了，应该由自己去负责任，根据自己的收支平衡，根据自己的资金用途、现金流量面向市场发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地方政府平台还是不断地往累加，这大部分还是银行的负债，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非常高兴《预算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考虑，并且对地方负债有阳光的政策，有了一个监督机制，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第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是没有办法来帮助新时代经济的发展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有一些VC和PE，他们都和想像，所以想在中国市场上找到一些基金来做兼并收购和进行国有企业的改制，包括消化过剩产能好像还力不从心，有高质量的机构投资人以及上市的制度现在正在变化。这个要走得更快更坚决。
第三，银行要聚聚焦、想想深、搞搞好。我觉得银行的战略转型，银行业应该聚焦于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这是创新的来源，这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来源，倒不是说税收和就业，那是很根本的，怎么样把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解决了？第二，中国的贸易进口就是两万亿美元，再加上出口两万亿美元，占到世界上将近30%，有谁能离开中国这么大市场？今天的世界上中国的背后还是中国，没有其他国家的融资和贸易结算，这亟待改善。光亚洲地区的融资和贸易的结算亟待改善。光亚洲地区的贸易融资和贸易结算这个潜力都是无比的。第三，我们是固定资产投资最大的一个国度，可是项目融资做得不多，怎么样使得银行和项目发起人和项目法人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分工合作，用世界上比较好的一种模式做好项目融资，我觉得这个要考虑。第四，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有一点要强调要压缩过剩产能还得从金融做推手，这就互换财税的支持和金融的支持。就应当使得收购这个企业压缩过剩产能的母公司，国内的和国际上的都应该允许他们亏损金融。现金流是亏损金融，我的投资和融资应当允许在今后的利润里作为一个坏账准备来提取。金融要有许多手段来制他。所以转型属于抓住这四条，中国的银行业是非常有希望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当然，很深曾经的还是要坚持不懈地做好公司治理文化的培育，我们缺的还是这个。中国不缺人，我们有13亿人，精英很多，人才很多，体制机制如果要改善能够吸引好的新鲜血液，留住这些人，把公司治理和先进文化武装起来，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是为客户的利益服务，这个不容易一定要转过来。最后是监管体系的改革一定要互换。过去咱们分业经营大家可以分开监管，现在许多东西都开始混了，我觉得我们的法规和解释的一致性，对违法违规后果的可预见性就显得格外重要。否则，它会吓坏投资者的，对从业者有没有很好的推动。这几条如果做到重建中国金融业是不困难的，保险业的前景非常大，中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精心培育下一代和孝顺老人完全走到了市场化的阶段，这方面保险市场是非常灿烂的，这里也互换一个体制机制的转变和发展模式的转变。大街上是人满为患跑到香港买保险啊，如果这个市场能做得更好，我相信中国的明天金融业会更美好。
特纳：我很高兴今天下午有机会参加这次会议，尤其是能够跟刘主席同坐一台。我们在FSB有很好的合作，它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建是很有联系的。大家可能都知道，我跟刘主席和其他的同行都讨论过在过去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重点我想谈一下挑战部分，关于金融体系是和中国的实体经济相连的，困难在哪里，另外我们不能被一些不重要的事情转移视线。
首先，对中小企业的放贷，如果我们看一下典型的中国的中小企业在正常的银行体系下需要支付20%的利率获取贷款，可是大国企只是6%、7%的利率。在中国的差距比其他国家要大。对中小企业来说在量上找到贷款一般有很大的困难，他们需要支付很大的成本。另外还有一些国有银行，一般愿意把钱借给国企，因为他们的关系更好、更熟，关键的一点是如果中国真的是需要进行市场化的发展，也就是要从公转向私营部门的发展，这样不能把信贷再更多的倾向于给国企。第三个挑战是经济的转型，从投资导向型现在是占到50%的GDP。要从投资导向型转向消费导向型。
我们对存款的利率的市场化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金融的稳定以及经济转型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低存款利率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了我们的家庭和企业的资源的重新的分配，这样的话如果不改革的话，就会导致资本的错配。如果进行改革的话就会有很好的资本的投资和配置。如果不改革很多的资源就会被浪费掉。把收入从个人那里拿来然后给企业。这是一种发展的模式。我觉得比较令人担忧的就是你就没有控制整个体系，比如说存款它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存款而是理财产品，或者是像支付宝这样不同的产品，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通过批发性的融资，从支付宝那里把这些储蓄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排除。