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更深层次原因是结构问题

网易财经12月21日讯 2013年12月21日,第十五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大百年礼堂举行。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发表主题演讲。

他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的深化，深入的推进改革，尤其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牵引，作为重点，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要强调资源配置方面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他表示，中国现在宏观经济失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结构问题。在这种新的历史机遇，新的历史起点，新的历史挑战，新的矛盾失衡，和新的失衡原因的基础上，只有一个出路，靠创新。当然，首先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要源于制度创新，制度重于技术，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作出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的历史意义所在，生死攸关。

以下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演讲文字实录：

刘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非常抱歉我刚才迟到了，因为参加学校另外一个签约的仪式。今天是第十五届北大光华的论坛，我们这次的主题有三个新，“新经济·新变革·新时代”，我围绕这个新字谈谈我的认识。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的深化，深入的推进改革，从新的历史起点这个角度上谈一下为什么要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尤其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牵引，作为重点，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要强调在资源配置方面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我讲几个问题，一个是新机会，第二个新挑战，第三、新失衡，第四、新动因，第五、新出路。

新机会，中国经过35年的发展，35年来我们GDP发展平均9%以上，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了将近25倍。折算成美金，将近九万亿美金，占全球GDP的应当接近12%，排在世界第二位。中国从2010年开始我们总量就进入世界的第二位，从人均GDP的水平上，我们从1998年实现了一次穿越，从低收入水平实现了向当代下中等收入国家的穿越，2010年我们实现了第二次穿越，从当代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实现了向当下上中等国家穿越。中国1998年实现了第一个月，到这个制度上，预计到2020年我们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比2010年翻一番，翻一番意味着中国用十年时间实现了从上中等收入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穿越，我们说有充分的信心。

那么，到2030年之前，最乐观的像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博士率领的科技组研究，大体上讨论人民币升值是2013年，中国GDP有可能成为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1820年我们占全球GDP的比重曾经达到34%，比2001年峰值的时候还要高，2001年美国占32%，现在我们又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意义有多大，我不敢说，但是足够是影响世界格局的。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赶上当代一般发达国家，我们叫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水平，经济结构赶上当代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或者中等水平。这是一个非常有朝气和吸引力的计划。中国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走到了今天，我们面临一个什么机会呢？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人现代化的梦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我们过去讲中国赶上西方列强要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我们走到今天，不需要几代人，甚至不需要两代人，我想现在搞经济，搞金融，搞财政，搞企业恐怕都很年轻，三四十岁，不出意外活到2050年应该没什么问题。现代化我们今天就进入到这个程度，就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我们可以看到，当然你要努力工作，也要善待自己。

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叫做新挑战。在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很多条件发生了变化，四个方面的变化，第一、生产条件供给变化了，过去是要素便宜是最大的优势，所以增长方式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展开有效的竞争，争取国际上的订单，带动国际GDP的增长和就业，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生产要素低的优势基本没有了，劳动力的问题，刘易斯拐点，环境约束的力度越来越大，生态环境各个方面的要求治理标准越来越高，特别是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我们的增长方式必须根本转变，要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拉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拉动增长，否则短期你经济严重失衡。为什么？你效率提高的慢，成本提高的快，会造成严重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井的国家，东亚泡沫也好，我们讲的现在的西亚、北非动荡这些国家也好，长期通货膨胀都在两位数，甚至更高水平，高的时候可能达到100%，200%，但凡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井的过程，长期通货膨胀率都非常温和，不是他们的价格管理问题，是它的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它的效率到上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压不住成本，消化不掉，当然要形成高通胀。长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夸大，会使得经济增长在长期不可持续。因此，无论是短期均衡，还是长期的可持续，到上中等收入阶段，它的生产条件，它的竞争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要求这个国家的增长方式必须转变，这是一个变化。

第二个方面的变化，需求变化，在穷的时候需求是旺盛的，甚至是短缺经济，所以，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非常羡慕穷国的企业家，觉得穷国的企业家非常幸福，幸福在哪儿？他晚上睡觉非常踏实，他根本不用考虑消费，根本不用考虑市场，他考虑的就是生产，怎么扩大产量，只要能生产出来，有的是人在排队，有的是人在抢购，所以他们非常羡慕我们。但是，到上中等收入阶段，你的需求会从短缺、旺盛、逆转为需求疲软，这个时候我们企业家的这种幸福感就会逐渐的丧失。为什么会逆转？从投资需求来看，穷的时候投资之所以增长的快，主要是发达国家转移的技术和项目，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你的成本提高，发达国家不再转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国民收入提高了，储蓄增加了，银行的贷款能力提升了，但是能不能形成有效的投资增长，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这个国家独资研发和创新的能力。如果你独立研发和创新能力弱，银行拿的大把的钱在市场上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找不到有利可图的项目，所以它会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国民收入比过去提高了，储蓄增加了，但是投资增速却反而下来了，因为发达国家不再讲新的技术，而你自身又没有新的研发和技术创新的能力，你有钱投不出去，你就是重复建设，就是泡沫，就是产能过剩。所以，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井的国家，长期一个问题，忽视人力资本，即教育和公民的健康。但凡穿越过去的这些国家，共同的一条长期以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重视教育，重视大众的健康，体制的提升，就是在于它的民族、社会、学习和创新能力。因此，在这个情况下，在投资需求出现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逆转，由过去的旺盛、短缺、饥渴可能转化为疲软。

