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副主席查尔斯·鲍威尔勋爵
查尔斯·鲍威尔为商学院培养人才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要富有创意,学生们的目标不能只是帮公司打工,而更要有创业精神,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热情;二是要回报社会,可以进行社会创业,将公益性组织与企业相结合;三是商学院一定要和其他学院联系紧密,商科学生必须有比较宽泛的知识基础。
上海,2013年10月11日21时10分,比约定的时间晚了10分钟。
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托管理事会主席查尔斯·鲍威尔疾步走向酒店大堂,主动与正在等候的记者一一握手,并不停地说着:“抱歉,让你们久等了。”
1个多小时前,他所乘坐的飞机刚刚落地。乘车抵达酒店后,出于礼貌,他选择换装后再接受采访。
简洁的白衬衫和黑色西裤、稍快的语速和敏捷的反应力,有时会让人忘了,他已经是一位70多岁的老者。
把牛津的经验带给复旦
查尔斯·鲍威尔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84年,作为时任英国首相马格利特·撒切尔夫人的私人秘书和外交、国防顾问,他参与了有关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
1992年,他开始涉足国际商业领域。目前,他已是SAGITTA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菲利浦艺术拍卖行和英国LVMH公司三家大型公司的董事长,同时担任美国TEXTRON公司和CATERPILLAR公司、英国路易威登公司、MANDARIN东方酒店集团、MATHESON公司、英国地中海航空公司的董事。
丰富的商业和外交经验,使这位英国上议院中立议员、英国宪法特别委员会成员成为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托管理事会主席。
“复旦大学与牛津大学有很多平行的经验,我希望向复旦学习,同时也把牛津的经验带给复旦。”查尔斯·鲍威尔说。
此次上海之行,他是专程为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首届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成立而来。该国际顾问委员会由中外政商学界领袖担纲,除了查尔斯·鲍威尔,还有26位来自中国、美国等国家的政界委员、企业领袖和杰出学者。
谈及选择复旦大学的原因,查尔斯·鲍威尔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复旦有着历史悠久且非常著名的商学院。”
早在1929年,复旦便正式成立了商学院,比牛津大学商学院的成立早了80多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还是以全球最快速度,连续通过EQUIS(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认证和AACSB(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认证的商学院。
相比之下,要在有着800多年历史、以教授传统学科为主的牛津大学建立商学院,却遭遇很多教授的反对。“为了劝服这些反对者,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查尔斯·鲍威尔回忆。
在查尔斯·鲍威尔眼里,近年来,中国和英国的商学院和管理教育发展得都很快。根据英国《金融时报》今年1月公布的2013年全球MBA排行,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排在第24位,中国共有6所大学入选。
“我将尽我所能,等回到英国后与学校沟通。”当被问及复旦与牛津的联系,与两校均有合作关系的他说,“双方的经验可以互通,应当一起分享,互相学习。”
中国学生缺乏社会经历
虽然曾多次到访中国,查尔斯·鲍威尔与中国本土学生的直接接触并不多。“我在英国时,倒是给中国留学生开过讲座,和他们的交流比较频繁。”英国是全球六大留学目的国之一,在中国教育在线2012-2013年中国学生自费留学实际去向国的统计中,英国仅次于美国,位列第二。
谈到对中国留学生的印象时,查尔斯·鲍威尔脱口而出“读书很用功”。在他看来,中国留学生的家庭为了孩子出国上学牺牲了很多,所以这些孩子们有着强烈的读书责任感。
但他也有担忧,“他们的负担太重,只是学习,没有花更多时间在更广阔的社会经历上。”他认为学生们不能只局限于自己的学院和华人朋友圈,而应多尝试着参与牛津的全部生活。
“可以参加辩论、锻炼口才,也可以去剧院欣赏艺术,找兼职或者与英国当地家庭同住,都可以帮助他们积累许多社会经验。”查尔斯·鲍威尔建议,“这对于商学院的学生来说尤为重要,等他们回到中国、面对市场后,这样的经历可以使他们更易与人交往。”
查尔斯·鲍威尔还为培养人才提出了三条建议:
一是要富有创意,学生们的目标不能只是帮公司打工,而更要有创业精神,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热情,“就像在美国硅谷创业的那些人一样。”