美国有货币市场基金，实际上美国当时的货币市场的发展到80年代初期跟现在中国的一些情况是非常类似的。当然就是推动了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08年之前都是没有问题的，但08年的时候发现这是很有资本逃离的倾向的。这样的话就会出现监管的套利，而这本身就会带来很多的风险。第三个挑战就是整个中国经济以及金融体系的风险和挑战。对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来说就是我们的纪律性约束，如果真的让市场发挥更加决策性的作用，如果政策出现了失灵，我们要保证市场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冲击性的影响。对外部人来说，主线了一种前前后后的发展。就是官方愿意来进行这种市场化的发展，1月份的时候有关理财产品的治理我还记得当时在陕西有一个煤炭公司，到最后可能出现了一些小的违约，整个一天我们都在讨论贷款又移到了理财公司、AMC的手里。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应该允许出现坏账，不然的话就会导致资本的错配。如果长期不解决的话，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影响，也就是信贷占GDP的比例就会增长到230%，所以这就是三个大的挑战。这些都是非常难的挑战，你不能只是说一旦进行自由市场化的变革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就算是完全的资本市场信贷还是有偏见的，如果没有审慎的工具就会有问题，银行还会把钱借给地产业而不是给到中小企业。在欧盟我们也是非常担心是不是给SMB的信贷不够。在欧央行专门建立了一个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机制，而不是给按揭地产市场。所以，在我们中完全市场经济的市场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市场化程度不是很高的市场中出现这种问题更难。中国的债务占GDP的250%，如果是立刻来解决这个问题，允许所有的坏账来进行违约的话，实际上会对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大大地压低市场和经济，所以这些挑战都是非常艰难的。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意识到他们这些挑战都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艰难的。最后，要看一下今天讨论的副题，就是什么叫重塑中国金融业，这是主标题，还有一个富标题是哪些模式和改革举措将提振中国金融业。重塑要小心了，中国的金融业可以帮助你来解决实体经济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重塑而是来改革中国金融业。
王烁：谢谢您。刚才我们两个前监管部门的官员已经发言了，下面请金融从业者来发言。
欧冠升：非常感谢我想就特纳和刘明康主席的发言之上来发言。好像特纳之前是在大通银行工作。
特纳：是的。
欧冠升：首先我想说市场对资源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来讲，这对经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投资占GDP的50%这是很大的比例，部分原因是由于文化。我们倾向于储蓄。有关这个议题我们也讨论到了。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有好的风险和回报的框架机制。特纳大臣说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看到中国出现一些违约，世界其他地方有一些人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事，但很多金融业的从业认识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发展倾向。这就意味着市场将会真正地来进行风险的定价。今天市场的风险定价是比较难的，所以市场的风险定价将会对资源的配置起到更为有效率的作用，这将会日益重要，特别是我们希望能转型成为一个消费和服务导向的经济。我认为有三点非常地重要，才能使得市场有效地进行风险定价：
第一，我们需要竞争。我们要有竞争的话就需要有一个平等的竞争市场，我们要确保新的竞争者能够平等地进入市场，包括互联网金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要有一些好的机制还有一些约束，对于外资现在有一定的限制，就是如何来进行参与投资这种本地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摩根大同通公司有五个合资企业，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感觉非常好，如果我们可以来选择合作的国家的话，我们会选择五个不同的合作方来找到合适的人、合适的资源。这样的话就有更灵活的参与，也就是外资参与本地金融行业的灵活度，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改善中国的竞争。
第二，透明度。说透明度并不是说影子银行的影子部分，但确实也有关系，因为有关信托公司实际上现在并不是清楚风险到底在哪里，是谁在吸收这些风险，如果来看这些细则是谁来承担风险呢？到底是信托公司还是金融机构还是投资者？谁来承担这个成本？或者风险是配置给他们的吗？或者风险的分配是合适的吗？所以我们需要清晰的细则和规则来推动有效的金融企业和金融行业的发展。
