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刘新园先生

知名陶瓷专家刘新园曾任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2013年11月4日因病在上海瑞金医院辞世，享年76岁。

一直很好奇，在景德镇那么闭塞的地方，竟然会出现刘新园先生这样的学者，“即便在当下，刘先生的研究都毫不过时，甚至还会让我们反思，器物研究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刘朝晖

一

在中国古陶瓷研究界，“刘新园”是个响当当的名字。在我跟随汪庆正先生、开始成为古陶瓷方向研究生的1990年代前期，我辈年轻人大多只是久闻刘先生大名，听到很多关于先生特立独行的传闻。刘先生像是个传说。他所领导的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从1980年代开始对珠山御窑厂明清官窑遗址等做了突破性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新的重大发现不时地传来。那些年，刘先生及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中国港台地区和日本推出了景德镇出土瓷器和明初、永乐、宣德和成化官窑瓷器等反响极大的展览，出版了极具分量的研究图录，而且每一部图录中都有刘先生的长篇论文，结合最新的考古成果，对明代官窑瓷器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但可惜的是，那时大陆与港台及国外的学术交流远不及现在这么通畅，这些图录和刘先生的长文一般都很难找到。我也只是在汪先生处或者上海博物馆偶尔翻到。印象中，当时好像很少人写这种两三万字古陶瓷研究的长文，论文的厚实给我以很深印象。这些论文不仅有丰富扎实的考古新材料，里面的讨论也引人入胜。刘先生总能把藏匿在历史深山中的细碎史料搜罗出来，将正史、方志、笔记、诗文、图像等材料融会贯通，并与相关器物串联起来，挖掘出其背后的历史信息。当时的陶瓷学术界，有如此功力的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这种研究对一个年轻的后学来说，无疑是一种冲击。我那时已经留校任教，在职读研，有时也会困惑并思考该如何从事器物研究。刘先生的研究让我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记得是在1996年的时候，振忠兄赴港开会，带回一册台湾艺术家出版社出版的《明宣德官窑蟋蟀罐》相赠，让我喜出望外。该书的基础是刘先生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波普博士纪念”演讲的报告。波普博士是美国重要的东方艺术史家，曾任弗利尔美术馆馆长。这种名家纪念演讲邀请的都是业内重量级学者，由此也可见刘先生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这也是当时我听到的有关刘先生传说的一部分，似乎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我们总是听说很多海外的博物馆、学术机构邀请刘先生讲学，但他却甚少在国内陶瓷会议上露面，传说是因先生个性很强、眼界甚高而不易接近与合作。关于先生个性，我后面再提，此处先谈研究。这本《明宣德官窑蟋蟀罐》可能是我真正认真阅读刘先生论著的开始。我没想到就这么十几件出土的蟋蟀罐，刘先生竟然能作出如此大文章，不仅讨论这些蟋蟀罐的分期、造型、年款，分析纹样装饰及其内涵，还论证这些虫罐与宣德皇帝的关联，对其仁德之治之外的另一侧面——笔记野史中提及的促织之好进行了揭示。犹记得，在讨论蟋蟀罐上鹰犬纹时，刘先生通过宫廷画家所绘《明宣宗射猎图》等图像的分析，把它与宣德皇帝的“游猎玩好”联系了起来。虽然明代文献在记录宣德皇帝这一喜好时未提及鹰犬，但刘先生联想到当时作为大明属国的朝鲜盛产海东青等优质鹰，他从朝鲜文献《李朝实录》入手，找到了宣宗索鹰的有力证据，让人拍案叫绝！要知道，当时还没有今天文史研究中“从周边看中国”的新风。刘先生对海东青这段的考证，我至今难忘。刘先生文章会让人感到新鲜、有趣。他透过器物挖掘背后的历史成因，其论点必有依据，而不是凭借那种出自臆测的跳跃式想象。关于此书，尚刚老师曾写过《一本书、一个学者、一种研究——刘新园及其新著》的书评，分析得非常精辟，我深感共鸣。