消费需求在这个阶段同样可能出现逆转，为什么？国民收入高速增长之后有一个国民收入分配是不是合理，如果国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大量的钱给了少数人，大多数人积累了贫困，越有钱的人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大多数人，即使想花钱，没有钱，越没有钱的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这样就会遇到收入增长，两极分化这么一个很糟糕的局面。整个社会的消费降低，导致消费需求疲软，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疲软，就导致需求逆转，这时候我们的企业家如何从关心生产转变到关注市场，我们的政府如何从应对短缺，转变到应对过剩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这是第二个变化，就是新挑战。

第三个方面的变化，新失衡。中国经济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当前宏观经济失衡有了一系列的新的特点，中国改革开放35年，1978到1998年上半年将近20年是短缺的年代，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从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10月份以后，这12年时间里，中国除了个别年份之外，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威胁是需求不足，尤其是内需不足。在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爆发到1998年下半年触及到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08年爆发，使得这种矛盾更加的凸显。所以，这12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多是扩大内需，保增长。走到今天，从2010年我们宏观扩张政策择吉退出以来，三年多的时间，中国宏观政策出现了新的问题，叫做既有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增长下行的严峻的威胁，我们叫双重风险并阻，类似的上个世纪发达国家出现的执掌。这使我们既不敢全面的扩张，也不敢全面的紧缩，所以我们采取了一种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这两个政策的目标是反方向的。反方向的目标最大的问题是政策效果之间是相互抵销的。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政策效果之间有抵销，我们还要采取这种办法？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中国宏观经济中的新特点联系在一起，双重风险并存，这两种风险要求的政策本身是相反的，我们很难去统一政策的单一目标和统一的方向。中国这种宏观经济看起来是一个总量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是个结构问题。

所以，第四点就是中国现在宏观经济失衡的新动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结构问题。首先看通货膨胀，为什么现在有通货膨胀巨大的压力，通货膨胀数据不高，2011年5.4%，但是2011年增长率9.2%，2012年经济增长7.8%，通货膨胀率2.6%这样的，今年通货膨胀也就是3%左右，恐怕还是要低于3%，去年9月和10月份，两个月前后，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在2%以下，考虑到统计误差，如果一个国家的物价总水平在2%以下，这样谈起来单说通胀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但是为什么数字这么低我们要担心它？就是背后的结构，我们的通货膨胀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比如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去大把的钱，只不过它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性，除了这些是我们这一轮新的通货膨胀背后的压力有结构性的东西，比如要素成本的压力，大量的要素成本发生了物价的变化，所以它从成本推动的角度推动了中国的物价上涨。有关部门做过一个测算，这一轮通货膨胀成本推动的因素起的作用将近50%，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的时代。对于需求拉上的推动我们有办法，对于成本推动我们没有办法。

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结构，大家知道中国今年要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同时我们早就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进口什么东西，国际上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涨价。这对国民经济的成本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一轮的通胀里面有很多程度上是国际输入的通货膨胀，通过影响中国的国民经济，推动物价的上涨。另外，中国长时期国际收支结构严重失衡，收大于支，我们看到上个季度公布的数据是国家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6000多亿了，估计加上这个季度新增的上千亿，下来有可能突破四万亿的大关，流通M2现在92亿，现在我们很麻烦，怎么办？步扩大出口，打击出口商，经济下行你不敢做，国际贸易保守主义抬头你更不能做。但是，你怎么做，回来就要结汇，我们曾经想，让出口商赚了钱不要把东西拿回来。这一系列结构因素，要素成本结构，国际贸易给够，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成为现在中国通货膨胀新的原因，而对这些原因我们缺少有效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担心通胀。

再看经济下行，看起来是数据上显示似乎也是一个伪命题，中国投资需求这五年来平均增长20%以上，消费总需求平均每年增长14%以上，都在两位数。投资需求我们担心它不可持续，不要看投资需求增长的快，要看谁在投，主要是各级政府，中央和地方，国有大企业融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创新有问题，投就是重复建设，不敢投。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制度创新有问题，要素市场，金融市场不够发达，普通的金融服务提供的不充分，即使想投没有钱投，靠民间借贷，民间借贷今年上半年综合贷款率超过95%。所以，这样就成为什么呢？我们的投资需求是大企业技术创新力不够，即使有钱投不出来，小企业由于制度的因素，即使想投不能投。所以，从2010年10月，我们政府择吉退出，连着七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直线下降，没有办法，去年第四季度我们政府又不得不悄悄的放了点水，否则去年第四季度拉不上来。这是一个很被动的局面，靠政府能靠多少，地方投有融资风险的问题，怎么办？这是投资需求。