第三，监管。这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大部分中国的金融系统是非常地稳健，监管很好，监督也很好我们要确保在刚才说的前两点能长期可持续。另外还要防止系统性风险，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看到其他市场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不一定是金融企业可以是其他行业，比如说是保险业或者是其他的金融参与者，包括互联网公司，他们对于整体的国家经济来说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些领域也很重要，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稳健的金融系统，也是需要改善的建立一个系统的互联网，包括短期的一些计划来保护保险业的发展，另外长期的就是要发展保险公司以及养老金，就像刘明康主席刚才所说的。另外就是长期资本有没有长期资本，因为养老金希望有一些长期的投资的选择，有一些是项目投资还有一些基础设施的项目投资，另外一方面就是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来建立一个长期的融资机制，可持续的企业能够获得在中国投资的机会。我觉得这方面像上海沪港通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也是朝着非常正确的方向在走。
最后，我们需要进一步促进创新，市场上应该有更多的竞争，无论是外资投资者还是新出现的竞争者，只要是竞争环境公平就一定能够起到巨大的作用。谢谢！
张懿宸：刚才几位讲得都非常全面，从宏观层面讲的我都非常同意。我想讲几点具体的，应该是和我平时的工作有关的。第一，我是想讲一下在金融系统中我所在的行业VC和PE应该起的作用。昨天李克强总理在大会的讲话中提到了要提倡创业，全民创业。我个人觉得这个号召是非常好的，我们中国人有非常强的创造力，事实上让大家把这种创造力都发挥出来是国家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活力。但是要创业钱从哪里来，需要一个同样发达的VC和PE的行业。像这个行业管理的资金在美国如果相对GDP来讲大概接近GDP的差不多5%，在中国到目前也仅仅是1%左右。所以这个行业在中国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的。第二，VC和PE行业提供的资金是股权类的资金。我们其他的嘉宾都已经提到了，事实上整个经济现在从刚刚的角度讲已经非常高了，刚才特纳先生具体用的数是GDP的250%，从这一定来讲，我们的经济发展相当一部分需要的是做去杠杆化，而对于创业这一类的公司来讲更多是需要股权投资，不能指望银行直接为创业企业直接提供资金。
第二点，和影子银行系统相关的，如果看资金的去向大概主要的去向就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房地产企业相当一部分资金还是给了地方政府，解决这个问题就讲到了地方政府的这么多的负债，如果是把所有连担保带负有部分偿还责任的都加在一起，全加起来得18万亿，18万亿的数听起来很大，可是我1月份在达沃斯的时候就讲过，18万亿可是平均的年期也就是两年左右，要是两年要做一次再融资，确实对整个银行系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建成了非常成熟的、非常高效的债券市场，尤其是市政债的话，每年进行再融资的部分会下降很多，对整个金融系统的负担下降了很多，我只不过是补充一下刘主席讲的，我们建立了这么多年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债券市场这方面的努力还是不够的。
再提一点讲到互联网，我觉得刘主席讲的我们的监管层事实上对互联网的容忍度是非常高的，要是同样的阿里在做的事情、腾讯在做的事情、百度在做的事情拿到美国的市场，美国的监管层不会这么包容。这点来讲，我觉得我们的政府这一点是作出了非常大的努力。要使在金融创新方面想办法超越。在中国因为历史上形成的金融系统确实是比较落后的，也有可能有一个机会用互联网来超越，也有可能甚至在互联网金融上会走在美国的前面。像在电商的问题上，因为美国的现代商业已经发展得非常强了，它的布局非常好。像马云曾经用一句话说美国点说只能是餐后的甜品，不是主菜。互联网金融在中国也可能具备这个潜力。
最后，又回到PE、VC行业，也是整体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非常主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在整个金融市场中是一方独大的，完全是银行资产，整个金融系统中银行占70%甚至是80%以上，包括多层次金融资本市场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即使说像股票市场这种，最终很缺乏的还是长期的资金，刚才特地讲到了怎么把退休金、年金系统建立起来，同时让资金能够进入到投资活动中去。美国的PE和VC行业，原来仅仅是富有家庭做投资的工具，事实上根本不能成其为真正的行业。到了70年代之后，因为通过了退休金的可以投资进PE和VC行业之后，这个才作为一个真正的行业起来了。除此之外真正把退休金还是运用起来，也给股票市场，也给资产管理的行业还有我们的保险行业提供稳定的资金，如果有长期稳定的资金，或许我们的股票市场就不会这么短视。这是我想讲的几点。
朱宁：我想从几个方面来看重启金融改革的话题，经过过去二三十年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国金融体系面临四个重大的转变：
