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暂停个税是最佳刺激 减税才能拯救经济

2014-05-14 22:19:44 来源: 网易财经综合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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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因为减税更愿意扩大消费支出;企业因为负担减轻,创业与创新的能力增强。更重要的是,减税是彰显政府改革理念和诚意的最佳方式。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关口:四万亿刺激后遗症、欧美经济体的去杠杆化、人口红利的衰减、过高的投资率、危险的房价,多重压力不期而至。结果,经济自2011年以来呈现持续性增速下滑。在保持了33年年均9%以上的超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的下滑,是符合全球经济体发展的规律的现象。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按照原有的增长模式,越增长社会矛盾越大。衡量中国经济成功的未来指标,不再是速度,而是增长质量,即可持续性。实践证明,同时追求“又好又快”,结果必定是“快而不好”。因此,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调整,为“只顾赶路”的中国创造了“放慢脚步、反思调整”的契机。

这种反思与调整,集中体现为中共18届3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60项、336条改革。这次改革若能落实,哪怕落实一半,中国经济也大有希望告别粗放式增长、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诸多信号表明,受制于复杂的官僚体制、既得利益集团强大的抵制以及改革长期停滞所积累的风险,3中全会改革方案推进的速度慢于预期。例如上海自贸区在挂牌8个月之际仍未能推出“自贸区账户”细则;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了两次会议,但并未推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市场忧虑:改革虽能释放增长红利,但释放的速度不够快,不足以弥补原有增长动力的衰减。因此,市场普遍形成了经济增速继续下滑甚至硬着陆的预期。中国股市的长期底部徘徊即为最佳警示。

笔者欣喜地看到,新一届领导明确承诺不搞“强刺激”,彰显以改革促增长的决心。但问题是:经济继续下滑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吗?除了“四万亿”之类的强刺激,还有其他办法稳定经济局面吗?

经济继续下滑恐触发危机

经济增速下滑,将产生巴菲特所谓的“退潮效应”:当海水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一旦增速放缓,原来很多被“高增长”掩盖的问题就会陆续浮出水面:低效的投资成为坏帐;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难以为继;企业和投资者变得更为保守;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下跌;银行开始“雨天收伞”……于是经济从高增长时期人人皆大欢喜的欣快,转为步步惊心的调整。这是危机的前奏。

在中国面临的诸多风险当中,房地产处于核心位置。糟糕的是,这个核心风险点开始出现逆转信号。由于长期的行政性打压,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长达数年的交易冻结,致使房地产企业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同时,银行严格限制对房地产企业的信贷,迫使后者进入影子银行获得资金,但资金成本数倍于银行贷款。在双重挤压之下,房地产行业陷入了资金链危机,在房地产库存量偏高的中小城市,问题更为突出。

在日本20世纪90年经济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中,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都是全面危机的触发点。而中国如今房价泡沫的程度不亚于上述三次危机。

更值得警惕的是,房地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房地产直接和间接贡献了20%的GDP、50%的地方财政收入,全国30%的信贷、影子银行四分之三的资金流向房地产。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风险。

“投资刺激”不可取

受凯恩斯主义的长期误导,很多人将刺激等同于财政支出、投资刺激。例如,2014年以来,中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三次调整,从6300亿调整到8000亿元,累计增加近2000亿。这表明,当前的“微刺激”依然未能跳出凯恩斯主义的框架。投资刺激不可取,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1)基础设施投资,或许对GDP数据有帮助,但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很小;2)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能过剩,消除产能过剩只有依靠出口和消费,基础设施投资作用不大;3)“四万亿”案例表明(图1),政府主导的投资刺激,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失衡;4)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对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力不从心。

图1: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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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里根经济学”的类似背景

梳理中国如今面临的挑战,与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非常类似。彼时美国存在两位数的通胀、接近两位数的失业率,被称为棘手的“滞胀”(stagflation)。尽管中国如今的经济增速依然较高,但面临的挑战非常类似于当年的美国:其一,货币超发严重,通胀威胁始终不可掉以轻心;其二,经济增速下滑,靠投资刺激难以扭转;其三,政府管制过度,经济活力丧失。可见,中国今天看似增长迅速,其实已经出现“高位滞胀”,即增速较高状态下的滞胀。