1998年赴日访学，我在日本《贸易陶瓷研究》杂志第3期(1983年)上看到中日文对照的《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浮梁磁局与画局》，这是刘先生应日本著名史学家三上次男先生和日本贸易陶瓷研究会1982年年会之约而撰写的演讲稿，在《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第3卷第一期（1982年）上也有发表，可惜在国内并没读到，于是赶紧补课。刘先生对元青花特异纹样的讨论让我大开眼界。他考证了缀珠、带火焰的马纹、云肩、芦雁、莲池鸳鸯等纹饰是受元代贵族丝织品影响。这些特异纹饰不见于当时其他窑场，元青花能够使用天子质孙、仪仗以及百官公服上的花纹，应当是得到元廷的特许的。元王朝在景德镇设立了全国唯一的一所为皇室服务的浮梁瓷局，刘先生认为这些具有特异纹样的元青花应该就是浮梁瓷局烧造，其粉本极有可能是同属将作院的画局设计。将作院所属画局与瓷局设计、烧造这批具有特异纹饰的大件青花瓷器，和朝廷与帝室发船下番直接牟取海外利润有关。我们论及文物研究，常说要“透物见人”。刘先生的研究，是真正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在此顺便插一句，在第一次拜访结识了刘先生，即将从景德镇赴婺源考察时，我在景德镇广场的地摊上竟觅得一册1981年的《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第2卷第一期，里面有刘先生《元代窑事小考（一）——兼致约翰·艾惕思爵士》，欣喜之余，亦深感有缘。这篇文章以提问与回答的形式，考证了元王朝设立“浮梁瓷局”的原因为“国俗尚白”，对浮梁瓷局的规模和烧造概况进行了考证。论文讨论元代青花瓷器突然并成批出现在景德镇的原因，认为之前没有彩绘瓷器烧造传统的景德镇，其制作青花瓷器的美术基础很可能是受到北方磁州窑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有磁州匠人南迁至景德镇。文章最有意思的是对元青花上常见的六瓣花定名的考证。刘先生先通过植物对比推翻了波普博士把它定为“射干”的论点，然后结合典籍、诗文力证其为“桅子”。在元代，桅子被当成薝卜，和佛经相联。而元青花上的桅子纹，正是元代崇佛的社会风尚反映。

这两篇30多年前的论文，在元青花研究领域可以说石破天惊，意义深远。其中的一些论断，比如用“国俗尚白”来解释元代浮梁瓷局的设立和卵白釉瓷器之产生，几乎已成今天陶瓷界的共识，但又有多少人会追溯这见解的源头。如今元青花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但是对比刘先生30年前的论著，在研究的学术深度上，我们今天又有多少新的推进？谢明良先生在去年上博元青花研讨会的报告中回顾和反思学术史时曾提到，面对国内外的研究史，我们会感到卑微。诚哉斯言！

正是刘先生的精深研究，为其赢得了国际声望。刘先生的论著，被爱宕松男、三上次男、佐久间重男等日本一流历史学家推介到日本，并对其论著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刘先生的代表作《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就是爱宕松男先生亲自翻译成日文，并极为推崇。佐久间重男先生最初认为蒋祈《陶记》为元代著作，并以此为中心讨论元代景德镇瓷业。刘先生刚提出《陶记》南宋说，因为涉及“州”字的理解，佐久间先生并未赞同。直到1991年刘先生再次著文论述，指出《陶记》中出现“州”字，指南宋饶州而非元浮梁州，宋代镇税越过浮梁而向饶州缴交，元代则越过浮梁州和饶州路直接缴给江浙行省。佐久间先生在反复研究的基础上，最终认定刘先生所论较妥，并在1999年出版的《景德镇窑业史研究》中修正旧说。在学术切磋中，两位先生结下深厚的情谊。2004年景德镇建镇千年，这一年的中国古陶瓷年会选在景德镇召开，佐久间先生不顾九十高龄赴会，刘先生在大会致辞中特意向佐久间先生等日本老一辈学者致敬。去年佐久间先生辞世，日本方面专门打听刘先生在沪地址送达讣告，可见交谊之深。在日本访学期间，我与不少日本研究中国陶瓷的学者有了交往，可以深切感受到刘新园先生在日本研究界的影响力。刘先生以其研究功力，获得了日本学界的敬重。

