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资料图）
文/ 韩平
最近，王石说自己不行贿。不知你信了没有，反正是有人信了。
今天不是要讨论信不信的问题，也不管他不行贿是不是因为有个高官老丈人罩着的原因，只是想探讨一下怎么商人“不行贿”这么正常的事情成了不正常？
《纸牌屋》中弗兰西斯很鄙视为了金钱而放弃权力的雷米，看来中外对权和钱的认识大有共通之处。不论西方还是东方，政商关系都是无法回避的话题。
在中国，几千年来，商人在权力面前都是跪着的、趴着的，混的好的，腰杆也是弯着的。相信到今天，像王石一样敢说自己不行贿的商人也是极少的。最起码柳传志就不敢这么说，他只能踟蹰地表示：“关键要让企业生存”、“努力不惹事，我们自己很软弱”。
软弱是一种姿态，是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为了企业有一个安全的运营环境，是为了几十万员工连同他们家庭的安稳幸福。联想再大，也是“民”，很难跟“官”强硬，软弱并不丢人，谭嗣同不是那么好当的。
即使在发达的日德美等国，政商关系也总是剪不断理还乱，而在有着长期“抑商”遗传病的中国，如果非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关系，那就是——畸形！
圣经上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东西。畸形的政商关系，同样也是从老祖宗那传下来的。战国时的大商人吕不韦就看中了秦国派到赵国的人质异人“奇货可居”，对他进行了政治投资，结果官拜相国，权倾一时。只可惜这种人脉关系无法延续和复制，最终不容于新主而自尽。
清末胡雪岩从钱庄学徒做起，凭借其信用，人脉，义气，又攀上左宗棠，为其筹措军饷代办外债，从而获利千万富甲天下，成为呼风唤雨的商界巨擘。最终还是倒在李鸿章、盛宣怀的暗算之下，成为官场斗争的牺牲品。
虽然，政商之路是条捷径，但是往往逃不脱权力斗争的凶险与残酷。穷尽一生之力谨慎守护着的财富，很可能一朝烟消云散。
政客和商人从来没有平等过，商人对政客的依附、暗战、控制之路也走了上千年，在这种寻求社会地位的“斗争”中，商人们不仅没有占到上风，反而前赴后继地沦为政客的垫脚石、牺牲品。因为卷进复杂的政商交易而身败名裂的商人，不知有多少。
在这种历史轮回中，商人阶层一次次地被打入社会底层，连“明哲保身”都成了奢望。
正如东星集团总裁兰世立所说“老板再大，一个处长都能搞死你。”
冯仑则得出一个结论：“政商关系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死结，阻止民营企业发展的不是商品竞争，是制度博弈。”
事实上，因为这种畸形的政商关系，若无权力所依，多么风光的商人，也不过是板上的鱼，圈里的猪而已。原因无他，商人无法在平等的制度框架之下与官僚阶层打交道，其荣辱得失，全系于自己依附的政治势力之成败。官权过大的结构，导致商人们主动或被动地经营这种关系。
今日之理性商人都在竭力挣脱这种历史轮回。比如“不行贿”的王石，比如“不勾结政府，不搞政商结盟”的王健林，比如“在商言商”的柳传志等等，尽管他们基于种种原因所采取的策略不同，但他们的最终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真正为企业和社会营造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只是，从隐蔽、扭曲的博弈到公开、规范的竞争，企业家和政府必须一起跨越一条千年帝国流传下来的巨大鸿沟。
政权与商人阶层之间的畸形联盟，是导致中国社会财富一次次湮灭的重要原因，也是社会转型的阻力，法治、规范的市场经济不是靠这种关系来维系的。然而，移民潮和退休高官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之类的新闻告诉我们，中国企业家们显然还没有找到更好地从这种联盟里脱身的方法。也许，他们可以学习王石？
显然，一个王石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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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财经专栏作家，现为新唐智库研究员，其长期专注于商业史、企业史、企业家群体行为模式的研究与探索，著有：《年轻就是要活出你自己——刘强东的商业新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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