第一是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几位都提到了银行体系、股市的融资规模和整个上市公司的规模，我们的信托产品的规模全球都已经是首屈一指的了。与此同时随着规模的扩大，金融体系里面从原来更多关注投资收益的方面，开始意识到，伴随着经济的转型和放缓，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关注度转移到风险这个方面了。我们对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和转型，从原来的多块好省的方向逐渐更多地关注到风险管理。第三点我感觉最近比较强烈的是金融行业一直作为高端服务业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或者说应该就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可是最近金融行业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被放在了相对对立的位置，金融行业不但没有服务实体经济，而且自己利用实体经济获得了很高的收入，这种关系不只是在中国，在全球都有体现，对金融体系和银行体系不是那么友好。第四点，整个金融体系的杠杆和风险在逐渐从私人部门向公共的部门在转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的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率，包括中央政府的赤字和负债，这都在可控的范围内，都在上升。这个本身其实显示出了整个金融体系出现的一一种再平衡、再改革的方式。
怎么改革？我个人有三个主要的关注的领域：第一，利率市场化，所有改革进程中只剩下最后一项，小额存款利率没有完全解除管制，恰恰是这一个过去一两年出现的互联网金融的产品，出现的信托产品和理财计划，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预期利用偏门、侧门或者是后门的方式来改革，这个过程中很多不透明的方式，不如我们加快小额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因为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利率作为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反映了整个经济对时间的配置和对风险的配置。对这两个配置，20年前想买一个猪肉或者想买一个缝纫机需要有票，对利率的管制还是像20年前这么重要的要素。对有不同的征信记录的人是有完全不同的方式的。什么时候利率市场化，这一点对中国金融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金融怎么更好地位实体经济服务，我们即使允许民间资本办银行，在目前的利率体系下，民营银行都不愿意把钱贷给小微企业，这是一个核心的中国金融改革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多层次资本市场，我非常同意刘主席和张总所说的，现在一想多层次资本市场就讲是不是新三板、新四板，没准儿还有五板六板，债券市场的发展个人觉得真是一石多鸟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再重要不过的方式。首先债券市场发展要求更多地披露自己的财务信息和稳定性。第二，由于债券合约里面很多保护投资者的条款会帮助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得以提升。第三，债券市场的发展可以帮助中小企业通过高收益债、市政债，这种直接融资的方式跟投资者见面，对它的风险给予准确的定价。第四，有了债券市场目前股票市场里面临的所说的新股发行的乱象和退市机制的缺乏，都会随着基金分流到债券市场得到一定程度的环节。第五，如果有的成熟和稳健的债券市场，我们的投资者既没有必要把钱投资到股票市场，也没有必要投入到房地产市场，也化解了现在房地产市场里泡沫的情况和帮助资本市场可以更有序可持续地发展。我个人觉得，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更重要的是债券市场的发展。与此同时，沪港通确实是非常好的创新，现在香港股市里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大陆公司的股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虽然有地域上的多元化，但没有实现币种上的多元化，而中国的投资者恰恰是需要全球的多币种、多资产的多元化。过去几年中国的经济是雄冠全球。
第三点，政府提供的刚性兑付的退出，无论在房地产市场还是在股市或者是在理财产品，或者是银行都存在着政府给予太多的合乎和父爱式的关照，正是因为有这种关照投资者在进行投机和冒风险的时候越发有恃无恐。那么如何让各级政府退出各级市场的隐性担保，这是重启金融市场最重要的保障。
王烁：场外的听众发来了关于互联网金融的问题，张总提到现在政策对互联网金融是比较宽容的，我想是给了一定的发展时间和空间，再对它的风险有更好的识别，有更完整配套的政策的出台，但眼下可以说中国的金融行业受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也非常之大。我注意到刘主席最近对互联网金融有一个演讲，认为互联网金融应该不去做银行做的事情，而主要应该做小额贷款，您能不能进一步讲一下您的思路是什么？
刘明康：互联网金融还是有它的生命力，只要管得好、自己做得好的话，有自己的价值观、很好的战略。因为它有三个有点，何以利用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的界面，还有可能在必要的时候使用云计算来帮助他解决三大优点。第一和客户是零距离。第二是低成本，因为中间没有中介。大家都可以找到资金的供应方和需求方。第三就是民主的参与使得金融的创新会有很大的动力。这三个是业界的天生的长处和优点。要把这个长处和优点就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客观规律，就是要做得小、单比风险暴露要小。第二，风险要分散。第三就是要简单。体的服务和差别要简单和透明，小、散、简单这非常重要，如果能做到这样，你的成本是不高的，风险不大。因此相应的监管可以有，但是可以区别对待，否则的话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中国有互联网金融时间不是很长，现在发展得很快，全国有1000多家，做重筹的有200多家，做现金池的更多一点，跑路的大概有170多家，最厉害的是上午10点钟上线，下午拿2亿多走了。我们也不因为有几个失败就有一些大惊小怪。我们总的来说描述业态的发展跟比赛一样是日生的事情，但这之后就应该有比赛规则然后再进行比赛，而不是边比赛边产生规则或者比赛以后再产生规则，他们赛场就乱了。所以现在是到了应该想一想怎么样有区别地来引导业态科学发展和有区别来制定相关的监管规则。