二

我第一次见到刘先生，大概是在2000年的夏天。那时我已开始准备写明清景德镇瓷业史的博士论文，每年都去景德镇做调查。我当时先到南昌考察，所以顺便托了与刘先生较熟的昌兵兄引荐，去陶瓷考古研究所看他们的发掘品。那天一早在品陶斋见到刘先生，他并不像传说中的恃才傲物，反而挺随和的，问起我的情况和研究，也问起我读过他哪些文章，有什么意见。我告诉他读过的几篇，并说对《明宣德官窑蟋蟀罐》印象深刻。当时景德镇陶瓷考古所在台北鸿禧美术馆的展览图录《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刚出不久，我正好在昌兵家见到这图录，匆匆翻了其中《明宣宗与宣德官窑》这篇长文，所以我也提及。记得刘先生问起我对其中哪些论点感兴趣，我提到那几件传统定称为“卤壶”，而刘先生用砚台实物尺寸、图像资料考证这类注子极有可能是磨墨储水的文具，觉得很有新意。刘先生还拿出红釉桃形注、凤首注和梨形壶，为我仔细解释。在交谈中，他问我是否注意到他对寒水石的讨论，我只是粗粗读了文章，哪里注意到这一点。刘先生为自己的发现感到非常开心，甚至有点孩子般的自得。宣德铜红釉瓷器，历来被推为名品。刘先生认为宣德时代祭红呈色纯正深沉与寒水石有关。他先是根据老艺人的配方和工程师的实验，说明寒水石与祭红呈色有关。但问题是宣德时期是否使用了寒水石？他查到《明宣宗实录》中太监到江西督采寒水石的记录。寒水石在明代主要是药用，刘先生查阅李时珍《本草纲目》，发现寒水石不过是清热发汗的极普通药物。宣德宫廷如把它作为药材，其需求必然微小，无需派太监外出大肆搜刮。因此反证这些寒水石应该是用于宣德官窑铜红瓷器的烧造。如果不是对烧造配方及工艺的熟悉，又读书仔细，并用心思考的话，这一连串的小点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串联起来解决一个历史上的技术问题的。听完解释，我真的叹服他对工艺和文献的精通，同时也深感压力，在刘先生面前，你必须仔细读过书啊。刘先生送了一篇发在《景德镇方志》上关于蒋祈《陶记》年代再考证的论文抽印本，并约了晚上去他家。

晚上到刘先生家，他家陈设之简洁雅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仿佛穿越至了明代文人之雅舍。这似乎与我白天看到穿着随意的先生形象有些反差。那天在刘先生书房我们聊得很晚，很多内容都已淡忘，但印象最深的是，临走前刘先生借了一本新文人画画家的图册给我，里面有他写的序，题目好像是门外汉谈画这类的。第二天一早再去品陶斋，碰到刘先生，他还问起读后感。我当时的第一印象，就是刘先生是个很有性情的文人。这也是与刘先生交往，他给我的最深感受。他是个充满文人情趣的学人，率性洒脱。比如友人向他求字时，他总是很爽快，哗啦啦提笔就写，枯笔飞白，苍迥挥洒。他喜欢题赠唐宋诗句，写到一半，求字者若对不出来下一句，他常常会把眉毛一竖，转而又自己哗啦啦接着往下写了。在我认识的老前辈中（从辈分来说。事实上他从未给我有老的感觉，总是觉得他像年轻人），他非常独特。他今年从美国回来，曾给我看过一幅小的马蒂斯的版画，他在一家画廊买的。他说只要是美的，他都喜欢。

三

一直很好奇，在景德镇那么闭塞的地方，竟然会出现刘先生这样的学者。即便在当下，受到艺术史研究求新求变影响、充满新的学术取向的今天，刘先生的研究都毫不过时，甚至还会让我们反思，器物研究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艺术社会史的新取向，虽然带来了很多以往忽略的新视角，使我们得以观察到很多新面向，但西方研究中离“物”越走越远的社会情境分析，与以“物”为出发点的学科建设本身，似乎又不并行。我曾经请教过刘先生，怎么才能做好陶瓷史（或者说古陶瓷）研究。他认为第一是要对遗物熟悉，要了解工艺。第二是要有文献功底。确实，这应该是刘先生的切身体会。就自身而言，他从1960年代起就在景德镇从事古陶瓷的调查与研究，发掘和整理的瓷片数以吨计，对出土的古陶瓷材料有着最具体最直接的第一手认识。他有在窑厂工作的实践，与匠师们往来请教，熟悉陶瓷工艺。刘先生是中文系出身，大学时代在范祥雍先生的指导下研读文献，打下了扎实的功底。他熟读诗文，信口拈来。每当有人向他索求墨宝时，他常常会题写唐宋诗句相赠。他也多次和我提及，研究要有创造性思维，要抓住重点。他以自己的研究为例，比如他对元青花官窑的认识，就是抓住了元青花中的特异纹饰，以此为突破。在此之前谈及元青花，都认为是民窑。而刘先生的研究让学界注意到元青花中还存在官窑的问题，在讨论中不断推进对元代窑业和官窑制度的认识。还有他对蒋祈《陶记》成书年代的考证，就是抓住了赋税和职官制度这一核心。他会遗憾有些学者在讨论问题时，在周边绕啊绕，就是不能一针见血，一锤定音。前两年，刘先生在指导深圳博物馆策划吉州窑瓷器特展时，曾引用苹果公司前总裁乔布斯的话——“简洁、聚焦”，这也是他对于研究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