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汇率已成掌握变动主动权大国获利武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李扬

网易财经11月1日讯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峰会暨2013年《国际金融研究》论坛（秋季）今日在北京中央财经大学举行，论坛主题为“变化中的全球金融业：问题与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论坛上作主旨演讲时表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要从国际货币的局限中跳出来，应当全面地看，不应当局限于储备货币、汇率问题和国际协调机制的问题。汇率已成掌握汇率变动主动权大国的获利武器，必须通过汇率制度这个浅表的现象深入到背后的利益关系。

汇率已成掌握主动权大国的获利武器

李扬称，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真正进入到了“战国时代”，全球格局正在发生此消彼涨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货币上一定是储备货币多元化，下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多元化，这已经成为一个事实。

他认为，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要从国际货币的局限中跳出来，应当全面地看，不应当局限于储备货币、汇率问题和国际协调机制的问题。但是要赶快进入汇率的研究，必须通过汇率制度这个浅表的现象深入到背后的利益关系，它从来就是掌握汇率变动主动权的大国的武器，大国货币的霸权地位会使得其具有经济的支配力，使之可以通过汇率变动而获益。

李扬称，不能够任由汇率自由浮动，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应该大声疾呼，要求储备货币的主要发行国要承担它应有的责任，不能像美国今天这样随心所欲。

他还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除了汇率之外还有国际宏观机制的协调，传统的协调机制是IMF、世界贸易组织和世行，但这次危机过去之后大家发现这些协调机制都不发挥作用。

虽然新的协调框架正在形成，但是新框架是发达经济体的游戏，中国完全被边缘化，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集体，已经不满于目前的全球化模式及运营规则，他们为了夺回全球治理权，现在正在进行新的“神圣同盟”，力图树立新规。

李扬认为，中国要积极应对，要参加谈判，也应当相应的有对策，否则在这种变化中，而且是敌对世界中，不一定能够有效存活。

人民币国际化不应由当局通过优惠政策的方式推进

在谈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时，李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市场的自然过程，不应当由行政当局通过优惠政策的方式推进，最好不要由政府天天去宣称，到处去讲，不要说，实际的做。

李扬称，人民币国际化有几个条件：第一，恐怕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其它主要国家是长期持续贸易顺差。第二，对外资本输出要用人民币，如果资本输出走向非洲，我用美元，那是为虎作伥，你走到哪里就把美元带到了哪儿，所以必须要用人民币；第三，国内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第四，在全球设立若干人民币离岸中心；第五，确立严格可信赖的产权保护制度；第六，便利和低成本的交易机制，支付清算体系的国际化。

李扬还表示，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还存在汇率选择的问题，对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资本项目开放应当持谨慎态度。

文字实录：

李扬：

我讲两部分，一个是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二，在当今讲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一定少不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而人民币国际化显然有一些新的进展，我把这两方面的情况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们讨论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可能还是要不断回到原点上，所谓“原点”就是什么是国际金融体系的要素，现在大家谈国际货币体系就谈储备货币，这已经是一个过去的问题，或者已经不是讨论新结果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当我们谈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我们关注什么呢？昨天我在一个会上直言不讳，说现在我们的当局还在关注要在IMF里增加份额，有用吗？有意思吗？大家都知道，份额是买的，不买到15%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的重点到底应该放在哪里？我觉得需要理清。

再回到起点上，什么是国际货币体系的要素，要素有四：

一，储备货币选择，这一点不言而喻；第二，汇率安排，这一点是可以忽视的；三是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一旦出现问题怎么调节，怎么协调；第四，更广义的国际货币合作。

今天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就金融来谈，如果深入研究，应当讨论国际分工的问题，讨论分工，要更进一步地讨论科技发展、科技进步对整个生产方式革命性的变化，我想这对于国际金融的问题我们才不至于迷失在局部的，也许是没有意义的细节上。

