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百乐门舞厅的创办与兴衰

马军

以静安寺为核心的沪西一带，在19世纪中叶时，还是河汊交织、田陌纵横、村落稀疏、人烟稀少的乡村。直至20世纪初，随着公共租界、法租界的越界筑路扩张和市政建设的推进，洋人、买办和富商纷纷在道路两旁争购土地，营造私园、住宅，开设店铺、作坊、工厂等，由此开始了城市化的步伐。1908年初，英商有轨电车开始在静安寺至外滩间载客运行，是为上海最早的公共交通，同时也将城市的东西连接了起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该区域内公寓大楼成片崛起，文教设施不断兴建，工商业日趋繁荣。而新式里弄的兴建，又吸引大批外地移民纷纷迁入定居。静安寺一带遂成为老上海“十里洋场”的西半部。1933年12月14日下午，有“远东第一乐府”之称的百乐门饭店在此举行了落成典礼，此后的十余年间，它为市民的娱乐生活和海派文化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谓是上海乃至整个远东的“舞厅之王”。

百乐门的创办与创办人

百乐门是如何诞生的？是谁投资建造的？关于这个问题，1933年11月15日《申报》第13版有一个简要的解释，即“本埠自大华饭店停歇以后，各界仕女每感缺乏相当地点，以供交际宴会之需。兹有绅商巨子，纠集巨金，筹建百乐门大舞厅兼设饭店（PARAMOUNT BALLROOM and HOTEL）于沪西，兴建至今，已届一年”。百乐门建筑的总设计师杨锡镠稍后也宣称：“独公共宴舞厅（Ball Room）自大华饭厅因地权易主而发展停业后，数年来无相继者。虽后起一二，亦非隘即陋，与大华饭店已不可同日语矣。近来上海繁荣日甚，社会需要日亟，沪上人士，亦莫不渴望大规模之新颖宴舞厅实现，遂有百乐门大饭店之计划，拟为宴舞事业开一新纪元。” （《百乐门之崛兴》，《中国建筑》第2卷第1期，1934年1月）。

显然，百乐门的出现和沪西大华饭店的停业，以及跳舞热潮发展到一定程度，舞客对超大、豪华舞厅的需求有关。

上文中所说的“绅商巨子”又是谁呢？近年来的诸多出版物在谈到百乐门的创办人时，通常会分别涉及两个人，其一是浙江南浔富商顾联承（又作顾联丞），其二是晚清名臣盛宣怀的七女儿盛瑾如（爱颐）。

上述这两种版本，虽然流传甚广，但迄今未见有人提出切实的证据。而笔者新近倒是在上海市档案馆找到了一份资料（Q275-1-2033，第56页），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它是1935年4月11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经营百乐门饭店的大成公司所作的调查，内称：

大成公司

地址:上海愚园路极司非而路。

营业种类:经营百乐门大饭店。

设立:民国二十二年。

资本:国币十九万元。

组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顾重庆, 前任东方汇理银行买办。

常务董事:庄铸九, 年约三十余岁,系常州巨族之后裔。周芝生,年约三十余岁,上海人,周芝记营造厂主人。

董事:顾联丞、钱南山、洪左尧、周炳臣、郑希涛。

董事兼总经理：朱虹如，年三十九岁，上海人，以前经营地产事业。

简史：该公司为朱虹如君主办，各股东均系著名富商，如常州盛氏及顾联丞等，庄铸九君即系代表盛氏者。

设备：该公司房屋系向股东顾联丞等所设之地产公司租赁（查该地产公司迄已三易其名），每月房租四千元……

另一份该行调查“大成股份有限公司百乐门饭店”的表格（夹在Q275-1-2033之内）则表明，列名董事的有周芝生、顾联承、庄铸九、郑希涛、杨锡镠、张芹伯、朱虹如等。此外，在Q275-1-2033之内还有一份盛瑾如的个人状况表，内称：住愚园路838弄10号，江苏武进人，35岁左右，系逊清盛宣怀之第七女，家庭状况颇佳，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静安寺分行有活存往来，并有定存单5万元。

从上述资料中，大致可以归纳如下：房主（顾联承）和向其租房的经营者（大成股份有限公司）并非一家；但顾联承有双重身份，既是原房房主(是不是土地业主尚待考)，又参资了大成公司，是该公司重要的股东和董事；盛家（应主要是盛瑾如）则通过庄铸九出面参资大成公司，其他主要参资者并列名董事的还有顾重庆(董事长)、朱虹如（总经理）、钱南山、洪左（佐）尧、周芝生、周炳臣、郑希涛、杨锡镠、张芹伯等。

由此看来，房子确实是顾联承建造的，但花了多少钱则并未提到（另据董事长顾重庆在落成典礼上的欢迎词，百乐门的建筑花了40余万元，装修又花了20余万元，总计当为70万元，而非70万两白银）。惟可以明确的是，众人出资组成的大成公司，其总资本是国币19万元。

综上所述，如果要问谁是百乐门商业的创办者，那么从广义上说，上述诸人均可名列。

近年来，上海文史专家宋路霞女士在对顾联承等后人进行口述采访后，撰成了《海上旧梦百乐门》（《财富堂》2012年第4期）一文，对以上档案资料颇能有所佐证。是文宣称：百乐门的建成实际上是南浔“大象”们和常州巨族的集体杰作。顾家由于在出口丝绸的业务中，与洋行洋商打交道多了，所以自家的生活也早已洋派起来，顾联承的父祖辈就曾在南浔老家自建的洋楼内设有一座舞厅，以供交际和娱乐。所以，顾联承对舞厅是并不陌生的，亦有心在上海也建一座。恰巧他的连襟张芹伯（即张乃熊，南浔名人张石铭之子、张静江堂侄）正力图投资娱乐业，两人便捏在了一起。而常州系统的庄铸九、盛瑾如夫妇之所以也投资百乐门，亦由于亲戚的关系，因为盛的六姐盛静颐嫁了给南浔刘家（南浔“四象”之首）的刘俨亭，而顾联承的侄子顾乾麟又娶了刘家小姐为妻……由于大家都是远近亲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便不难携起手来，这样就有了经营百乐门的动议和本钱。

