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做好中日危机管理”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吴心伯

安倍需要有一个外部的紧张源，才能在国内顺利推进修宪扩军。中日关系改善需要双方的意愿，安倍没有这个意愿，他有他的议程，他的议程需要保持这种紧张态势。我们可能很难指望在安倍执政期间中日关系有很大的缓和，所以只能确保底线，底线就是尽量减少摩擦和冲突，这是我们2014年需要做的。

早报记者 杨小舟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年会25日在瑞士达沃斯落幕。近几年来，在这个以讨论全球经济为主的观点盛会上，地缘政治因素逐渐上升。今年达沃斯论坛“地缘政治风险”理事会主席、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教授表示，2014年东亚和中东成为全球两大地缘政治风险的中心，对中国而言，2014年“可能很难指望在安倍执政期间中日关系有很大的缓和，所以只能确保底线，底线就是尽量减少摩擦和冲突”。

东亚和中东是风险源

东方早报：2014年全球最大地缘政治风险在哪里？

吴心伯：前几年在全球化浪潮下，地缘经济、相互依存更突出些，这两年很明显地缘政治因素在上升，从而带来了一些地缘政治的风险。2014年大家比较关注两个地区的风险，一个是东亚地区，另一个是中东地区。

东亚地区有很多复杂因素推高了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比如一些国家内部政治的变化导致其对外政策的变化。像日本右翼势力上台后，主张扩军修宪等政策，加剧了与邻国关系的紧张程度，使日本成为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因素。还有朝鲜，它的走向也值得关注。

还有一个因素是相关国家的战略调整。比如美国总体上加强了在亚太的投入，特别是在安全上。这些投入有很大一部分是针对中国的。这样会造成中美战略关系、安全关系的紧张，竞争性上升。

第三个因素是力量对比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中国国力上升，周边国家是否适应。

这些因素导致东亚地缘政治风险在上升，特别是这些因素跟历史遗留的领土领海争端问题结合起来，风险就更大了。我们有一个专场就是讨论全球安全环境，其中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所长奇普曼认为，中日之间战略竞争会加剧。

我的看法是，中日之间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尽管有钓鱼岛争端，但中国不想打，日本不敢打，美国不愿意卷入。但我们不排除意外的冲突和低烈度摩擦的风险。从朝鲜半岛来讲，也存在南北冲突的风险。

中东的地缘政治风险首先是美国战略调整，包括美国和伊朗关系在改善、美国可能会减少在该地区的军事投入——这个从叙利亚化武问题看得出来，至少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不大愿意在该地区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其次，美国的战略调整也造成中东相关国家关系的变化。沙特很反感美国和伊朗谈核协议，以色列也是，几个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处在不确定的状态。

第三，一些国家内部正在发生变化，比如埃及、叙利亚。2014年叙利亚问题可能会慢慢退潮，国际社会对其关注逐渐减少。伊朗核协议执行得比较顺利的话，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威慑的态势会逐渐淡化，这个地区的内部因素就会变得比较突出。

安倍不让中日关系缓和

东方早报：中国面临哪些地缘政治风险，如何积极应对？

吴心伯：朝鲜半岛、东海、南海在2014年都会不停挑战中国的安全神经。

朝鲜半岛的风险主要是朝鲜处于政策转型过程中。新领导人一方面在巩固地位，另一方面试图建立新的政治议程。如果我们观察到过去两年的情况是正确的话，实际上，金正恩可能更多在强调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外部如果能引导鼓励这种趋势，能把经济发展放在政治议程的第一位，对朝鲜今后对外政策走向是有利的。把经济放在第一位，那么对外政策肯定更多强调和解和合作性。中国和相关国家还是要推动朝鲜的转型。

海上的风险主要是钓鱼岛问题。钓鱼岛问题是放在中日关系框架下考虑的，估计在安倍任期剩下的时间里，中日关系都会保持一种冷淡的状态。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要做好危机管理，防止在中日之间低烈度摩擦和冲突。安倍需要有一个外部的紧张源，才能在国内顺利推进修宪扩军。中日关系改善需要双方的意愿，安倍没有这个意愿，他有他的议程，他的议程需要保持这种紧张态势。我们可能很难指望在安倍执政期间中日关系有很大的缓和，所以只能确保底线，底线就是尽量减少摩擦和冲突，这是我们2014年需要做的。