减税才能拯救中国经济

1981年2月5日里根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演讲中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压缩联邦开支,大幅度降低个人和企业的税率,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所设置的各种规章条例,制订稳定货币的政策等。其最大亮点即为减税,这被认为是帮助美国挣脱“滞胀”的关键手笔。著名的“拉弗曲线”的提出者经济学家拉弗是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团成员。在“供给学派”影响下,里根摒弃了凯恩斯主义策略,把减税作为核心任务,实现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从1981年10月起的三年内,分三次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从14%到70%降为11%到50% 。1986年里根又签署了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全国人均免税额减少了6.4%;公司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46%降为34%。七年内,每个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约增加600—900美元。美国成为西方工业国家中税率最低的国家。

减税之所以能帮助美国摆脱滞胀,是因为减税提升了社会活力:个人因为减税更加愿意扩大消费支出;企业因为负担减轻,创业与创新的能力增强。更重要的是,减税是彰显政府改革理念和诚意的最佳方式,有什么比政府主动“割肉”更能打动投资者呢?于是经济的信心得到恢复和提振。

减税与放松管制(deregulation)是里根经济学的两大核心支柱。其背后都是体现了“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理念。里根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说,“政府并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救星,政府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时常受到迷惑,以致于认为社会已经变得太过复杂,无法通过自治来进行管理;我们甚至相信,由一批精英人物组成的政府,比民享、民治、民有的政府更为高明……我的意图并非要取消政府,而毋宁是要让它发挥作用,即同我们一道发挥作用,而不是凌驾于我们之上;它应与我们并肩而立,而不是骑在我们的肩上。政府能够而且必须提供机会,而不是扼杀机会;能够而且必须促进生产,而不是抑制生产!”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如能痛下决心,力行减税,中国经济的面貌将为之焕然一新。

呼吁暂停征收个人所得税

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了税制改革的必要性,并积极推动“营改增”的试点。尽管“营改增”是积极的、必要的,但其减税效果在短期内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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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暂停征收个人所得税,是当下最佳的经济刺激方案。

其一,中国经济整体上面临的问题是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要靠消费。暂停征收个人所得税,将大大提振消费动能。

其二,对要从制造走向创新的经济转型而言,人力资本是关键。人力资本(每个人所体现出来的技能)占美国总资本的比例约为70%。 人力资本投资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来自个人所得税。

其三,中产阶级是高累进所得税结构的最大受害者,而中产阶级又是消费的主力军。中国目前实行3%~45%的累进税率,起征点只有3500元/月,最高档税率45%针对的标准是全月应纳税所得额超过8万元。显然,几乎所有的“白领”都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贡献者。相反,那些企业家、富豪们能够很容易避税,且无须缴纳遗产税。这样的个人所得税制,客观上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其四,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几乎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国民收入分配的天平日益失衡。这是消费难以成为经济增长关键动力的深层次原因。现在,是时候暂停个人所得税,给公众“休养生息”的机会了。

其五, 2013年中国个人所得税只有6500亿,在12.9万亿的财政收入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即使全免,也不致于对财政构成重大冲击(何况减税会刺激经济活动,扩大税基呢!) 况且,从历史经验看,每年财政浪费的资金都不止6500亿。在2008-2012年间,每年12月的财政支出都大大超出前面11个月,均维持在2万亿元左右。通过减免个人所得税,“还利于民”,也可以减少浪费、抑制腐败。

结束语

面对“四万亿”的严重后遗症,政府对经济刺激举棋不定。但另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如果不能稳住形势,引发金融风险,势必影响到三中全会改革的落实。政府选择以暂停征收个人所得税作为创新的“刺激方案”,既可以稳住经济、防范风险,而且没有负作用,又可以极大提振市场信心,缓解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更可以彰显政府“割肉”的改革诚意,打消市场对改革进展的疑虑,是一石数鸟之策。

冯晓磊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综合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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