我对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判断，它已经进入到了“战国时代”，如果我们沿着储备货币的线索来研究国际货币，你就会看到，以储备货币多元化为基本倾向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进程早在第一次美元危机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中间经历了好几个大的事件，比如特别提款权推出，这是多元化嘛，而且是美元霸权承认的，在一定意义上推动的多元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80年代全球危机，不能细讲，这段时间我在研究这一段段过程中的事情，发现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90年代末的欧元面世以及此次全球危机可以看出来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趋势势不可当。

因此，当我们说下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多元化，这其实已经是在重复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而已，而且我认为这个事情不必多说，它实际上是一个结果，因此，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真正进入到了“战国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在讨论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时候，忘掉任何意义的单一货币实体，什么“超主权”等等，没有任何意思，在世界多元化的情况下，货币当然多元化，尤其是现在的全球格局正在发生此消彼涨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货币上一定是储备货币多元化，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是变化非常缓慢的事实。

我们给张表大家看一看国际储备货币结构的变化，美元这十几年来大概掉了十个点，当然这里面从2008到2012大家看到，从2008到2010它掉得很厉害，到2012又回来了，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惯性是非常强的。

欧元，大家看，欧元一直是凯歌前进，从十八点几到二六点几；但欧债危机发生之后它就下来了；英镑比较稳定，日元也相对稳定，稳中有升，是这样的趋势。

十年的变化，看来总的趋势是很清楚的，美元比重在下降，其它货币比重上升的变化没有特别多的规律可循。

我们刚刚反复说储备货币多元化已经是既成事实，那么我们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我们要想在这里面发挥作用，主要在什么地方发挥作用呢？我认为应当主要考虑汇率问题，而这么多年来我们就是在汇率上吃亏。

我觉得汇率是这样，提储备货币多元化，一个是主要储备货币，关键货币，一个是非储备货币，储备货币之间应当有一个稳定的规则，应当有负责任、有管理、透明而且有约束，也就是说美元、欧元、日元等等，它们必须有一个调整的规则，否则我们用你做一个公共品，大家看到，这些年来，正是它们之间的剧烈波动，使得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亚洲，受到了极大的不利冲击，著名的所谓“息差交易”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是罪魁祸首，这次它又显示出了罪魁祸首的嘴脸来，所谓量宽退出就怕有这个东西出现，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储备货币不负责任，祸水往他国引，把调整责任放到别的国家去，而没有储备货币的大国，像中国，受害最深。

所以我们觉得不能够任由它自由浮动，所以我们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大声疾呼，要求储备货币的主要发行国要承担它应有的责任，不能像美国今天这样随心所欲。这个诉求在G20伦敦峰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说了一大段话，说过要对主要货币储备国家的货币政策给予约束，要让大家参与，要负责任等等，但这个话我记得我还就是在《国际金融研究》发表的，我说这个话被会议主持者善意的忽略了，当时的报道是，“中国的声音响彻英伦大地”，我说根本就没有，最主要的声音英伦大地根本就没有反应，这也说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以及在中间显示出大国的利益博弈其实是很残酷的。

我们在谈到汇率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到大家研究不多的一个问题，把汇率国策和货币武器这个问题拿出来说一说，说到汇率好象就是你管了，但我们管得不对，欠一点什么，因此我们改革，我们跟外国人谈话都说得吞吞吐吐，理不直气不壮，这里我觉得我们要跟大家深入讨论，汇率作为一国货币之国策，作为武器的重要意义。

美国经济学家亨利是最早研究货币国策的经济学家。他指出：“货币国策是指通过操控货币环境来影响其它国家政策的努力”，这个研究是很重要的，但我发现很多人忽视了它，这是二战后全球经济反复呈现的一个特征，在过去40年的若干关键时刻，美国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的弱点，改变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竭力迫使其政府和央行进行政策调整，我想必须认识一致，它就是这样做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感受着这种压力，尽管汇率武器在有的阶段比其它阶段更成功，但在贸易失衡的国际调整过程中它一直都扮演着关键角色，然后又对汇率武器做了一个定义，所谓汇率武器指的是“一国利用汇率手段来迫使它国进行政策调整”。

