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大时代的“主人翁”

冯仑在为任志强《野心优雅》写的序言里，说在任志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大时代最典型的人物面貌”，这典型人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口气大”：“说的都是大词，操着总理的心，满口大话语、大概念、大理论、大道理。”这恰与郭敬明的“小时代”镜像中的人物形成鲜明比照。“小时代”中的人物，“不承担道义责任，不承担以天下为己任这样一些大使命，也不用管社会道德走向，也不用考虑中国向何处去，房地产价多高多低，只要考虑自己有香车宝马、锦衣玉食、美女和华服以及好的房子，以及快乐和自由自在的生活”。

“大时代已经过去，给我们剩下了大年纪。”冯仑感慨。

面对这一部厚到可以当枕头的传述，不知多少人会如冯仑般感慨系之。任志强大概又一次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宏大叙事”。如他自述，“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也是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他是把“一个人的故事”写成了“我们的故事”，他的抱负远不是“自传”，而是在记录“历史”。

国家的主人翁

任志强记录的历史与心路历程，冯仑亦躬逢其盛。二十年前，小平南巡后不久，冯仑南下深圳拜访王石：“我来介绍一下万通的情况，几个秀才下海成立万通，赚了钱，但秀才赚钱不为财，为理想，将来还要报效社会……”这样的言说，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绝非“普通青年”所为。但在当时，尤其是对那一批出身体制精英的青年创业者来说，却是普通、自然，也不乏真情的。

在那个时代，所有的私人言说都是宏大的，都具有高度的“公共精神”，乃至“全球意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一群女工在工作之余环坐讨论国际形势的镜头，曾让普通西方观众大为骇异，而这其实并非完全是矫情的表演。

1973年9月11日，政变军人冲进智利总统府，阿连德总统开枪自杀。几乎在同一时刻，地球另一面的北京远郊东方红炼油厂的建筑工地上，一个满身汗碱的建筑工人正捏着皱巴巴的《参考消息》，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第二天中午，他蹲在食堂内舞台的大幕后吃午饭，读到阿连德总统战死的消息，忍不住流下眼泪。

“那建筑工人就是我”，北岛说，“要说那年头，一个中国苦力跟智利总统有啥关系？那就是我们那代人的国际主义情怀。”国际主义与全球化是不同年代的时髦用语，乍听起来大同小异，实则有天壤之别：“‘国际主义’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球化’是不同国籍的富人合伙坑蒙拐骗。”

北岛的这话不知能激起任志强所说的“我们这代人”几多共鸣？虽然，他们中很多人如今早已功成名就，并且不乏“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我们这代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代人？

“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任志强如此自诩。“我们这代人的共性，是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考虑得更多一些，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事儿忙活，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一个国家……。”

以直言不讳著称的任志强，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豪感、精英感，他说的“我们这代人”，在很多时候其实指的是“我们这小圈的人”。“掉脑袋都不怕，还怕这个（敢言）？他们小资产阶级（潘石屹等）就怕，这不明摆着吗？”

当全国的小朋友看着宣传画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时候，任志强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在白塔倒映、绿树红墙的北海公园里学会了划船。上初一时班上的辅导员是姚明伟，姚依林的儿子。姚明伟去越南学习了，后来辅导员换成了王岐山。“我坚决不干官商勾结的事”，“从小就被许多领导抱着”的任志强说。

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有黄金做成的哲人王，白银做成的“卫国者”，与铜铁铸成的劳动者。大院出身的王朔曾经炫耀他们就是卫国者，是要当炮灰的，他们从小的玩具就是总参的作训地图。在那个序列中，曾服役于王牌38军的任志强当然是居于更上端的“被拣选者”。

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古代中国，普通老百姓缺乏对国家的主人翁意识。但有一个阶层，从来不乏家国天下的主人翁意识，这就是读书人、士大夫群体。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确实是他们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当任志强说，“我们这代人是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考虑得更多一些”，读者大可不必怀疑他的真诚，因为他们“这代人”确实有这样的主人翁意识，他们就是主人翁。

而且，“这代人”，即使从商，做企业家，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恐怕还是“政治”的事。“我们这代人可能更多地关注政治”，任志强说。士、农、工、商，“商”是什么呢？政治之手段而已：“怎么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路径问题。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

所以，任志强说潘石屹们，“他们还是以生意为主，我不是以生意为主”。追求财富不是任志强们最热衷的，甚至，打造一个百年常青的现代企业也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他们真正热爱的是“唤醒民众”、“改造社会”。这听起来是在做“公知”们干的事。不过，任总对这一群不自量力之人相当不屑：“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公知，公知永远不可能有更多的实践。”

“卫国者”与地产商

生长于革命大一统时期，加上主人翁的精英意识，强烈的政治关怀几乎是任志强们无法摆脱的宿命。改革开放，或者由于政治晋升渠道不畅，或者响应搞活经济政治呼召，他们投身市场经济。若干年后，许多人成为成功的“国营企业家”。

