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光斗
商帮在我国古代已有之，但是受到古代农业社会主流的“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商业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商人排在最后。直至明清，商帮才逐渐开始兴盛。
商帮的形成
商朝初现商业繁荣，《诗经·商颂》有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周朝初年，这些经商做生意的人被称为商人。
商人在古代社会普遍不受尊重，即便是帮助越王勾践完成复国大业的范蠡、孔子贤能的徒弟子贡，后人尊敬他们也不是因为其经商的能力。范蠡是“从政转商”的典范，且行善天下；子贡兼得学识、德行和商业头脑。两人都兼具智慧创新的精神、雄厚的财力于一身。
古代治安不靖，遇到突发事件，商人往往血本无归，出于安全的考虑，商人往往会以同乡之谊结成商帮。一个地区的从商之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在夹缝中求得生存。比如最早崛起的山西、陕西商帮，后来的闽、粤商帮，最后逐渐发展成为徽、晋、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中国十大商帮。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晋商。商帮之中以晋商（山西商人）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很多人对山西的印象仅限于“煤”，同样，对晋商的印象也仅限于票号、乔家大院等某个片段。其实，晋商历史源远流长，古人用“猗顿之富”形容某人富可敌国，这位猗顿即春秋时一位赫赫有名的晋商，其财富甚至超过“财神”陶朱公。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huò）也是隋唐时一位赫赫有名的晋商，同时他也是唐朝开国元勋之一，位列二等“太原元谋勋效功臣”，是武德皇帝李渊最信任的大臣之一。武则天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离不开这位商人父亲的鼎力支持。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朝，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发展到鼎盛。
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在商界绵延繁荣了500多年，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其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日本、东南亚、俄罗斯、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堪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到清朝中叶，晋商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年)时期，山西票号几乎垄断全国的汇兑业务，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从晋商中产生的金融机构票号，执晚清中国金融牛耳百余年，号称“汇通天下”。直至民国时期，晋商才被宁波帮后来居上，取而代之。
晋商规模之大，延绵时间之长，经商领域之广，源于其独特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一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高中进士后依然弃官从商的案例。晋商领袖人物之一的渠木翘，光绪年间以全省第一的身份考中举人，不久又考中进士，但他依然将精力放在创办现代化工厂上，创办的双福火柴厂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在生产着火柴。一批又一批最优秀人才的加入才使晋商的事业持续百年。
学而优则贾的理念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正因为如此，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高于其他商帮，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使得财富得以传承。
从“晋商”到“皇商”
虽不乏巨贾大富，但晋商始终寥若晨星。直至明清，晋商凭借天时、地利、人和才开始了集体暴富。
明朝初年，明蒙对立，兴建九边重镇，常驻军队高达36万，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消费区。山西商人凭借地利之便，捷足先登，蜂拥而至，做起贩运各种货物的生意，北走大漠，南抵闽粤，着实发了一笔战争财。与此同时，他们还越过茫茫戈壁和蒙古大草原，东跨日本海，西越英吉利海峡，驰骋于亚欧市场，真可谓“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但毫无疑问的是，清朝才是晋商的“黄金时间”。
马克思有句名言，如果有50%的利润，他们就铤而走险，如果有100%的利润就会疯狂，有200%的利润就敢于践踏一切原则，有300%的利润就敢发动战争。用此形容晋商再贴切不过。
明末，后金崛起，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晋商甚至干起了“里通外国”的勾当。史载，后金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全部由晋商提供。甚至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细条，也由晋商提供。可以说，晋商为颠覆明末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清王朝建立后，顺治帝接见了介休范氏等最著名的八大晋商，并御封为内务府的皇商，山西商人实现了从晋商到“皇商”的质变。