我希望在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从国际货币的局限中跳出来，赶快进入汇率，进入汇率不要以为它是国际规则，国际惯例，是我们必须服从，必须学习的东西，不对，从来它就是主要国家的工具，一定要看到在“惯例”等词汇下隐藏的国际利益，这个利益是由外国经济学家首次指出来的。

关于汇率武器还可以做一些更深入的分析，经常帐目出现失衡，各国之间出现经济冲突时一般可以有三个选择：一、他国调整；二、改变汇率；三、本国调整。那么政策选择显然是别人调整最好，其次当然是大家一起调整，在汇率的变化上反映出来，最差的是自己调整。

我们看美国做了什么事？你调整，中国要怎么怎么，它不调整，到了现在为止它也不认为它要调整，这就是是一个强势大国，掌握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遇到事情时它选择的逻辑，这也很自然，我想中国什么时候要是这样，我们也是你调我不调。但在这个调整过程中通常都要变动汇率，而汇率尽管主要是对方调，但究竟它是反映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在两个关系都会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汇率调整何以成为工具、何以成为武器呢？

那是因为三条：

第一，对于汇率变动的所有后果，强势国是明白的，而被调整的国家不明白，就像我们，我们有时候谈到汇率，大家都义愤填膺，一定要怎么怎么，你不知道背后潜藏着人家的算计；

第二，大国对于汇率波动的容忍程度远高于他国，它能够容忍汇率的波动，因为它的经济体系已经适应这种汇率波动而你不适应。

第三，大国货币的霸权地位会使得其具有经济的支配力，使之可以通过汇率变动而获益。我想，通过汇率的问题我们必须通过汇率制度这个浅表的现象深入到背后的利益关系，它不是中性的，它从来就是掌握汇率变动主动权的大国的武器，是它的国策，我想今天讲下来，记住这两个字，就很有收获了。

历史上美国经常通过干预汇率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有非常严格的一些数据的统计，1973年3月2日到1997年3月19日，美国队汇率市场进行干预，共有1000多次，它干预，而不是让对方国家干预，它自己去干预，其中971次针对的是德国马克，243次针对日元，这是美国学者做的统计。

数字摆在这里大家就不要说话了，干预汇率是各国从来都干的事情，所以我们有调整的汇率也无可厚非。

不仅如此，在1988年美国颁布了《综合贸易与经政法》，要求财政部每年两次向国会提交《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这个报告现在还在提交，在这里面每一次它都要列举谁是汇率操纵国，一开始是德国，是日本，是韩国，中国台湾省，现在基本上就是中国，只不过中国分两次，一次是在上世纪，是直接指；到现在是每一次都威胁，我要给你列进去了，然后我们赶快派代表团去谈，在桌子底下交换，到了最后，这次我就不给你列入了，但因此我让出了很多其它的利益。

这样研究下来，其实我们可以不必这么当真，列就列吧，以前德国也是老被列，日本老是被列的，列了就列了呗，所以我们每次为了让它不列进去，交换很多条件，其中的得益损失恐怕还是要考虑好。

除了汇率之外还有国际宏观机制的协调，传统的协调机制是：IMF、世界贸易组织和世行，但这次危机过去之后大家发现这些协调机制都不发挥作用，只有G20，国际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基本都没有作用。

特别要指出，新的框架正在形成，从2011年底开始，以发达国家为主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区域之间的关系，处理它们之间的经济和贸易、投资、金融关系的协定或协议，首先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然后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然后是“多边服务业协定（PSA  ）”，以及“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上上个星期，加拿大和欧洲的贸易伙伴协定关系正式签署。

