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简朴的午餐会上褒奖最顶级新闻

小葱拌豆腐

【一 朴素的普利策】

午餐会上颁奖，

“垃圾桶”里舀水

洛氏图书馆（Low Library）坐落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心，从1934年起就不再作为图书馆。此后，每当有名流政要莅临哥大访问，这座罗马风格建筑的圆形大厅就担负起演讲厅的重任。与以往不同的是，5月28日当天，洛氏图书馆门口的广场没有停上黑色的轿车，也没有身着黑衣的保安。图书馆门口的露天台阶上散落地站着一些西装革履的人们。我走上前去一瞧，原来他们正是今天的主角。每个人胸前别着一个纸质的小名片，其中印着一枚普利策奖章的就是今年的普利策奖得主，没有印奖章的则是他们的家人。趁得主们相互攀谈的工夫，我便在门口找到了普利策奖评委会执行官西格·吉斯勒先生帮我联系的午餐会负责人，她让我自己在礼堂里的“媒体席”找位子坐。令我惊讶的不仅是所谓的“媒体席”只是礼堂后部孤零零的七八个座位——普利策颁奖仪式的入口甚至没有安检程序，仿佛只要衣着得体的人就可以“混”进来旁听了。

当初第一次打开普利策奖的官方网站时，还以为进错了页面：网站的排版像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延续而来的，字体是默认的，超链接的下划线也都保留着。与诺贝尔奖官网图文并茂的主页比起来，简直落后了一个时代。这种与技术革新保持距离的矜持倒挺有普利策奖的风格：1995年，普利策奖评委会就为两个摄影奖项设立新规“除了惯常的报纸裁剪和编辑之外，任何内容经过处理或改动的作品，将不予接受”，以抵御电脑修片技术对新闻真实性的威胁。

普利策奖似乎是刻意而骄傲地坚持着这种避繁就简的原则。官网上对普利策颁奖仪式有这样的介绍：“每年诺贝尔奖在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精致华丽的皇家宴会上举行，而普利策奖获得者则是从1984年起就在简朴而闲适的午餐会（luncheon）上，从历届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手里接过奖项。”午餐会在每年宣布获奖名单一个月后于洛氏图书馆举行，时长两个小时，只邀请获奖者及家人、评委会成员和哥大新闻学院的教工，没有电视直播。今年4月，我以哥大学生的身份给普利策奖评委会执行官吉斯勒先生发了一封邮件，询问能否代表《东方早报》采访普利策午餐会。没想到吉斯勒先生几个小时后就回复了我，告诉我午餐会设有“媒体席”，我可以从那里观摩整个颁奖仪式。

在午餐会现场坐下之后，我与身边的几位专业记者闲聊了几句。看来只有这家叫做“红地毯影像（Red Carpet Pictures）”的网络娱乐媒体和一家日本媒体获得了采访普利策午餐会的许可，整片“媒体席”也就只有我们这四五个人以及他们那些长枪短炮的摄影器材了。环顾四周，圆形大厅里已经由学校临时请来的餐饮公司布置了餐桌，黑衣侍者正在端上小碟沙拉和面包。这时，有侍者推出了一个蓝色的垃圾桶，上面还写着“回收罐头、瓶子”。正在我不明所以的当儿，侍者们抄起玻璃壶，从垫着塑料薄膜的垃圾桶里舀出水来，直接就倒进桌上的高脚杯里——天哪，原来普利策得主们喝的水就是从这“垃圾桶”里捞出来的！

【二 敏锐的普利策】

“9·11”后的美国

需要怎样的新闻

出生于匈牙利犹太家庭的约瑟夫·普利策，移民美国后从骑兵转业为记者。他改革了新闻写作和报社经营的规则，又一步步买下几张大报，成为当时的媒体大亨。根据普利策的遗嘱，哥伦比亚大学于1912年创立新闻学院，1917年起又设立了普利策奖。时至今日，普利策奖已经发展有十四个新闻类奖项和的七个创作类奖项，后者包括小说、戏剧、历史、音乐等。

