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帆先生书札二三事

今年是千帆先生百年诞辰。老师不是那种迂阔书生，他有着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虽然经历那么多年的磨难，仍不懈追求真理，正直而有担当，不像许多同辈名家，唯托之空言，甚而仅腹议而已。他对涉世方浅的学生，常诫以谨言慎行，而自己临事持志，大节不亏。

蒋 寅

今年是千帆先生百年诞辰，转瞬先生逝去也已十三年，可以说的早已在当年的悼念文章说过，有些言之不宜的内容依旧不宜言之。虽然我从千帆先生学习有三年时间，毕业后又受十二年的耳提面命，但我对先生最深刻的记忆，却只与一些特定的时间和事件联系在一起。在我的印象中，老师不是那种迂阔书生，他有着古代贤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虽然经历那么多年的磨难，仍不懈地追求真理，正直而有担当，不像许多同辈名家，唯托之空言，甚而仅腹议而已。他对涉世方浅的学生，常诫以谨言慎行，而自己临事持志，大节不亏。在那些非常时刻，他对学生的关爱和信任，超出了世间一般的师生情谊。一些往事于今不足为人道，只能留作他年白首渔樵的闲话。可是除了这些埋藏在岁月深处的记忆外，我还有什么可写的呢？

多年前整理先师遗札时，我曾根据信中所涉及的旧事，写过一篇随笔。近日又将全部书札检阅一过，看着先生苍劲而飘逸的手迹，许多往事都苏醒过来，浮想联翩。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闲堂书简》中，给我的信是最多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我远离函丈，不能亲承音旨，故老师手教提命尤数；另一方面也是缘于我年轻时极爱写信，经常每天都写信，给老师和同学、朋友。我到北京后给千帆先生写的信，应该超过一百封，经常是我寄上两三封信，先生复一封。有时收到信，未及时回信，先生在寄材料时会在信封上附语嘱回信。

最近因整理东西，竟意外地又翻出几封未收入《闲堂书简》的先生逸札，都是我刚进文学所不久的1988至1990年间所作。第一封曰：

蒋寅弟：

近南大公布你为新星奖获得者，甚可喜慰。致伯伟书渠已略告。前携京拙著，不知已送毕否？舒芜及绍良二处去过否？未得其信，甚念之也。望告。即颂

著安

千帆

九月五日

这封信写于我刚进文学所工作的1988年秋。我赴京就职时，先生嘱我携新刊著作数本分送京中老友。争奈我初到北京，人地两生，两位先生可能没联系上，未及时送到，以致先生着急催问。千帆先生送给京中友人的书，一般都是寄到我这里，由我一一送到各位先生处。我想这一方面是显得郑重，另一方面也是给我一个拜见前辈的机会。在1992年5月13日的信中，附有一纸送书名单，开列有中华书局傅璇琮、许逸民，北京大学金克木、周绍良、陈贻焮、袁行霈、张少康、孙钦善，文学所钱锺书、曹道衡、沈玉成、邓绍基、敏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舒芜，北师大聂石樵、郭豫衡。但正因为赠送对象较多，常不能及时送到。有时与收书的先生联系上，他们又常怜我远路奔走，嘱以其他方式转达，结果欲速反不达。先生1994年12月21日信中夹一封舒芜先生信示我，内容即述此种情形：

千帆兄：

奉12月4日手教后，又待数日，而书不至，乃发函往询，今又逾十余日，仍无音信，甚奇。函中开列敝寓电话号码，打电话甚便，不知何以无消息。或者患病乎？出差乎？其他意想不到之事乎？书上写的是“重禹兄”，他不知为何人乎？（我既有信去问，他也该想到了）我信上说相距太远，不敢劳他亲送，请他由本院交换站送杂志社，此法轻便，而迄无消息，甚怪。闻舒諲、吕剑、谋玚诸兄均已陆续收到，而我至今未能捧读，数也，命也。兄托人分送，本以图速，而反不达，亦乘除之数也，一笑。