把这些连起来看你就发现一个事实，它是一个发达经济体的游戏，中国完全被边缘化，这些协定围绕你身边转来转去，就是不把中国包括进去，都是发达经济体在做游戏，所以我们的判断就是，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集体，已经不满于目前的全球化模式及运营规则，他们为了夺回全球治理权，现在正在进行新的“神圣同盟”，力图树立新规，新规就是这些。

我在这里谈，希望各位注意这个事情，我最近到日内瓦去，两个月前我到WTO总部去了，我们去了一批人，和他们谈这几个协定他们怎么看，是不是有取代WTO的迹象。当然他们这些官员闪烁其辞，老是说，你们中国还是要按照WTO的规则来做。我说那你们的新规则呢？说还是可以从中间协调的，他们老是说这条。我说WTO要谈多哈回合，基本上美国人对多哈回合一点兴趣都没有了，美国人的兴趣在TPP、TTIP了，多哈回合不继续下去，WTO还能存在吗之？他们不正面回答。

显然这个事情已经在国际组织层面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个新的规则正在形成，形成这个新规则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有个判断，认为迄今为止的国际规则，包括国际货币、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等这些规则总体上是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因此它要改变。

我觉得大家要注意这个事情，现在我们还是像小和尚念经一样“不合理的国际规则”，不要这么说，那是美国人说它不合理，现在是美国人认为这个制度不合理了，他要改，这个我倒是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佐证，我也跟大家说过，去年年末国务院开过一个会，王岐山副总理主持的，我们拉一个清单，要参加新的国际规则的谈判修订，我们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参与的，拉下来后他还有一个指示，他说现在要改规则的是美国人，美国财长老给我打电话，说现在这个东西有利于你，我们要改，所以大家一定要立刻把自己的认识统一到这个新的状况下来，不要再说“不合理的国际规则”等等，我们是WTO自由贸易最大的优惠者，同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它现在要改，边境交易等规则它觉得不解渴了，它要越过你的国境，进入你的劳工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竞争中立性的问题，进入到你非常要害的经济体制本质的层面上去，这是非常厉害的，所以现在有什么“国家资本主义”之说等等，都是他这套新的国际战略的体现，他说你是搞了资本主义，但你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你用国家力量来搞资本主义，我们这个自由资本主义搞不过你，所以我要对你约束，要“竞争中立”，所谓竞争中立，国家力量不能进入到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去。都是新课题，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再顺便说一下，中国政府一开始对它的反应是很迟钝的，而且很消极，很被动，不知道该怎么搞，我那天在外交部给他们的中心组学习就谈国际金融体系的改变等，他们就问，我们怎么对付TPP？没有办法。当时一个总的判断就是，我们又被人欺负了，那种感觉。不能老是这种心态，好在我觉得现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作出了英明决策，积极应对。一，我要参加谈判，TPP谈判我要去参加；二，我自己做，上海自贸区就是自己做，大家仔细看自贸区，不要以为它是一个开发区，或是优惠政策，不是那个东西，它是在那儿实施一下TPP看，大家要注意，是要在那儿实施这个东西，全部管理，负面清单，我不搞什么审批什么的，谁都可以在那儿工作，然后我们金融这方面还有一些措施推进，当然，现在也遇到了问题，这个事情非常大，特别是金融，它是可流动的要素，如何能用铁丝网给它挡住呢？挡不住的话这块到底能做什么呢？现在我们总的倾向是它应当做一个我们可控的离岸中心，也许这是一个发展的方向。总之，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前面讲了汇率问题被人作为武器在使用，有时候我们还傻乎乎的说人家那是国际规则，是市场原则，不对，背后全是利益，你要注意；第二，这套国际协调机制正在改变，发达经济体经过危机冲击之后已经缓过来一点了，它现在有了一种对策，我们也应当相应的有对策，否则你在这种变化中，而且是敌对世界中，不一定能够有效存活。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讨论一下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我想有同仁知道，我一直说“慎言”人民币国际化，从它的艰难程度、从它可能会延续的时间长度的角度来说，尤其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市场的自然过程，不应当由行政当局通过优惠政策的方式推，这是我一直的看法。