二是要回报社会,一般的企业工作纯粹为了营利,而商学院的学生可以进行社会创业,将公益性组织与企业相结合。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就曾创立向穷人发放小额贷款以帮助穷人脱贫的整套成熟金融模式,并由此获得了“穷人的银行家”称号以及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三是商学院作为大学的一部分,一定要和其他学院联系紧密,商科学生必须有比较宽泛的知识基础,这和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处。
“学生们可以先读一年书,再去企业工作二到四年,积累一些商业经验之后,再回学校读剩余的课程。”从机场前往酒店的路上,查尔斯·鲍威尔也不忘与同行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殷志文讨论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为中国的MBA教育献计献策。
非常看好中国自贸区
作为英中贸易协会主席,查尔斯·鲍威尔曾于2002年来到中国,参加第六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国际投资论坛。12年的在职经历,使他成为了英中贸易协会历史上服务时间最长的主席。
自1991年从英国政府离职之后,查尔斯·鲍威尔在多家国际知名公司担任董事,还为TEXTRON、BARRICK GOLD、HCL等公司提供咨询。
“我所任职的所有公司都希望与中国合作。”他说。
在查尔斯·鲍威尔看来,英国的经济特征就是以服务业为主,其中金融、咨询都非常强,上海的定位是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在这方面,与英国有许多值得交流的地方。
前几天一直身在美国的查尔斯·鲍威尔,对中国(上海)自贸区也有个人的评价:这就像个实验室,是一个经济改革的试验田,就如当年的深圳一样,代表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的可能性,释放了积极的信号。“我本人非常看好。”
“但中国的出口远远大于进口。”查尔斯·鲍威尔指出,贸易顺差过大不利于中国贸易的总体、持续发展,“贸易不可能有绝对平衡,但这么大的差距可能会有问题。”
他也强调英中应该加强合作,英国有强有力的法治,为外商提供最简便的投资申办手续,英国的市场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要开放。同时,英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对待外商和国内商人一视同仁。他们不在意公司归谁所有,只要它的业务在英国,为英国创造了就业机会即可。
“英国公司非常了解中国市场,对在华投资十分感兴趣。”查尔斯·鲍威尔所在的英中贸易协会已为新进入中国市场的和已在中国市场运作多年的各类规模的英国企业提供了商务咨询、实际的市场落地运作支持服务和行业专题活动。自2004年起,英国就已超越法国和德国,成为在华投资最多的欧洲国家。
“中国和英国的贸易都已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伦敦经验值得上海借鉴
17至19世纪,作为“日不落帝国”首都的伦敦,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之一。20世纪后半叶,英国经济逐步向服务型经济转型。在此背景下,英国政府和伦敦市政府抓住世界市场对多元文化的消费需求日趋迫切的趋势,开始着力引导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制定了“国家文化艺术发展战略”,将“创造性”作为了英国新文化政策的核心。目前伦敦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三大广告之都之一、世界第三大影片制作中心,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其重要支柱产业。
从老牌工商业城市到全球文化创意之都,伦敦的宝贵经验值得上海借鉴。
大英博物馆托管理事会理事的身份,让查尔斯·鲍威尔有机会见证和促进中英两国的文化交流。“最有趣的是李岚清在大英博物馆的篆刻展览。”他回忆。
为期两个半月的“中国印·李岚清篆刻书法艺术展”于今年1月15日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落下帷幕。此次共展出李岚清艺术作品中精选出的110件篆刻、书法作品,大英博物馆还将李岚清为本次展览专门篆刻的“大英博物馆”、“莎翁”、“牛顿”等14枚印章永久收藏。
“在英国,中国篆刻原本是很小众的艺术。”查尔斯·鲍威尔评价,“但这一次的展览很为大众所接受,参观人数非常惊人,英国国内外的新闻报道也很多。”
中英两国一直保持着文化合作关系,互办展览并接受访问和学习的人员。除了篆刻和书法,中国的兵马俑等也曾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大英博物馆也曾在上海举办古埃及文物展、古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与帝国”等展览。
“管理学院的学生也要多参与文化活动。”身兼多家国际知名公司董事的查尔斯·鲍威尔,还从雇佣者的角度,论及文化创意对于学生的重要性,“一家企业需要工程师,也需要设计师。”
“我原本以为浦东还是大片的农田,结果现在却坐在这么豪华的酒店里。”查尔斯·鲍威尔用“不可思议”形容上海的发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