顷问之许觉民兄，他说文研所人员，星期二例必到所办公，届时可打电话到办公室一询。兹先将情况奉告，星期二询问后，再作函奉告，恐兄怪我久无复信也。耑此布复，顺祝

新年康乐

弟方管上

1994年12月18日

正如舒芜先生所说，书肯定是交社科院收发室，通过院内邮件交换的方式送去的，但转送途中恐怕意外被耽搁了，多日不到。先生在信笺天头批道：“蒋寅弟，这是怎么搞的？我怕你们或孩子有点不舒服，没有来得及办此小事，心中很急，望速告知。”我隐约记得，要转送的书是程先生笺注的《沈祖棻诗词集》，所以舒芜先生急切想看到。虽是一本书迟到这样的小事，舒芜先生信中不惮缕琐，娓娓言之，足见欲读之情殷切，也可见前辈日常交际往来的认真不苟。

其他三封信则都是1990年5月我赴陕西商洛地区“锻炼”期间收到的，涉及我与老师的思想交流。第一封信的内容最为丰富：

蒋寅老弟：

尊公近托人带赠捺山茶四包，使我大为欣悦，此意不敢忘也。幸于家报代致谢意。

能改变环境，读书一年，安知非福，饮食不惯，稍久则习之，不必介介。

参考文献缺乏，写文章可能有困难，但仍可写出大体框架，以后再设法修改。这一段时间可能完全由自己安排，得之不易。我劝你读一部经典著作，仔细玩味，深入体会，由此触类旁通，再读他书便可于不知不觉中（按五字下有着重号）跨越了过去的自己。（培养审美情趣及能力极重要，只能循此途）如何将博涉与专精、广泛的知识与独特的见解融汇起来，恐为你今后值得求索的问题。

默存先生，当世无双，你就所知认真写去，必有可观。但他的体系几乎完全体现（非建立）在其非体系的表现方式之中，因而往能博不能约。他是无锡人，但却近乎（我只说是“近乎”）“深芜穷其枝叶”的北学，而非“简约得其英华”的南学，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的几本书，《诗世界》已校过清样，古籍已发征订单。《宋文学史》校过初样，估计今年出不来。《选集》已发到印刷厂，如赶一下，也许年底可出，因字数仅二十万也。

孙望、陈瘦竹二老于六月一日晚及二日晨归道山。我与孙先生交谊尤密，首尾五十八年，从无间言，真昔人所谓“痛心拔脑”者，奈何！

前寄汪先生文集与《文遗》，望其发一介绍，不知已办否？便中见告为感。

复颂

旅福！

千帆

六月七日

信中所述的事情有好几件。首先是收到家父托人捎的茶，嘱家书转达谢意。千帆先生是从来不许学生送礼的，有同学寒假开学给老师带来土产，他都让提回去，所以我们都不敢给老师送礼。我毕业远离师门后，才请父亲在春茶上市后给先生捎点仪征捺山的新茶。先生似乎颇喜欢捺山茶，后来见面时曾说：“想不到仪征出这么好的茶！”这封信主要是针对我信中所述在山阳县锻炼的感受，告诫我要随遇而安，坚持读书，并思考如何培养自己的学术素质，提升自己的学术境界。老师这番话，对任何一位从事文学研究的年轻学者来说都是值得深思的。当时我在粮食局办公室上班，日常工作主要是接电话，大部分时间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可以清闲地看书。当时我带去的书不多，有几册收录大历诗的《全唐诗》，还有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我本来就打算用这段时间写《大历诗人研究》，并细读《谈艺录》的。这是我第三次读它，开始能大体看懂，并识得其精妙之处。正巧赶上钱先生八十寿诞，《文学遗产》要发表文章以示庆祝。记不清是怎么沟通商定的，反正编辑部得知我在写读《谈艺录》的感想，便决定用我这篇文章作为纪念文字。我在信中谈了对《谈艺录》的一些感想，因而引出老师对钱锺书学问的一段精辟议论。千帆先生对钱锺书的评价，与许多老辈学者接近，钦佩、赞赏中仍有一点保留。但他对钱先生学术特点的概括，无疑是准确而给人启发的。今人论钱学都推服其“精”，但在同辈人眼中却不免有点“芜”，千帆先生最服膺的前辈学者是刘永济先生，多次听他赞叹洪度先生学问之“精”，那是他们一代人“精”的标准。信的最后提到孙望、陈瘦竹二老之逝，悲痛莫名。程先生夫妇与孙望先生是从青年时代即结下深厚情谊的挚友，曾与常书鸿等四人结土星笔会，创办诗刊《诗帆》，金石之契，白首不渝。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也是孙望先生主持的，他那恂恂可亲的慈祥神情至今深印在我脑海。