最近我在研究这些事情之后发现，它是一个逼着你必须上马的事情，否则你永远处在这样一个架构下，你永远是汇率操纵国，翻开历史一看，美国从1988年就开始指责别人这个操纵那个操纵，它从来不改，它不操纵，因为它是主导的，因为它手头有储备货币。德国后来不被指责了，并入到欧元里去，欧元起作用，它也可以指责别人汇率操纵，包括日本也会说你汇率操纵，说人民币怎么怎么，一会儿说输入通货膨胀，一会儿又说输入通货紧缩，这个主导权不拿下来我们就永远被动挨打，所以我倾向于对人民币国际化应当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但最好不要由政府天天去宣称，到处去讲，不要说，实际的做。

做的必要性首先是经济的变化，按目前的速度测算，10到20年后中国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货币上要有表现，我大致说一下，现在全球矛盾最大的地方是亚洲，为什么？大家想啊，美国那边，美国的GDP大概全世界17点几，美国货币的覆盖大概近60%，也就是说，美元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货币，它的货币不仅服务于它本身的实体经济，还服务于其它地方；然后是欧元，欧元基本是持平的，GDP在二十几，货币二十几，欧元这次改革之前它货币覆盖的比例还低于它经济覆盖的比例，说明欧元并不完全是国际化货币，它是很内敛的，因为它与坚持德国的传统有关；只有亚洲，如果把GDP加上，我们的GDP占30%几，亚洲的货币，七七八八都加在一起，6%，也就是说30%几的GDP只有6%是自己的货币在里面定价交易，其它的不用美元就是欧元，再不就是英镑、瑞士法郎，汇率问题永远是一个问题，而且别人会永远指责你汇率操纵，管还是不管？不管会出问题，管了又说你不自由，所以亚洲地区，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是，经济是很大，21世纪在经济上，亚洲的问题是最多的，所以美国要重返亚洲有它的道理，而现在欧洲这些国家也都拼命的往亚洲来，也是因为亚洲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经济上巨大的反差是所有问题产生的根基。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个事来推动。

作为国际货币就有很多探讨了，如下功能：

计价，我们要推进在贸易中用人民币计价，在资本输出中用人民币计价；然后是交易终结，交易之后就是支付清算，有了支付清算功能就有价值贮存的功能，到了人家的储备货币了，这还不够，传统意义上的国际货币有这几条就够了，但现在不够了，现在增加了两个内容：一是风险管理，人家用你的货币能不能去管理风险，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元为什么后来又走强了？不只是它的储备、交易，美元定值的金融市场提供了足够的管理风险的市场、工具、机制，要对冲一个什么东西可以直接用美元这个产品，欧元没有啊，为什么英镑那么强？英国的经济体很小，它大量提供了管理风险的功能，它有好多工具是可以管理风险的，换成英镑倒来倒去之后风险就可以有效地管理、规避，危机一来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避险，全世界都不可信了，我这点财富放在哪上面好，现在还是选美元。当然，我看最近的报导说，人民币递减功能已经出现，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强劲，政治稳定，它的货币是针对避险货币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只有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

所以我们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要综合考虑这些所有因素，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推进战略，当然，我们讲储备货币的时候不仅是利益，也意味着提供了全球公共品，应当是有责任的，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

这个表给大家展示一下国际外汇市场主要货币日军成交金额占比（1992至2013），我们讲货币国际化，都讲实体经济，比重这么多了，是，现在在国际交易中大量是货币和货币之间的交易，这块我们比重很小，仅就贸易而言我们比重已经很高了，我印象中是6%，但你想货币和货币，你没有避险的东西，所以货币和货币之间情况就变化了，好在这两年有一个变化，2013年6月，我们是2.2，除以2就是1.1%，这是双边统计的，加总是2.2%，这个数字，我看媒体最近在炒，中国避险货币已经到了2.2%，其实是1.1，从无到有，但才1.1%，还早着呢，一年一个点，这个变化我们等不及，但好在排位上我们已经从第17上升到第9，而且这个发展主要是境外人民币市场高度发展，现在是第一大的，在外一万多亿，第一大是香港，第二大应当是新加坡，现在伦敦不可小视，伦敦发展极快，我觉得也会它现在有非常快的一套机制建立起来。