王烁：张总如果中国的金融行业像欧美的金融行业那样高效率估计互联网金融对中国的金融冲击不会那么大了，但它不会等传统金融变得更高效，相反利用了这个空档发展一日千里。你们在投资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时候，主要从哪些角度看投资价值？
张懿宸：说实话我们研究了很多，到现在互联网金融的我们并没有投，因为规则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而且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家比较大的又是挂着中信明的投资机构，所以投了一个，如果真有人跑路了，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这一点还是比较小心的。但我们很关注，无论是和阿里、还是和腾讯都探讨过如何在这方面进行合作。但是没有具体投资。
王烁：是不是你们投资的门槛太高了？
张懿宸：我们因为也有VC，所以事实上是可以做的，只不过是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太看得很准。
王烁：朱宁刚才两位谈到互联网金融的时候都比较多地他到了风险的一面。
朱宁：我个人觉得除了监管的风险还有公司治理的风险，确实新的创新总是有风险的，可是在风险的背后要看到对中国金融的改革要作出很大的作用，确实给很多投资者在蒙受损失之前带来了年化收益15%到30%高到难以想象的收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获得这么高的收益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刚才两位专家提到的风险，同时要做好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平衡。
王烁：谁有问题可以举手，说明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问题是针对哪位嘉宾。
提问：刘明康主席您说到了很多改革，我想知道改革是需要时间的，现在进行了一些改革去杠杆化，有了一些变化，经济的增长如何来缓释这些影响？谢谢！
刘明康：中国经济增长有一些放缓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整个外部相关，现在中国已经跟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不一样了，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我们和外面的开放度是完全相关的，外面的需求在下降，国内又有改革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大家都知道过剩产能在许多行业里比较明显，所以中央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把过剩产能压缩。第二要减少污染，这是群众呼声很高的。所以，节能减排减少污染和压缩过剩产能以及国有企业的改制，进一步改革我觉得对金融业长期来讲是好的，但中短期来讲它的影响会使得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最近很多人问我们说看到了数字好像在上升，我说这个不奇怪，原来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都很低，这个在经济放缓30%左右，2010年的时候我们是两位数的增长，三年后我们已经是在7.5左右了，这个降了30%，这个情况水落石出对银行业会有影响。可是银行业有足够的呆坏帐准备金，有3万亿。资本金有10万亿，加上要发行的还是何以足够地消化过剩产能当中的一些困难以及一些房地产的调整，排污节能等等这方面都有。但我们讲这句话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骄傲和自满，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两个，一个是自己感到萌萌的，这个要不得，我们的弹药就够打几个大仗，如果持续地做还是还是要做。所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非常地重要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我举双手赞成，要快而且要改得深才有好前途。第二个敌人不能说中国的负债率200%多，而且不良率翻一番，甚至于会更高，这个也不要惊慌失措。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西瓜就是做事很坚决方向很明确，但讲究一步一步地来，饭一口口地吃，这个对。我觉得只要我们克服这两种倾向，不要看见人家做什么我头上就长草，我相信还来得及，因为市场大还是可以很好地做好。回答你的问题，是有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也就给我们带来了压力，这个压力促生了改革的动力。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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