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先生《顾颉刚在五十年代》一文（《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0月13日）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着老大历史包袱的顾颉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何以颇为“走运”？“与鲁迅为过敌的，你看看都过的啥日子；与胡适、傅斯年走得那样近，怎么全没事？”张先生寻搜相关史料，给出的解释是“顾之看似应受 厄而终脱于厄，有多重因素，但首要者二点，一因古史辨，二因改造得好，较合作也”。这当然不错，但是，似乎还有一点，张先生未曾说破。即是：顾在1940年代与共产党力量的交往关系。
今人熟知顾曾参与向蒋介石“献九鼎”之事，但是实际上顾在国共关系一事上的立场向来都不是一边倒的，他曾形容热衷于党派活动的人总是“先顺从了民众而后操纵民众”（参阅智效民先生《从胡适日记看胡适与蒋介石的交往》一文），并曾在1936年10月（“七君子”事件与西安事变之前夕），在北平与钱玄同等人一道发表对时局宣言，向国民党提出集中国力，在不丧权辱国的原则下，对日交涉（参阅周天度：《救国会史略》，172页）。此种论调，对于当时艰困之中的共产党力量可谓相当友善。因是之故，很难说顾是与国民党有不可割舍之渊源的。
更不必说到了1940年代国共政争白热化的阶段，顾的立场也是相形更为摇曳不定（此时，与顾关系甚深的范文澜、吴晗等都已站在共产党一边并受到重视）。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发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一文，内中提到：“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动摇，是两面派。一面抗日，一面投降；一面联共，一面反共；一面联苏，一面反苏。蒋介石的欺骗我们都揭穿了，而且有外国人压。赫尔利来延安，美军观察组驻延安，这个影响很大，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受到影响。爱金生、高桂滋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文化界签名谢冰心、顾颉刚都参加了。这个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有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1943年4月-1945年5月）》，人民出版社，2004年，274页）此段文字，不可小视，所指涉事项，即有名的1945年2月《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该文稿直指国府是：“内部未能团结，政治贪墨成风，经济日趋竭蹙，人民尚待动员，军事急期改进，文化教育受着重重扼制，每况愈下，以致无力阻止敌寇的进侵，更无力配合盟 军的反攻，在目前全世界战略接近胜利的阶段，而我们竟快要成为新时代的落伍者”，令蒋介石大为震怒。按说顾颉刚只是签名三百余人中之一而已，但偏偏为毛泽东独挑出来提及，似乎仍是因为，一者顾政治立场较为中立，不属于严重左倾范畴；二者顾在学术界声名甚隆之缘故。有此前史作为保证，顾在五十年代不会太惨淡，对照谢冰心的际遇（1951年由日本返国），即可知也。
李海默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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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