东方早报：您去听安倍的发言了吗？

吴心伯：安倍的报告是在最大的一个会场，不过我没去听。我知道安倍要讲中国，所以我想我还不如先点评一下日本的立场和政策。

我参加的专题讨论时间是在他演讲之前，我讨论时讲安倍是“麻烦制造者”，跟我同一个讨论会的学者，也是“地缘政治风险”理事会上一任主席依安·布雷默，他说，西方很难认同把安倍称作“麻烦制造者”。

有一个日本学者田中明彦，以前是东京大学教授，现在负责日本对外援助，我们也比较熟悉，他听完我们的发言后一口气向我提了3个问题：1.你们通过大使在全球批判安倍，还要批判多久？2.你们真的认为安倍是要挑战二战秩序吗？3.如果你们把安倍界定为“麻烦制造者”，那么你们指望安倍接下来会做什么？

我是这样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大使批判是反映了中国对安倍做法的极度不满，也反映了中国公众的情绪。还要批判多久要看安倍的态度，如果他还是在为参拜靖国神社辩护，还要继续参拜，我们就一直批判下去。第二，安倍要修宪，寻求自卫权，而日本现有宪法是二战后国际安排的一部分。第三个，我觉得日本学者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你们界定他是“麻烦制造者”的话，他就破罐破摔了。我们批判安倍不是把他一棍子打死，我们是希望他能够有正面的回应，采取实际措施改善与邻国的关系，而不是继续制造麻烦。但是，如果继续挑衅，我们会继续给他贴标签。

东方早报：中国刚刚公布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置，今后会不会发布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吴心伯：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国会有立法，要求政府每四年报告一次，所以美国会有国家安全报告。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中共中央的机制。它起两个作用，一个是制定政策，另一个是协调统筹。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兼顾国内和国际。这次的人员设置，实际上是以前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放大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担任主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担任副主席，规格就不一样了，党政军协调起来就没问题了。

达沃斯经验的启示

东方早报：达沃斯论坛主办方是怎么与您联系上的？（吴心伯于2012年应邀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智囊机构“全球议程理事会”旗下的“地缘政治风险”理事会，并担任副主席，从2013年7月1日起受邀担任该理事会的主席，任期一年。他是首位出任该理事会主席的中国学者。）

吴心伯：我想应该是他们驻北京的代表处，他们比较关注中国的学者和研究领域，可能是代表处向总部推荐，然后就给我发来了邀请。

我是2012年第一次接到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的邀请，这个理事会旗下一共有85个理事会，每一个都是关注一个专题领域，有中国理事会、地缘政治风险理事会、美国理事会等等。每个理事会有15名左右的专家，在全球范围内遴选。当时的主席是前面提到的美国人布雷默，他是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总裁。当时我加入后，该理事会一共有两个中国学者。

东方早报：学者参加各种论坛有没有自己的选择标准？

吴心伯：对我来说，一个是议题，自己是不是感兴趣。第二个看论坛请哪些人，和你一起发言的都有谁，可以了解大概是什么层次。

除了世界经济论坛，我比较感兴趣的还有香格里拉对话，对了解和讨论亚太安全形势很有帮助，去参加的军方高级将领比较多。还有雅加达防务对话、韩国的济州论坛，都办得不错。

办论坛热热闹闹像开party还不够，达沃斯论坛每年都能请到三四十位国家领导人来演讲，这不是一般论坛能做到的。去年基辛格来，有一个基辛格专场，基辛格说他以前来过一次。他指着大会议厅说，那时也就是前面坐满前三排这么多，现在有几千人。现在很多大公司以成为它的会员而自豪，它的标准很严，参加会员的公司年产值要在50亿美元以上。对学者也一样，它认为你在这个领域内是比较突出的才邀请你，达沃斯论坛年会已成为一种身份，所以大家都愿意去。

东方早报：论坛上中国学者多吗？

吴心伯：世界经济论坛设在纽约的办公室是除了瑞士总部以外最大的办公室，每年达沃斯年会，有三分之一参会人是美国的，这就是话语权的体现。我去年第一次参加达沃斯年会，这个感受很强烈，每一个议题会场，要么主持人是美国人，要么发言嘉宾有一个是美国人。去年牛津大学一个学校就来了20多个人，我们国内大学加起来也就20来个人。今年中国学者参会的更少。中国学者住在同一个饭店，早餐时都能碰见，大多数还是搞经济的，搞国际关系的非常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