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关口：四万亿刺激后遗症、欧美经济体的去杠杆化、人口红利的衰减、过高的投资率、危险的房价，多重压力不期而至。结果，经济自2011年以来呈现持续性增速下滑。在保持了33年年均9％以上的超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的下滑，是符合全球经济体发展的规律的现象。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按照原有的增长模式，越增长社会矛盾越大。衡量中国经济成功的未来指标，不再是速度，而是增长质量，即可持续性。实践证明，同时追求“又好又快”，结果必定是“快而不好”。因此，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调整，为“只顾赶路”的中国创造了“放慢脚步、反思调整”的契机。
这种反思与调整，集中体现为中共18届3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60项、336条改革。这次改革若能落实，哪怕落实一半，中国经济也大有希望告别粗放式增长、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诸多信号表明，受制于复杂的官僚体制、既得利益集团强大的抵制以及改革长期停滞所积累的风险，3中全会改革方案推进的速度慢于预期。例如上海自贸区在挂牌8个月之际仍未能推出“自贸区账户”细则；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了两次会议，但并未推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市场忧虑：改革虽能释放增长红利，但释放的速度不够快，不足以弥补原有增长动力的衰减。因此，市场普遍形成了经济增速继续下滑甚至硬着陆的预期。中国股市的长期底部徘徊即为最佳警示。
笔者欣喜地看到，新一届领导明确承诺不搞“强刺激”，彰显以改革促增长的决心。但问题是：经济继续下滑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吗？除了“四万亿”之类的强刺激，还有其他办法稳定经济局面吗？
经济继续下滑恐触发危机
经济增速下滑，将产生巴菲特所谓的“退潮效应”：当海水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一旦增速放缓，原来很多被“高增长”掩盖的问题就会陆续浮出水面：低效的投资成为坏帐；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难以为继；企业和投资者变得更为保守；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下跌；银行开始“雨天收伞”……于是经济从高增长时期人人皆大欢喜的欣快，转为步步惊心的调整。这是危机的前奏。
在中国面临的诸多风险当中，房地产处于核心位置。糟糕的是，这个核心风险点开始出现逆转信号。由于长期的行政性打压，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长达数年的交易冻结，致使房地产企业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同时，银行严格限制对房地产企业的信贷，迫使后者进入影子银行获得资金，但资金成本数倍于银行贷款。在双重挤压之下，房地产行业陷入了资金链危机，在房地产库存量偏高的中小城市，问题更为突出。
在日本20世纪90年经济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中，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都是全面危机的触发点。而中国如今房价泡沫的程度不亚于上述三次危机。
更值得警惕的是，房地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房地产直接和间接贡献了20％的GDP、50％的地方财政收入，全国30％的信贷、影子银行四分之三的资金流向房地产。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风险。
“投资刺激”不可取
受凯恩斯主义的长期误导，很多人将刺激等同于财政支出、投资刺激。例如，2014年以来，中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三次调整，从6300亿调整到8000亿元，累计增加近2000亿。这表明，当前的“微刺激”依然未能跳出凯恩斯主义的框架。投资刺激不可取，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1）基础设施投资，或许对GDP数据有帮助，但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很小；2）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能过剩，消除产能过剩只有依靠出口和消费，基础设施投资作用不大；3）“四万亿”案例表明（图1），政府主导的投资刺激，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失衡；4）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对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力不从心。
图1：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中国与“里根经济学”的类似背景
梳理中国如今面临的挑战，与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非常类似。彼时美国存在两位数的通胀、接近两位数的失业率，被称为棘手的“滞胀”（stagflation）。尽管中国如今的经济增速依然较高，但面临的挑战非常类似于当年的美国：其一，货币超发严重，通胀威胁始终不可掉以轻心；其二，经济增速下滑，靠投资刺激难以扭转；其三，政府管制过度，经济活力丧失。可见，中国今天看似增长迅速，其实已经出现“高位滞胀”，即增速较高状态下的滞胀。
