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
一、半世纪来中国大学不断“改革”，何以至今没有出现一所“世界一流”大学？
二、假如“通识教育”，意味着不分学科，在大学阶段把人文教育置于首位，那么自唐至清的科举教育体制，岂非堪称完形？而清末民初的历次学制改革，都把废止强迫性的经典教育当作重心，岂非自始便走入误区？
三、假如美国的大学教育，是“通识教育”的楷模，那么上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教育家和主流大学决策者，越来越多是留美学人，却对美国式“通识教育”，普遍表示冷淡，在实践中不予采纳，又是为什么？
四、假如说现在需要在大学推行“通识教育”，旨在使大学“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并看作“一流大学”的所谓标志，那么何必学美国？五十年前学苏联搞大学改革，强调任何院校都必须把当前政治服务定成方向和目标，至今统一规定的政治课程仍是所有学生必修的“通识”内容，又何必另行“改革”？
五、假如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相应的“通识教育”，那么美国岂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美国的民主体制是否已经变质，它的市场经济遵循的仍是西方民主传统的基本逻辑，这能成为教育中国大学生的“通识”吗？
六、假如说为了弘扬中国独特文明，重倡中国传统美德，必须配合以“通识教育”，那么梁启超早在清末便已概括其精义，即“开明专制”，所谓“与君言仁政，与民言服从”，可是百年历史不是也表明它始终止于理想吗？
七、假如说由于缺乏古典的历史语言文化的“通识教育”，致使如今大学生的人文品质急剧降低，那么仅仅咎在大学教育吗？谁都知道影视报刊等大众传媒，早成民众接受文化教育的主要信息源，公然糟蹋历史、践踏传统、诲淫诲盗、污秽下流的什么古装片、清宫戏，乃至将历史公认的暴君独夫颂扬为“英雄”，甚至使文科学生也对反清革命有没有必要发生怀疑，这不都是影视等媒体制造的效应吗？到底谁该替青少年一代数典忘祖，负有主要责任？
八、假如说由于大学教育过度专业化，不利于培养富有创造力的复合型英才，必须导之以“通识教育”，那理由不也似是而非？每个大学老师，只要不用脚底皮思维，都知道从院系调整到高校合并、升格、扩招，真正的专家都没有发言权，在位长官的权力意志不容违背。在这方面，美国倒值得称道，但可称道的不是它的“通识教育”，而是它实践了“科学无国界”的自由精神。倘将它教育系统的缺陷，当作中国大学改革的取径，岂非舍本逐末？
2004年10月17日夜草于复旦北隅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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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