除了宫廷贸易，晋商还为清廷筹办军饷、丁粮、厘金、赋税、官府财政周转等，包括康熙征讨噶尔丹、雍正征讨准格尔都是由山西商人提供粮草军需。庚子之变，撤离北京前，慈禧太后甚至向北京的票号借银50万两，在西逃途中又向晋商乔致庸借银50万两。
为了实现政治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晋商甚至干起了帮官员销赃行贿的勾当，成了中国历史上官商勾结的典范。袁世凯向李鸿章行贿，就是在三晋源票号经理的精心安排下实现的。
从晋商到皇商，山西商人搭上了权贵的列车，迅速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商帮，但晋商的好日子也随着清朝的“脱轨”而到头。政府欠款无法偿还、国外银行的冲击、军阀的军费摊派、天下大乱导致商路中断……一系列因素加速了晋商的衰亡。
诚信之殇
三晋古称唐。周成王年幼即位，一次和弟弟叔虞玩过家家游戏，随手捡起地上一片树叶说：“我封你做唐王。”辅佐他的叔父周公旦对成王说：“天子无戏言。”叔虞从此被分封为唐王，后称晋王。晋王励精图治，把三晋大地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就是“桐叶封弟”的故事。
晋商之初，诚信为本。能在称雄商界的5个多世纪中始终保持诚信，山西商人有一套完备的诚信机制。
只有商号变成你的、我的、大家的，大家才会重视商号的诚信；否则，员工没有归属感，诚信只能是无稽之谈。打破行业常规的“相与”制度，把“企业”与员工牢牢地绑在一起，即为晋商首创。在此之上，各商号都制订了严格的号规，明文确定诚信经营的原则，如财东只能在结账时行使权力，平时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或指使号内人员为自己办事……
正是在诚信的“背书”下，晋商票号才能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之牛耳。据相关专家考证，全国出现过的票号共有90家，其中山西票号就有80家！
但“诚信”也成了压垮晋商的最后一根稻草。清朝覆亡，天下大乱，讲求诚信的晋商们并没有携款私逃，在如潮的挤兑中耗尽了最后的元气。
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发行的晋钞不断贬值，最后沦为废纸。面对储户的挤兑，当时最大的票号之一——“大德通”票号决定坚守诚信，按照新币折兑给储户，这几乎把全部积蓄都投入到“义赔”之中，最终造成30万两白银的亏空。两年之后，约有80年历史的乔家“大德通”票号悄然歇业。
1914年日升昌票号的倒闭，标志着晋商左右中国金融界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晋商这个庞大的商业王朝也最终走向没落。这痛苦的历史记忆也成了晋商的负资产，以至于一部分晋商过度依赖政策投机，而忘记了经商之本。
品牌晋商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更慢。”经济学家把原因归结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而对贸易环境、制造业、人力资源投资不足。山西作为中国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研讨在经济增长放缓、资源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如何重振晋商雄风，对中国资源型区域的经济增长有借鉴意义。
内蒙古有句俗语“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从来没有哪批“贩夫走卒”如晋商般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区域经济的历史。
如今的晋商已无往日的辉煌，绝大多数都小富即安似的着眼于煤、铁等资源。而随着一轮轮煤炭国有化的“洗礼”，资源型晋商已到了不转型即死的地步。出路在何方？以诚信为本，以市场为本，打造品牌！
山西票号为何能汇通天下？根本原因就是品牌。正是由于品牌的力量，人们才无所顾忌地把自己的毕生积蓄存在票号。正是由于“日升昌”“大德通”“三晋源”“百川通”等知名票号的品牌效应，晋商才没有陷入“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随处可见的大院并不是先辈们留下的唯一财富，以诚信为本、以市场为本，建立品牌，打造品牌晋商，才是晋商先辈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晋商重新崛起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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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著名品牌战略专家、品牌竞争力学派创始人、李光斗品牌营销机构创始人，中国品牌第一人、央视品牌顾问。李光斗毕业于复旦大学。自1990年，出身于市场营销第一线的李光斗开始从事市场营销和品牌策划工作，先后担任全国数十家著名企业的常年品牌战略和营销广告顾问，亲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品牌发展的历程，被评为影响中国营销进程的风云人物。著有《接班》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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