我对吉斯勒一直有一种严肃谨慎的印象，大概是因为4月份在网上看了他宣读普利策奖得主名单的视频。视频中，这位在哥大新闻学院任教了二十年的美国媒体人，面无表情地介绍了普利策的评奖规则和今年的竞争状况。今年共有2500多部作品参与第九十八届普利策奖二十一个奖项的评选，而新闻类的十四个奖项有1132个作品参评，比去年多了五十多部。普利策奖实行两级评审制，先由约一百名初评委员会成员为每个奖项选出三个排名不分先后的提名作品，再由普利策奖评委会的十九位评委经过两天讨论，投票选出最终得主。由于每个作品必须得到多数票才能当选，所以常有部分奖项空缺的情况。例如，今年的特写报道奖就是空缺的。

在午餐会现场，吉斯勒先生宣布了他即将从岗位上退休的消息。作为过去十二年来普利策奖评委会的执行官，他感谢了与他并肩奋斗的委员会，还有与他相濡以沫六十年的妻子。听到这里，台下正在享用沙拉和面包的观众鼓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吉斯勒介绍了新一届的普利策奖评委会主席丹妮尔·艾伦。这位年仅四十出头的黑人女政治学家，在以资深媒体人为主的普利策奖委员会中显得有些另类。今年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奖的《卫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揭露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艾伦一度是“保守、右翼的共和党支持者”。不过她近年来又转而支持奥巴马的总统选举，据说一来是不满于共和党对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漠视，二来是曾与奥巴马一家住在同一地区，与米歇尔·奥巴马比较熟络。

午餐会菜过三巡——也就是一道沙拉、一道主菜用毕，开始上甜点之时——艾伦走上讲台。这位新主席的首秀是以一个童话故事开头的。艾伦说，她4岁和2岁的两个孩子正在读一本叫做《我为书狂》的儿童读物，书中说一个动物园建立了图书馆，结果动物们都成了诗人、小说家，毛毛虫也成了真正的“书虫”。最后，动物园管理员还给动物们颁发了“动物利策奖（Zoolitzers）”。于是，艾伦的孩子们还以为妈妈今天就是来颁发“动物利策奖”的，说不定还要和一群河马、长颈鹿来张合影。说到此处，台下一片笑声。

艾伦话锋一转：“说到孩子，就不得不思考我们的未来。”她说，每当想到她的孩子出生在“9·11”后的美国，想到他们对美国的过去一无所知，只能见证今天的美国对国家安全的态度，就觉得一阵惋惜。

艾伦这番谈话似有所指。今年，曝光斯诺登与“棱镜门”事件的《卫报（美国版）》与《华盛顿邮报》并列获得分量最重的普利策公共服务奖，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舆论波澜。《卫报》报道斯诺登事件的记者格兰·格林沃德曾在“棱镜门”曝光后留下一则声明，谴责美国和英国政府对新闻界的威胁，随后离职定居巴西。包括议员彼得·金在内的一些政治人物宣称，普利策奖将大奖授予一桩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的丑闻，是一种“耻辱”。由于斯诺登事件的敏感性，即使是在普利策奖的颁奖词中，也只字不提报道核心人物“斯诺登”的大名，甚至没有提到为报道做出主要贡献的具体记者，只是以“《华盛顿邮报》揭露了国家安全局的大规模窃听项目，帮助公众了解信息泄露背后的国家安全框架；《卫报》引发了政府和公众关于安全和隐私问题的辩论”作为获奖理由。

紧接着艾伦登台的哥大校长博林格，负责宣读颁奖词并为获奖者逐一颁奖。他同样围绕美国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困境做了一番评论，认为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这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国家安全体系”。即使在普利策领奖台上，斯诺登的名字也是一个讳莫如深却又绕不过去的坎儿。