无疑，他们是体制内的精英，在改革的“大时代”，他们做出了不菲的贡献。然而，过于强烈的政治情结也可能削弱了他们对商业的真正兴趣、投入与建树。宁高宁的说法或许不错：任志强严格来讲并不是个好的商人，他之所以做生意好像是为了争取不断说话的权利，买地卖楼好像对他没有那么重要。

华远与万科颇有“梁子”。在自传中，任志强也不吝笔墨，叙说这段恩怨。说起王石，任志强向来不客气。据说，王石曾说，任志强是“亲儿子”，所以敢随便说，而我们是“私生子”，云云。任志强的回应是：“他也不是私生子啊……。可能在等级体系里，他比别人稍微差一点，但不等于他在体制外……”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稍微差一点”，使王石更热衷于“现代企业制度”。从商业观念来说，王比任要“西化”得多，在现代企业的制度与文化建树上，当然也是不一样的格局与成就。

任志强曾讥讽王石的微博“全是花花草草”。哈佛前后，据说王石生“变”。任志强的解读是：以前的那个王石是“在商言商”，而哈佛归来，“他也开始检讨自己过去很多话没有说是错的。”

“在商言商”之辩，是2013年搅动中国的年度话题，实际上，这是中国的一个千年未解之难题。徽商、晋商皆曾以盐贩起家，尤其是徽商，淮扬繁华靡丽，不过是结交权贵之具，徽州文风鼎盛，不过是为了朝中有人好办事，胡雪岩更是十足之官商，从事的都是任志强不屑的勾当。何苦如此？盖因国家之主人翁，既不为商贾，亦不为民众，而为官僚也。“大时代”的企业家强烈的政治意识，也不是出于真正的公共精神，盖因政治强大、社会渺小也。

这种状况，从“革命”过渡到“改革”的三十年间，有几多变化？冯仑曾忆牟其中，说当年在南德，牟其中整天端着个大茶缸，“他把茶缸往茶几上一放，开讲的事情就是天下、国家、改革、命运之类”。南德的机构设置是按照中南海来的，有办公厅，一处二处，东北办，西北办，东南办，等等。冯仑曾任西北办主任，王功权任西南办主任。

牟其中对政治的迷信可谓深入骨髓。然而这又不是“迷信”，而是来自他真切刻骨的生活经验，“在面对危机时，他从来都是赌在领导批示上，赌在政治翻案上。因为他两次坐牢出来，都跟大背景的改变和批示以及政治翻案有关。”是这些经验告诉他，不能“以生意为主”。

同样，对牟来说，作为一个商人，大概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他心中，掌握政治权力，改造社会，才是第一等级的事。任志强说自己“更关心宏观经济”，“想从理论上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中国向何处去”为题的文章，当年也正让牟其中名声大噪，做生意后，他也是“不停地研究社会经济变革”。

牟、任不是一代人，牟是“革命”走向“改革”的过渡时期的人物，而任则是“后改革”时期的人物，二人的市场经济意识与建树大不相同，但他们思考的，仿佛是亘古不变的同一个问题，这确让人感慨系之。

《小时代》风行，很多人慨叹火热的“大时代”已经逝去。而吊诡在于，在一些层面上，“小时代”来临了，消费主义歌舞升平；在另一些层面上，“大时代”仍在步步为营，若隐若现。表面上，两者仿佛已相忘于江湖，但内里的强力关联，谁也无法否认。“在商言商”的问题，不知还要让商人们纠结多久。

中国基层政治观察之二

基层村治依赖制度创新能力

有次警方行动中抓获了一名村主任，涉嫌多宗寻衅滋事及故意伤害案，令人意外的是他所在村几千名村民围堵公安局，要求放人，理由是村里修路及贷款等项目皆仰仗他这个主任。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兴趣，后来发现有不少在村级选举中上台的黑恶势力并未使用暴力威胁，而是村民心甘情愿推举的，是真正的“民选干部”。

村霸现象已被控制

我曾与很多村民谈及这个问题，他们普遍认为老实人无法胜任村干部职位，一些霸痞分子却反倒能为村里解决很多事情，让村民获得实惠。他们有胆识，有门路，有头脑，能以非常之手段办成正常程序难以完成的事。比如某城郊村多年来无法完成旧村搬迁，一位“劣迹斑斑”的村主任通过换届选举上台后，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很快完成拆建，让村民以较低的价格住上称心满意的楼房，并通过开发沿街商用楼为村集体创收一百万，在此过程中他自己牟利上百万，而且从不讳言，村民也觉得天经地义，并不认为村集体或自身利益受到侵害。

像这种“双赢”的情况是农村的现实生态。由于农村经济相对落后，面临市场经济的冲击，迫切的致富欲望往往压过对公平正义的需求。农民的价值序列里，受推崇的首先是财富、能力，智识、品行尚在其次。而且部分黑恶势力出身宗亲，并不对本村本族人为非作歹，反倒有较高的人望。

2010年《村委会组织法》修订时，就是否限制“霸痞人员”参选展开过激烈争论，最终决定尊重村民的自治权，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均可参选。一个现实的考量是，即使以立法的形式将他们排除在选举之外，他们也会以扶植代理人或其他途径掌控基层政权。不如以打黑除恶的方式，从外围入手进行清理，改善农村治安环境，从而保障村级选举的顺利进行，事实上也收到了显著成效。