人民币国际化有几个条件，我这里列了六个条件：

第一，恐怕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其它主要国家是长期持续贸易顺差。现在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主要条件是长期逆差，不逆差美元出不去，它已经是主流货币，我们现在是要争取成为主流货币，怎么争取呢？怎么吸引别人拿你呢，是因为你强，肯定不是因为你弱，你弱了以后别人避之唯恐不及，所以你争取成为主流货币和已经成为主流货币这是两个节点，两个不同，前一阶段是顺差，别人求着你，我要拿你的货币买你的东西，这个现在不行，中国只对美国，对香港保持大的顺差，对其它的基本都是逆差，这种情况是不利于人民币的，这是整个贸易格局、贸易竞争力的问题。

第二，对外资本输出要用人民币，如果资本输出走向非洲，我用美元，那是为虎作伥，你走到哪里就把美元带到了哪儿，所以必须要用人民币；

第三，国内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我们前面讲过了，要这样那样，要管理风险，国内工具都没有，拿人民币不能存在中国银行的帐上，吃那零点几的利息，不可能的事情。

第四，在全球设立若干人民币离岸中心。

第五，确立严格可信赖的产权保护制度，这就很深入了。

第六，便利和低成本的交易机制，支付清算体系的国际化。这些都在做，现在倒过来，最后一条开始做，跨境贸易结算，其它方面的进展都还不是特别迅速。

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有个汇率选择问题，我认为保持人民币强势和汇率稳定是个选择，因为只有如此，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段时间你是吸引别人持有你，只有如此别人才持有你，如果你是一个弱币，拿到手里就贬值，那人家就不会持有你，这和我们其它的一些对外战略必须协调一致。美元替代英镑以及欧元的启动无部经理这个过程，而且在这里要说，庞大的外汇储备也是一个必要条件，外汇储备这个问题在中国这个地方真是，曾几何时人们众口一词说多了，美国说退出量宽马上就有人说少，这个东西就没谱了，要是从本国货币国际化的角度来说，你有大量的现在的主要储备货币作为储备，是你货币启动的重要条件，别人觉得这个货币可信赖，哪怕它的国家都不行了，还有这么多外汇储备在，有美元在，还得清啊。大家注意欧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研究，欧央行，你看它的储备，现在就三四百亿美金，而且主要是黄金，你看它刚启动的时候，2700亿，主要是美元，因为那时候它启动还要借助它和美元的关系来作为它的信用保证，所以现在我们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是好的，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

最后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资本项目开放，我觉得应当持谨慎态度，还是应当放在最后，如果说有顺序的话，汇率可以在前，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还是要稍微放后一点，现在我们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可能会提供一些新的改革实验场，让我们探讨各种新的可能。我觉得在现在的情况下，对上海自贸区的研究大家要加强，中国社科院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上海自贸区研究基地，设在上海研究，上海，而现在我们主要研究香港，怎么样在上海复制香港，然后去研究伦敦，怎么做一个离岸。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我大概归纳一下，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我觉得应当全面地看，不应当局限于储备货币、汇率问题和国际协调机制的问题，比储备货币要大得多，而我们对这方面不太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应当实实在在地进行，推动这个有大量工作要做，从金融角度来说，当下我觉得建立一个有效的、可控的和在岸有一定管道，可以放一放、收一收的离岸市场其实可能是有价值的探讨。

上海，我们拿出中国最发达的一个城市、一块地方来实验TPP，这个战略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希望大家关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