第二封信主要针对我在撰写的《李杜苏诗中的时间感及其文化背景》一文，谈了对苏东坡的看法。

蒋寅老弟：

寥寂中又苦热，得七月二十五日书，甚慰藉也。

论东坡思想甚是，对个人恬淡，对国事诚挚，此即数千年士大夫顽强抵抗一切不合理的黑暗势力的精神支柱，而其抵抗又非文天祥、于谦式的，而是东坡式的，即以夷然不屑或嬉笑怒骂出之。刘融斋指出东坡凡事俱不甚用力（当然也有八九分），此点了解东坡甚重要，所谓如行云流水，所谓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即其个性与艺术手段之恰如其分的巧妙结合。此为东坡以前所无，东坡后亦少，晚明小品偶有近者，便可惊众而名家，即此知其不易与。弟但见其取譬之巧，觉此外无独绝处，盖尚凝眸于个别特征（此种巧譬，多从佛书中来。在彼法中乃常用手段，今忽移植入诗文，遂颇突出耳），而忽其个性与艺术之高度结合也。此前亦惟有太白。故古今诗人学李、苏者少，学之亦难大成。（如黄仲则学太白，仲则寒乞与太白之豪迈相去万里，乌能似之？）

以上说法是随感，不严密，破绽必多，所谓闲话者也。

南京酷热二十余日，幸逃于中美文化中心有空调之房中，近已迁回。

弟能到《文遗》作编辑甚好，亦可多与人接触，惟亦易招怨，望慎处之。

《诗世界》、《宋文学史》及《选集》均已排就或在排中，今年或可出《诗世界》及《选集》，届时弟或已返京与？

“楼外阴晴未定，尊前哀乐难排”，《涉江》旧有此句，今日似之。祝好！

千帆

八月七日

当时南京大学正筹备唐代文学学会的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规格之高空前绝后，国内外唐代文学研究的老辈专家几乎都到齐了，计划邀请的专家中好像只有宇文所安因故未出席。千帆先生嘱我与诸位师兄弟一起，都以会务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会议，并提交论文，会务组长由莫砺锋师兄担任。我告诉老师，打算由李白、杜甫、苏轼三大诗人的时间意识入手，讨论其人生态度及思想、文化背景。因此先生回信首先谈了苏东坡人格及处世方式的典范意义，又对其诗歌的独特品格和艺术特征作了揭示。先生似乎没有写过有关苏东坡的论文，但熟读苏集，对东坡其人其诗都有自己的看法。我在《立雪私记》中曾记先生语曰：“苏、黄同为大家，但有不同，苏浅黄深。苏尽管学陶，终浅，陶深。苏东坡对一切都满不在乎——要在乎他早死了。坡诗如浪涛澎湃，但较浅，只是在上面翻滚。”将这段话与信中所言合观，东坡其人其诗的本质特征已被清晰地勾勒出来。后来我的论文着重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东坡诗文中时间意识的前后差异，由此说明其人生态度随政治遭遇而产生的变化，在会上宣读，博得前辈专家的好评。顺便提到，我们师兄弟几人提交的论文反应都不错，传闻某前辈先生戏言，好论文都是会务组工作人员的。

第三封信是回答我信告的《中国诗学》编委会组成的设想，当时我正和施议对先生筹划创办《中国诗学》，江苏古籍出版社已承应出版，编委会打算全由青年学者组成，不请老先生挂名。先生复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