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周刊》7月3日发表题为《在中国，每天平均有1600人因为过度劳累死去》的文章，将中国的过劳死现象与其他国家对比，并指出，白领阶层对过度工作的担心暗示了经济发展的一个临界点。在中国，白领阶层对过度工作的担心暗示了经济发展的一个临界点。
文章编译如下：
可以说，中国银行系统的管理者李建华是为工作献出了生命。工作26年以来，李建华“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的一位下属在接受采访时说到。李建华今年48岁，死因是心肌梗塞，病发时他正在熬夜赶一份报告。从中国的国家媒体到社交媒体上都能看到，中国人普遍呈现过度劳累的迹象。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在中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达到60万。
国有媒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的数字是每天过劳死的平均人数是1600人。
在中国的微型博客网站——新浪微博上充斥着对生活压力的抱怨以及对媒体上因过度劳累而死去的人的报道的讨论。比如，一名奥美公共公司的员工，24岁；一名普华永道的审计员，25岁；一名战斗机设计师。“是什么让人们那么拼命的工作，以至于付出生命的代价？”一名微博用户问道。他同时提到，他们公司的老总一直要求员工要把时间多花在工作上。
在这个国家，为工作而献身的人常常被拿来同早期的共产党烈士相比较，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无私奉献的人民解放军雷锋同志。李建华所在的单位在6月10日发布的一个文件中把他称赞为“模范党员、中国银监会的模范干部”。这份文件说：“应该向李建华同志学习，努力向他看齐，坚定理想信念，以大局为重，对党和人民忠诚，随时准备奉献一切”。
由于类似于李建华这样的死亡与工作压力的关系并不是很明确，所以这些死亡数字的统计难免略显主观，并且很难汇编成册。相比医学上的死亡来说，过劳死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现象，虽然日本等已经从赔偿金上认可了过劳死。真实的情况是，过劳死潜在的凶手包括很多疾病，比如心脏病或是中风，这些疾病又都形成于长期的高压环境中。在美国，没有人会因为过度劳累而死亡，尽管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说心脏病是人们死亡的主要原因，也有研究表明，早期的过劳死与坐在办公桌前时间太久有关。根据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的报告，每年美国人比日本人平均多工作45小时。
在中国，白领阶层对过度工作的担心暗示了经济发展的一个临界点。
在经济产量上，中国的产业重心正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所以工人可以利用人数减少的优势向主管讨价还价，以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短的工作时长。白领阶层仍然挣得比工人多，但是他们没有工会可以给其提供保护。在住房和汽车上，他们的花费也更多。他们还面临着来自人口构成的压力：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现在的中年人需要一个人同时兼顾老人和孩子。
中国劳工通讯是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劳工维权组织，其发言人郭展睿说：“为了获得通常比普通蓝领工人高两倍的起薪，白领通常会忽视中国劳工法规定的工作时长，选择加班。”“中国的经济仍然在持续增长，人们也仍然在非常看重勤奋这一传统美德。”天普大学日本分校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杰夫金斯顿说，“中国人还没有染上正在冲击日本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富贵病’。”
在日本，因为过度工作而死亡被称为karoshi（即中国的过劳死）。Karoshi包括因中风、心脏病、脑溢血或其它与工作需求相关的原因。2012年，日本政府为813个家庭提供了补偿，条件是这些家庭需要证明家庭成员的死亡或疾病与过度工作相关，其中包括了93起自杀。日本议会6月20日通过一项法案，以呼吁和支持更多的对于Karoshi的研究和项目。
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在中国也不被重视，中国社会结合了现代的对财富的追求和传统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两种信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院长杨河清说。他曾在北京的商业区对数百名上班族人员就其家庭和工作进行过调查。60%的人说他们每天的加班时间都会超过法定的最长加班时间（2小时），这对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健康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天普大学的金斯顿说：“和英美公司系统不一样的是，在韩国、中国和日本这些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国家，他们信仰集体意识。对他们来说，如果一份工作是有价值的，那么怎么努力都不为过。
李建华所在的中国银监会下属部门主要负责监管信托产品和据有估计6.2万亿投资的影子银行系统，官员希望把这些都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2013年下半年，他到访了10个省，约见了全部的68家信托公司。根据李建华单位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透露，他们部门经常加班到半夜，或者更晚。这位人员说他没有权限公开谈论此事。
李建华的死，被其所在单位中国银监会认为是“长期的加班”所致。这是媒体关注的一连串过劳死案例中最新的一起。安吉拉潘是上海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的一名审计员。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在她的个人博客中，记载的大多是关于周末加班、需要休假和发烧的折磨等等。根据普华永道北京办公室一名员工的说法，他们的工作“如果不加班，根本不可能完成”。新华社的报道说，潘女士的死亡在微博上引起了超过3万条的评论，大家认为她的死和加班脱不了干系。2011年，在潘去世时，普华永道曾发布过一个声明，声明称潘女士是第一年到普华永道上班，她在上班时已经感染了脑炎，并且潘女士已经请了病假去医院，后来她死在医院中。
据新京报报道，2013年5月，奥美公司北京办公室技术部的员工加布里埃尔李在结束病假上班的第一天，就倒在了他的办公桌前。奥美公司亚太地区首席执行官柯颖德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能够在国有企业获得一个工作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当时的国有企业采用的是终身聘用制，还有住房分配，甚至连食物和孩子的教育都归国家管。上班时，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让工作看起来更美好。随着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展开，低效率的企业被迫带入到市场竞争中，这些福利逐渐消失了。像李先生一样的年轻人不得不住在合租的房屋中，每天都要在上班路上花费很长时间，还有不断的应酬。
根据中国银监会的说法，李建华从来不跟同事讨论私人问题。根据中国金融新闻网报道，在4月份时，医生就察觉李建华身体有一些不正常的症状，其中包括眼部的充血。他建议李建华到医院去进行身体检查，但是李建华“笑了笑，说他没有时间”。4月23日凌晨，他在家中加班时，突然就倒下了，中国银监会的官方声明中这样写到。一位因为没有得到授权，所以不愿意公开姓名的中国银监会工作人员说，李建华的妻子想要告诉他的单位这个消息时，电话却不知道打给谁。虽然李建华在单位工作了那么多年，她还是只能找人去单位传话。
中国银监会并没有对信托部门的工作时间和李建华的死亡的疑问给出解答。郭展睿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肯定有人会停下来，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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