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

无论是新出墓志，还是唐代文豪张说为上官婉儿诗集撰写的序以及神道碑铭，我们固然应该通过对它们的解读来了解上官婉儿的生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应该通过它们对她的型塑去理解唐前期政治和文化的理念与实践，或者反过来把握她在唐代历史中的意义。

陆 扬

近期上官婉儿墓及墓志的发现同时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但经过大众媒体的渲染，墓志的内容和价值普遍得到误解。好在学界反应迅速，李明和耿庆刚两位学者刊布的录文和初步笺注使我们能获知墓志的具体文字，而仇鹿鸣等多位学者也根据墓志对上官婉儿生平及其相关问题做了细致而给人以启发的讨论。不过到目前为止，我所见的讨论主要还是从墓志提供的信息出发，环绕几个政治制度史的问题展开，比如上官婉儿的身份究竟是嫔妃还是宫中女官，她和韦后集团、太平公主以及李隆基等的关系有哪些变化，她在唐代宫廷政治中起了什么作用等等。对于包括唐代墓志在内的中古墓志，我曾提出我们不能满足于从中找寻历史信息并加以考释，还应将墓志的书写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样方能更精确地把握墓志的史学利用价值。上官婉儿墓志的讨论，这一方面的工作仍有待重视。关于上官婉儿生平的重要文献，无论是新出墓志，还是唐代文豪张说为她诗集撰写的序以及神道碑铭，或者稍后出现的武平一的《景龙文馆记》的记载，都具有多重的研究意义。我们固然应该通过对它们的解读来了解上官婉儿的生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应该通过它们对她的型塑去理解唐前期政治和文化的理念与实践，或者反过来把握她在唐代历史中的意义。这篇小文的主要目的是想对这些方面稍加分析，以便让一般读者了解唐代书写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

需要先提一下的是，墓志发现前一年，史语所的郑雅如女史就发表了论文《重探上官婉儿的死亡、平反与当代评价》（《早期中国史研究》第四卷第一期，2012年），我个人认为这依然是迄今关于上官婉儿最具学术价值的文章。不少重要的问题，郑文均有涉及，一些主要结论未因墓志的发现而动摇，这也提醒我们不能迷信新出土文献的作用。可惜这篇文章的贡献在目前的讨论中未能获得更多的重视。所以这里先简单介绍下郑文的主要看法。文章指出唐隆政变前夕上官婉儿并不支持韦后集团，她的死不像是政敌周密计划的结果，而是李隆基出于自身立场临场制造的“事故”。李隆基的宫廷政变不仅以铲除韦氏集团为目的，也是针对武后、中宗以来女性参政的一场革命，试图通过暴力来铲除这一模式；其次，太平公主是推动为她昭雪的关键力量。但睿宗即位后给婉儿作出的平反，也不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婉儿是则天朝以来“文治”的有力推动者，与朝臣特别是文官词臣互动良好，所以这一举措有客观的舆论基础。除此之外，文章还讨论了为何历代史传会重复上官婉儿集由唐玄宗下令编纂这一错误记载，从中体现出怎样的文化场景。这些观点虽然也着眼于政治史的问题，但在分析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框架。本文的努力则是要结合新出墓志和张说等人的文字，从书写的角度来重新评估当时人对上官婉儿形象的塑造。并以此来对唐代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发展提供一些新的观察。