此外，笔者搜寻相关材料，还找到了其他几个重要投资者的概况：担任董事长的顾重庆其实是顾联承的兄弟，肄业于圣约翰大学，曾任东方汇理银行、巴勒保险公司、东方汇理银行买办；洪佐尧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周炳臣是浙江余姚人，曾任自来水公司总办，还与赵如泉、黄楚九等合开过三星舞台及三星地产公司；郑希涛也是浙江人，曾任时事新报馆营业经理；杨锡镠则是百乐门建筑的总设计师。

高调、外向的经营方针

大成公司百乐门饭店的总经理虽是朱虹如，但实际负责舞厅运营的是一个名叫发能（Joe Farren）的奥地利人，此人1927年到上海，曾在大华饭店当过大班。

发能的经营方针，可以用“高端”、“高调”、“外向”、“贵族化”这几个词来概括。具体可归纳如下：

其一，开幕之初，发能便利用各种关系，或亲自前往，或派人前往，持续不断地从欧美国家重金聘请优秀的歌舞人员和团体来沪出演游艺节目，在短短的2年半时间里，先后请来了二三十批，从而使百乐门舞厅成了西方娱乐艺术在上海的重要展示地。

其二，无论是例行服务，还是包场服务，百乐门舞厅为中外各界提供了一处顶级、富丽的公共聚会场所，或跳舞竞赛，或慈善活动，或社团集会，或婚宴典礼，日有数起，于社会交际颇有推动。尤其是大型包场活动，主题鲜明，精彩纷呈，富有气势，常令人印象至深。

其三，百乐门还是西人和上等华人的享乐之地，其昂贵的餐费和门票，实非中下阶层所能消费得起。该厅每天的例行舞会通常分为两种，一是日场茶舞，时间是下午5至7时；二是晚间餐舞，晚8时开始直至夜半乃至通宵。《申报》1933年12月22日增刊第2版的一则广告，登出了百乐门舞厅消费的基本价码，可供管窥：

茶舞（每日下午五时至七时）——门票一元，茶点一元。

餐舞（每日下午八时起）——门票：每人一元半，星期六二元；大餐：平日四元（连门票），星期六五元（连门票）。

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这一价格基本得以维持。但每逢节日、假日，特别是圣诞、元旦，通常要上涨、翻倍，甚至更高。例如，1934年的圣诞之夜，门票加餐费竟达到了15元。这些都还是“最低消费”，若加上厅内其他的用度，花钱自然是如流水了。须知，当时一个中产人士的月收入也不过几十元而已。

破产与转手

百乐门的资方似乎特别注重自我宣传，以《申报》为例，隔三差五就有关于该厅的广告和各种舞会的详细报道，一切都给人生意兴隆之感。然而就在这“红红火火”的外表之下，实际情形却远非如此，这家开业不过2年8个月的大成公司百乐门饭店，最终因欠债30多万元，于1936年8月5日宣布倒闭，并向江苏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申请破产。11月30日，该法院正式裁定大成公司破产，并委托安绍芸会计师为破产管理人，负责清理工作。此后由法院出面，于1936年12月30日、1937年3月13日、6月5日在静安寺路金城别墅清华同学会举行了三次债务会议，最后以拍卖该饭店全部生财所得3万余元，按比例赔付债权方——新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怡和洋行、同仁法律事务所、慈惠公司、上海电力公司、顾政记、黄明记等96户（债权额共28.24万元）部分损失的方式，了结了此案。

大成公司经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一味依赖西人主持，片面地走“高消费”的外向型路线，所谓“打肿脸充胖子”。再加上既不顾经济萧条的大背景，又缺乏合理运作的经验，虽然声名日隆，来客数量尚佳，但自身却因开支过于庞大浩繁，年年亏损，以致最终入不敷出。

继大成公司之后经营百乐门的依次是国都公司、永和公司、同和公司。从1938年起，担任百乐门舞厅经理的郁克飞（又作郁克非），对该厅此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约生于1910年，苏州人，父亲是旅馆茶房、母亲是工厂女工。他最初在饭店当小郎，后经不断努力，担任过国际舞厅副经理、大都会舞厅舞女大班。由于郁克飞对舞厅的经营和管理比较懂行，亦有应付各方的手段，所以此后的十余年间，百乐门舞厅是在他的实际掌控之下,甚至他一家就长年住在百乐门大旅店的209室。无论是聘乐队还是请舞女，郁克飞采取了比较切实的发展道路，百乐门在朝着世俗化、大众化的方向上，逐步强化了自己的“王者地位”。不过，百乐门的实际经营状况始终不像它的声名那样大红大紫，可谓是“一波三折，多灾多难”，亏损长时间伴随着这家名牌的娱乐企业。须知，真实的百乐门并不停留在文人墨客充满华丽辞藻的文章里，它其实是大时代的产物，也受到了大时代的制约。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郁克飞离沪去港，其他资方人员亦相继离店，百乐门舞厅遂由该厅职工自行组织业务维持会继续营业，直至1950年12月改为音乐厅，1951年9月又改为剧院。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