减税才能拯救中国经济
1981年2月5日里根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演讲中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压缩联邦开支，大幅度降低个人和企业的税率，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所设置的各种规章条例，制订稳定货币的政策等。其最大亮点即为减税，这被认为是帮助美国挣脱“滞胀”的关键手笔。著名的“拉弗曲线”的提出者经济学家拉弗是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团成员。在“供给学派”影响下，里根摒弃了凯恩斯主义策略，把减税作为核心任务，实现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从1981年10月起的三年内，分三次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从14%到70%降为11%到50% 。1986年里根又签署了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全国人均免税额减少了6.4%；公司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46％降为34％。七年内，每个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约增加600—900美元。美国成为西方工业国家中税率最低的国家。
减税之所以能帮助美国摆脱滞胀，是因为减税提升了社会活力：个人因为减税更加愿意扩大消费支出；企业因为负担减轻，创业与创新的能力增强。更重要的是，减税是彰显政府改革理念和诚意的最佳方式，有什么比政府主动“割肉”更能打动投资者呢？于是经济的信心得到恢复和提振。
减税与放松管制（deregulation）是里根经济学的两大核心支柱。其背后都是体现了“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理念。里根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说，“政府并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救星，政府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时常受到迷惑，以致于认为社会已经变得太过复杂，无法通过自治来进行管理；我们甚至相信，由一批精英人物组成的政府，比民享、民治、民有的政府更为高明……我的意图并非要取消政府，而毋宁是要让它发挥作用，即同我们一道发挥作用，而不是凌驾于我们之上；它应与我们并肩而立，而不是骑在我们的肩上。政府能够而且必须提供机会，而不是扼杀机会；能够而且必须促进生产，而不是抑制生产！”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如能痛下决心，力行减税，中国经济的面貌将为之焕然一新。
呼吁暂停征收个人所得税
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了税制改革的必要性，并积极推动“营改增”的试点。尽管“营改增”是积极的、必要的，但其减税效果在短期内并不显著。
笔者认为，暂停征收个人所得税，是当下最佳的经济刺激方案。
其一，中国经济整体上面临的问题是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要靠消费。暂停征收个人所得税，将大大提振消费动能。
其二，对要从制造走向创新的经济转型而言，人力资本是关键。人力资本（每个人所体现出来的技能）占美国总资本的比例约为70%。 人力资本投资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来自个人所得税。
其三，中产阶级是高累进所得税结构的最大受害者，而中产阶级又是消费的主力军。中国目前实行3%～45％的累进税率，起征点只有3500元/月，最高档税率45％针对的标准是全月应纳税所得额超过8万元。显然，几乎所有的“白领”都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贡献者。相反，那些企业家、富豪们能够很容易避税，且无须缴纳遗产税。这样的个人所得税制，客观上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其四，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几乎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国民收入分配的天平日益失衡。这是消费难以成为经济增长关键动力的深层次原因。现在，是时候暂停个人所得税，给公众“休养生息”的机会了。
其五， 2013年中国个人所得税只有6500亿，在12.9万亿的财政收入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即使全免，也不致于对财政构成重大冲击（何况减税会刺激经济活动，扩大税基呢！） 况且，从历史经验看，每年财政浪费的资金都不止6500亿。在2008-2012年间，每年12月的财政支出都大大超出前面11个月，均维持在2万亿元左右。通过减免个人所得税，“还利于民”，也可以减少浪费、抑制腐败。
结束语
面对“四万亿”的严重后遗症，政府对经济刺激举棋不定。但另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如果不能稳住形势，引发金融风险，势必影响到三中全会改革的落实。政府选择以暂停征收个人所得税作为创新的“刺激方案”，既可以稳住经济、防范风险，而且没有负作用，又可以极大提振市场信心，缓解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更可以彰显政府“割肉”的改革诚意，打消市场对改革进展的疑虑，是一石数鸟之策。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综合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