首先谈一下我对上官婉儿墓志的印象。若熟悉唐代墓志的书写，那么不难发现这篇墓志的文笔，包括谋篇、用典、遣词等等，都相当平庸。有些字句近于粗鄙，比如写上官仪被贬是“近辞金阙之前，远窜石门之外”，哀叹上官婉儿之死是“龟龙八卦，与红颜而并消；金石五声，随白骨而俱葬”等等。若换成别的书写对象，那么这种平庸在更多程式化的唐代前期墓志里未必值得惊讶。但这种情况出现在当日文坛女主和有昭容身份的婉儿墓志里，就令人费解，至少说明撰写者不大可能是文章名手。对于该墓志未署撰者名这一现象，不少学者已经指出不署撰者名是唐代前期墓志的常态。其实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前期墓志不署撰者名诚然很普遍，但有几种例外。一是如果书写对象是重要皇族成员，一般会署上撰者名。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撰写者是文学重臣，那么往往也会署上名字。前一种情况的例子，就高宗武后时代以来而言，有太宗之女临川长公主、西平大长公主、永泰公主、太平公主第二女万泉县主薛氏、章怀太子等等。后者的例子更多，有许敬宗、上官仪、崔行功、韦承庆、岑羲、狄仁杰、刘宪、李峤、崔融、郑愔、卢藏用等等。新近发现的武则天堂兄武思元的墓志，就赫然列了撰写者珠英学士韦元旦的名字。以上官昭容之身份和文名，墓志却不署撰者，加上不出色的文笔，使我们可以推断这篇墓志撰写者绝无可能是当时的高层文士。

不过文笔平庸并不表示这篇文字就缺乏意旨。墓志和张说等关于上官婉儿的撰作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墓志虽也赞扬婉儿的文学之才，说“婕妤懿淑天资，贤明神助。诗书为苑囿，捃拾得其菁华；翰墨为机杼，组织成其锦绣”，却丝毫未提到她的这种才华在政治中的运用及其重大影响。通篇表彰的口径与当时赞扬一般命妇在性质上差别不大。单就对婉儿生平的了解而言，这篇文字提供的信息其实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史家已有的认识。但就婉儿在宫廷日常政治中的形象而言，墓志的确描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情状。特别是下面一段，说中宗神龙元年上官婉儿被册为昭容之后：

韦氏侮弄国权，摇动皇极。贼臣递构，欲立爱女为储，爱女潜谋，欲以贼臣为党。昭容泣血极谏，扣心竭诚，乞降纶言，将除蔓草。先帝自存宽厚，为掩瑕疵，昭容觉事不行，计无所出。上之，请擿伏而理，言且莫从；中之，请辞位而退，制未之许；次之，请落发而出，卒为挫衂；下之，请饮鸩而死，几至颠坠。

这段用罕见的“上之”、“中之”、“次之”、“下之”这种奇特句式来表述的确显得突兀。内容是将婉儿纯然描绘成一位彰显后妃之德的典型。上官婉儿看上去像被动、哀婉而深明大义的烈妇，步步抗争，却又只能步步退让。这段描写究竟含有多少真实性当然无法确知。宫闱政治往往瞬息万变，学者若根据零碎的资料去揣测无异缘木求鱼。不过文献的蛛丝马迹告诉我们，这样的细节或不至于完全空穴来风。《唐大诏令集》中有《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是上官婉儿守丧之后，中宗在景龙三年（709）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复她时下的制书。里面说她“谠议日闻，屡援楚笔；忠规岁纳，方轻汉辇”。这类字句出现在很程式化而又字句斟酌的嫔妃起复诏书里，或有所指涉。而上段文字刻意强调上官婉儿不惜以死抗争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宗听信了韦后和“贼臣”的进言，要立爱女安乐公主为储（史书记载的所谓皇太女）。婉儿劝中宗及早下制书（“纶言”）消除隐患。问题是怎样的制书才能消除隐患呢？比较大的可能就是作者暗示神龙三年李重俊政变失败之后，上官婉儿曾劝说中宗宣布立后来成为睿宗的相王为储或由相王辅政。事实上这样的制书并未出现，那么为何这里要强调这一点。我认为关键在于上官婉儿固然自武则天时代就以在宫内处理文书的方式参与机要，但只有到了中宗即位后才真正以在内廷草诏的方式掌控政事，而且明确如《唐会要》卷五七翰林院条记载：“上官昭容在中宗朝，独任其事”（《旧唐书后妃传》中的《上官昭容传》等记载也说她在中宗时“专掌制命”），这在当时应是公开的事实。草诏权的垄断使上官婉儿实际上成了中宗的喉舌，或者在部分公众的印象里也早已是韦后的喉舌。假若真有拨乱反正的“纶言”，也多半会出自上官婉儿之手。虽然中宗死后，在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的默契之下，婉儿在中宗遗诏中加入了相王辅政的字句，但中宗生前迟迟未出现这种情况，难免会让人猜疑上官婉儿的立场。因此墓志必须以如此色彩强烈的叙述为婉儿开脱，说她从请求中宗制止韦后、安乐公主等的阴谋开始，到要求辞去专掌制命的责任，到要求出家。在这些努力都失败之后，她只得饮鸩明志。总之将责任都推给中宗。郑雅如指出神龙三年七月太子李重俊政变虽失败，却使武氏势力遭到重创，从而导致上官婉儿与韦后集团渐行渐远，而太子之位的悬而未决，加剧了朝堂权力的竞逐。在与本人的讨论中，孙英刚也指出，神龙三年政变导致许多人暗中改换政治面目，向力量强大的相王和太平公主集团靠拢。这些意见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也就是上官婉儿有很大的主动性，但墓志对她的处境做了纯然被动的描写。

