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空怀壮志，亡国结局

就晚明的形势而言，未必没有“事在人为”的余地。但崇祯皇帝念兹在兹的是要一个“万全之策”，害怕风险，绝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结果只能坐等亡国。

程念祺

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因为把李自成写得像一个共产党员，颇受人诟病。但人们忘记了现实生活中从来就有那么一些人，可以为了某种原则、观念或看法，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也从来都是有的。姚雪垠笔下的李自成，其实就是中国底层社会中的这样一类人物。他们或许文化不高，但讲义气，急人所难，处事公道，慈悲为怀，而且很有能量，在群众中颇有威信，于平凡中透着性格上的魅力。笔者当年下乡时，也曾见识过这样的人物，甚至因为他们不是党员而颇感怅然。

《李自成》沉寂多年，如果就因为它的主人公太像一个共产党员，实在太让人遗憾了。这本大部头的文学作品，不仅把明末农民战争写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而且也充分展现了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关外满族的强悍及其统治者的足智多谋，以及明末崇祯皇帝空怀中兴壮志却无力回天的悲凉。时过境迁，农民造反的故事已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仍具有吸引人的力量。于是乎姚雪垠先生的哲嗣姚海天，根据姚雪垠先生的遗愿，与王维玲女士，从大部头的《李自成》中，辑出上、中、下三卷的《崇祯皇帝》，以飨读者。这部《崇祯皇帝》，充分展示了明朝的这位亡国之君，苦苦支撑了十七年，却终于没有能够在明末的内忧外患中力挽狂澜，最终不得不吊死在煤山上的那段历史。这的确是姚雪垠先生创作《李自成》的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视角，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明朝亡国的原因。

姚雪垠先生对崇祯皇帝的亡国，是抱有深刻同情的。当年，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认为崇祯皇帝“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为政“刻薄寡恩”，“急剧失措”；“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看上去尽管像是想要有所作为的“明君”，会做些表面的仁义功夫，实际上却是“十分 汲汲 的 要誉 专家”，对种种积弊并不真心设法去解决。这样片面的议论，姚雪垠先生当然不会悉心赞同。在姚先生眼里，明朝当时的情况，处处限制着崇祯皇帝的行动，正有种种使他不能施展自己“中兴”抱负的约束。他要写出崇祯皇帝的“沽名、诿过、轻信、多疑、善变、专断、暴躁、狠毒、残酷的一面”（序者田永清所言），但是也写出崇祯皇帝的这种种方面与他所处环境的关系和不得已的苦衷。

首先，在无休止的党争之中，崇祯时代的臣子，大多不过是只知有朋党，而不知有朝廷的利己者；整个官僚集团也已分裂成一个个利益集团；因私而害公是官场的常态。套用“文革”中流传得很广的一句话，那时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派性亲”。正因为如此，当时没有一件事是崇祯皇帝想做就能够做得成的。出于朋党的利益，凡是敌对一派反对的另一派就一定拥护，凡是敌对一派拥护的另一派就一定反对，弄得崇祯皇帝里外不是人。至于是与非，根本就不重要；但表面上，却又是极其重要的。那时，一个主张提出来，先要看看政治上的正确与否。而怎样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很少有人会真正关心。比如，崇祯皇帝想要集中力量平息陕西、河南方面的“匪患”，而试图与关外的满族政权议和。这本来是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它在政治上却是不正确的。因为，“东虏”与大明朝在政治上向来是不对等的；议和意味着明朝皇帝向蛮夷之人屈尊。惟其如此，关于议和的事，崇祯皇帝只敢暗地里与少数阁臣和亲信太监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秘密一旦泄漏，则必须由参预此事的大臣来承担“欺君之罪”，以保证皇帝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