由于普利策的初衷是鼓励美国的新闻和文化事业，所以新闻类的获奖作品必须是在美国的报纸或其网站上发表的，而创作类奖项（历史奖除外）则必须授予美国公民。从1973年曝光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到2002年把目光投向“9·11”受害者的《纽约时报》，再到2006年关注卡特里娜飓风灾情的《太阳先驱报》，普利策奖每年的获奖作品往往覆盖了美国人当年最关心的话题。今年的新闻类奖项一如既往地关注突发事件（如《波士顿环球报》报道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纽约时报》的泰勒·希克斯拍摄肯尼亚商场恐怖袭击、《纽约时报》的乔什·哈纳拍摄波士顿爆炸案致残者康复过程），以及与弱势群体有关的负面新闻（如《坦帕湾时报》报道政府勾结贫民窟房主贪污住房保障金，克里斯·汉比报道煤矿公司贿赂医生隐瞒矿工的肺矽病）之类。有意思的是，创作类奖项似乎对环境问题格外关注——不仅纪实类奖授予了一本讲述河流污染导致癌症的研究实录《汤姆斯河:科学与救赎的故事》，就连获音乐奖的交响乐作品《成为海洋》，获奖理由也是“该作品推动了人们对两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的思考”。

【三 轻松的普利策】

用手机拍照的

普利策奖得主

随着博林格校长宣读每个奖项的颁奖词，获奖者们一一上台与校长握手合影，并从校长手里接过获奖证书和一只装有奖金支票的信封。每个奖项的奖金都是一万美元，只有公共服务奖除外——按照惯例，《卫报》与《华盛顿邮报》各得一枚金质奖牌，而没有奖金。

午餐会结束后，吉斯勒宣布：“下面是出去拍 毕业照 的时候了！”刚刚荣膺桂冠的普利策奖得主们便三三两两地来到洛氏图书馆的露天台阶上，由哥大的摄影师和仅有的两家媒体记者给他们排好队形合影。官方摄影过后，一些过路的游人，还有我这样的“个体户”，也都拿着手机和相机来凑热闹，得主们便继续站在台阶上让大家拍个够。最有意思的是刚刚获得调查报道奖的克里斯·汉比：这个高个儿红发的青年记者还在用餐时就偷偷跑到媒体席的位置，用手机把午餐会的全景拍了下来。合影时他也不安分，站在一众得主之中掏出手机拍眼前端着相机的记者，颇有些“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意思。

看着眼前这些在蓝天白云下欢声笑语的得主们，很难想象他们中许多人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获得突发新闻摄影奖的泰勒·希克斯在去年的内罗毕商场袭击案发生时刚好在场，不仅没急着逃离，还一边用随身的小照相机捕捉画面，一边电话通知新婚妻子把他的头盔和专业照相机送过来。这位曾在利比亚遭到绑架的记者曾与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战地记者安东尼·夏迪德一起逃离叙利亚，途中夏迪德突发哮喘过世，希克斯历尽艰险辗转把他的遗体运到了土耳其。

得主们在台阶上闲聊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媒体席”记者们便也四处转悠。一位香港的大学教授在邀请几位得主去香港访问。获得国内新闻报道奖的《科泉公报》记者大卫·菲尔普斯正在四处向人打听“洛氏图书馆”这个名字的来历，我便上前解释了一下曾经的哥大校长塞斯·洛为纪念其父，以父名命名这座图书馆的典故。菲尔普斯笑着说：“你知道的挺多啊。”我忙解释说我是哥大的学生。菲尔普斯说：“我也是哥大新闻学院毕业的，倒不知道呢。”我又与旁边的一位老太太攀谈了一阵，发现她原来是音乐奖得主约翰·卢瑟·亚当斯的出版商，还主动问我要不要与亚当斯合影。我和亚当斯先生说起我这学期刚在哥大的“音乐人文”课上学到他的交响乐《充满世界的光（The Light That Fills the World）》，非常喜欢。这位常年定居在阿拉斯加、以描摹自然风光的音乐出名的作曲家听了很激动，还问我的教授是谁。这一打听才发现，我的音乐课教授原来还是亚当斯先生的旧友。我说我前两天刚听了他的获奖作品《成为海洋》，不过直到听到颁奖词，才知道这部作品原来还蕴含了环境意识。亚当斯笑着连连摆手说：“听音乐时不要想那么多，把它纯粹作为音乐听才好。”

这大概就是普利策，一边是新闻记者们波谲云诡的职业生涯，一边也有艺术家们轻拢慢捻的淡然自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