上官婉儿墓志的这种书写策略导致了与其他现存唐代文献中她的形象的大相径庭。比照张说撰写的《昭容上官氏（神道）碑铭》和《中宗上官昭容集序》，这一差别尤其突出。《中宗上官昭容集序》对上官婉儿的赞誉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点稍后讨论。上官婉儿的神道碑是张说和崔日用合作而成，崔写序文部分，张说写铭文。张说的铭文在对婉儿的评价上和上官昭容集的序如出一辙，比如说她“天降时雨，山川出云，乃生灵媛，祚我圣君。精微其道，焕炳其文。三光错行，昭容纲纪。百揆繁会，昭容条理。外图邦政，内谂天子，忧在进贤，思求多士。忠孝心感，天焉报之”。也就是强调上官婉儿通过文来参与大政，天地之气相合而产生安邦治国的效应。文中用的字句如“三光错行，昭容纲纪。百揆繁会，昭容条理”等等，若把其中“昭容”两字替换掉，几乎是唐人书写中用来形容宰相的口吻。崔日用所撰的序文已经佚失，无法了解内容，但口径必然和铭文一致，因此难以想象墓志和张说的两篇文字是同时完成的。即便《昭容上官氏（神道）碑铭》和《中宗上官昭容集序》未必一定在同一时段内完成，至少也应是在同一种舆论氛围中产生，和墓志体现的氛围有很大距离。

根据墓志，上官婉儿下葬时间为景云元年（710）八月二十四日，即在她死后两个月。墓志提到下葬时睿宗有下诏赠官，墓志盖上的昭容称谓应该是赠官的结果。一种意见认为这一赠官来得稍晚，下葬前未及写入墓志，但后来做志盖时得以加上，而这一赠官和史传提到的“惠文”的谥号都应该是在下葬不久同时颁布。这一看法的主要根据是《唐会要》和《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唐会要》卷八十提到“惠文，赠昭容上官氏。景云二年追赠”。《通鉴》卷二一〇也说：“（景云二年）秋，七月，癸巳，追复上官昭容，谥曰惠文。”这里《通鉴》胡三省注理解为“追复其昭容之职，而加之以谥”。根据墓志和上述记载，仇鹿鸣在《上官婉儿之死及平反》（《上海书评》2013年9月22日）中提出《唐会要》《通鉴》中景云二年（711）当为景云元年之误记。我认为《唐会要》和《通鉴》关于景云二年加谥号的记载大体应是可靠的。关键在于景云二年七月才有癸巳日，景云元年七月则没有。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景云二年七月癸巳宣布的是给上官婉儿赠“惠文”的谥号，而昭容之位则早已在景云元年七八月间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