消费需求疲软，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担心，主要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源头上扭曲的问题，短期难以控制。从宏观角度，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个人之间分，35年来，GDP的平均增速如果还原成当年价格是百分之十几，按固定价格计算9%以上，但是按当年价格计算14%，增速最慢的是居民收入，它比GDP慢1/3的样子。以至于“十二五”规划我们提一个原则，“十二五”期间居民收入的增速要和GDP的收入保持同步。这样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下降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构上，拉开了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收入分配的鸿沟，再加上我们的税负，各个方面的再调整，是对农民倾斜的大，还是对市民倾斜的大，我想大家都有答案，又扩大了城乡差距，这样加大了中国手术分配的差距。微观层面，国家统计局跟年1月18号公布的由国家统计局测算的中国近十年来的经济系数，最近十年都在0.4以上，也就是警戒线之上，一个国家连续十年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所谓的警戒线水平之上。你想想这个差距，我前面讲过，无论是什么原因，只要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带来的一个结果，社会消费降低，收入差距扩大，不仅影响彭登，同时影响经济增长。所以，战后但凡成功穿越过去的这些国家，努力构造甘蓝型社会，把中产阶级做大，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井的过程，共同的特点，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短期的解决不了，消费需求的问题就很难真正的保障，这就是我们担心的投资和消费难以持续。所以，这就构成了经济下行的严峻的威胁。因此，我们说，你从现象上，总量上看，说中国有通货膨胀是一个伪命题，数不高，说中国有经济下行也是一个伪命题，投资和消费增速很高，但是你要看它的结构原因。

第五、新出路。毫无疑问在这种新的历史机遇，新的历史起点，新的历史挑战，新的矛盾失衡，和新的失衡原因的基础上，只有一个出路，靠创新。当然，首先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要源于制度创新，制度重于技术，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作出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的历史意义所在，生死攸关。中国的这些问题靠宏观政策，总供给，总需求关系的短期调整解决不了，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根本上解决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结构的升级的转型。大家看中国经济失衡，通货膨胀的根子原因是一系列的结构问题，成本结构，国际收支结构等，产品结构升级上不去，产业结构升级上不去，创新动力不足，投资消费结构不合理等等，导致了我们一系列的内需疲软。所以，真正要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可持续关键是一个在结构方面，确确实实有一个战略性的调整。所以，十八大讲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是努力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战略性调整的结构，当然首先要靠技术创新，没有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要素成果改造等等都不可能。但是，我们说制度重于经济，一种什么样的有活力的制度能带动经济，这是我们考虑的根本问题所在。

今天光明日报1月10号的一篇文章写16世纪之前农耕时代有300项重大发明，其中有中国人发明的。我想到一个所谓的李约瑟之谜，他写的一本书回顾了科学发展史，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世纪的时候中国人贡献那么大。的的确确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农耕时代生产是产业和农业，生产资料是土地，我们建立的是地主土地私有制，产权可以买卖，可以买卖有利有弊，利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卖，你不提高产出效益，不加强管理，你可能破产，破产土地可能被别人买走，安身立命之本就没有了。一弊一旦被别人买走土地，农耕文明没有别的产业，就四处流荡，遇到天灾人海揭竿而起，所以，农耕时代社会不安定，这是一弊。在古罗马给体之后，所谓东罗马，西罗马，走过不同的历史道路。欧洲的土地是根据国王封一个贵族封号，欧洲中世纪的土地制度有利有弊，它的利超级稳定，土地不能买卖，它的弊超级懒惰，欧洲中世纪的贵族经济的主要特点是消费经济，主要关注把地上长出来的庄稼怎么吃掉，不吃掉中间还要长，因为他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欧洲中世纪的艺术、音乐、绘画、舞蹈等等，就这些人在他家里帮着吃的时候没事谈出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西罗马登陆了，而中国从16世纪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盘散沙。里斯特讲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看起来极具光彩，但是把国民加在一起，缺少国民精神，一盘散沙，后面写了几个字，如中国，他是19世纪中叶写的。

这就是当时的时代，怎么把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呢？所以，我们的落后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学习能够程度差，如果我们的人不如他们聪明，为什么我们的祖宗比他们聪明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提高我们技术创新的能力，关键是技术创新，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这个目标，特别是明确了各种关系，总体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关系，企业改革中产权改革，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的关系等等，这一系列的任务的明确，方向的明确，逻辑关系，历史逻辑的把握，为我们的理论和实际指明了方向，开拓了道路，有这种制度创新推动，在这个基础上促进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车轮的承载下来推动我们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切实使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们应当是有信心的。这就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什么我们要全面深化推进我们的改革重要的意义所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