事实上，村基层选举已在中国实行了数十年，制度化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作为村民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三年一次的定期选举已成村级治理的固定模式，但黑恶势力操纵选举，把持基层政权的情况却愈演愈烈。他们在拆迁和基建中牟取暴利，又以金钱开道向地方政府渗透，有学者忧心忡忡，称中国出现了“西西里化”。中央针对这一情况进行调研，排查了农村基层组织情况后，2006年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明确重点打击“插手基层选举把持农村政权”的黑恶势力。之后各地将打黑作为日常工作内容和考评事项，后又扩展到打村霸、地痞，目前为止已取得良好收效，情况基本得到了控制。

去宗族化无必要

另一个影响村级选举的因素是宗族。农村是典型的聚族而居，农民本就不是原子化的个体，宗族势力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左右村级政治的因素。宗族秩序是乡土社会的产物，它本质是宗族领导凭借血缘关系对族人进行管理控制，与现代政治讲求人人平等参与的精神不符。而且宗亲总是以小集体利益出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易导致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反封建的内容，宗族活动被全面叫停，改革开放后宗族秩序有所恢复，各地纷纷续家谱建祠堂认祖归宗，宗亲活动重新回到农村的公共生活中。

在推行基层民主选举时曾把宗亲势力视为“假想敌”，想方设法摆脱血亲原则对村级治理的干扰，但实践中发现并无必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宗族也在进化，它并不必然违背民主与法治，引导得当的话可以成为村级治理的助力。宗亲未来会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而消融，但目前对稳定农村的族群秩序、避免进一步失范和无序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且农民越来越现实，越来越看重利益而非远近亲疏的血缘关系。相比之下，贿选才是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影响村级选举的问题。

贿选一开始集中出现在较富裕的村子，尤其是有征地项目或林地矿山资源的，后来渐渐蔓延开来。获得一个村级领导职务往往要花去几万、几十万甚至上千万，数额之大令人咋舌。很多人将其归因于村民缺乏政治素质，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放弃长远利益，其实并非如此。贿选的根源不在选举环节，问题出在民主监督与民主决策机制的缺失。不通过贿选上台的村干部，在掌握了利益分配主导权和资源配置权后也一样腐败，靠村民的力量根本无法实现权力制衡。这样一来无缘染指村集体资源的普通村民必然选择将手中的选票变现，不断推高的竞选价码只是这种利益权衡之后的无奈之举，借此分一杯羹而已，跟农民的素质高低毫无关系。

所以单纯打击贿选是治标不治本，只能迫使贿选更加隐蔽，更加花样百出。现实中贿选还往往与上级政府或官员的权力寻租联系在一起。一些村干部参选并非着眼于村集体资产，而是为了获得一种政治身份，与地方政府建立密切关系，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经济利益。有位负责村级换届选举的基层党工办主任说，越来越多在外经商的能人回本村参选，他们上台后并不贪腐，而是借此向地方争取一些工程项目。对地方党政领导来说，村干部是自家人，在落实各项国家任务贯彻国家政策上多有倚重，而且可以令其将一部分收益自愿上交村财政，用于村里的公共事务支出，变相增加村民福利，何乐而不为？这种贿选又该如何来界定？

选举只是开端

村级治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民主选举只是村治开端，远非全部，它是手段而非目的。理解了这个大前提，才能正确地认识村治现状。村级民主不是地里长出来的，是“从天而降”的，它并非农村内部力量自发生成的秩序，而是高层为解决农村问题进行的制度设计，其成功与否长期来看取决于农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但目前却依赖于各地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和管理能力。曾被认为干扰村级选举的几大因素，均是靠外力而非村民自身来解决的。黑恶势力最早暴露，解决起来也最容易，加强公安打击力度即扭转了局面；宗亲问题有待于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洗礼，有待于彻底改变农村的生态结构；贿选问题依赖纪委主导的农村廉政制度建设及完善落实。这些广为人诟病的基层民主顽疾只是表面问题，无关大局，也不会左右村级治理的成败。

基层治理真正的问题在于民主之后怎么办。目前看来村级民主选举即使完全排除了贿选、宗亲和恶势力的干扰，对村级治理的实际意义其实也并不大。比如我在《一个鲁北村庄的政治史》里提到的家乡某村，经过多年选举实践，已基本能摆脱各种因素影响，圆满完成民主换届，村两委矛盾也基本化解，但是在村务上毫无作为，村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热情也降至冰点，一次村民大会都无法成功召开。前不久的纪委反腐风暴中，因为私分公款，村两委被连锅端，全部被判刑并开除党籍，村里再次处于权力真空期。

破解这一困局仍需遵循改革的一贯思路，稳中求进，将思想引入实践，借助事实来纠正理论设计，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以发展来破题。民主选举能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民主是大势所趋，但短期内依靠底层自治突围乏力，仍有赖于顶层统一的制度设计和组织领导能力，也许基层民主试验田最大的启示正在于此。

作者系基层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