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在五十年代

上世纪五十年代，顾颉刚看似应受厄而终脱于厄，有多重因素，但首要者二点，一因古史辨，二因改造得好，较合作也。

张旭东

《顾颉刚日记》

顾颉刚著

中华书局

2011年1月第一版

十二册，980.00元

古人强调“尽信书不如无书”，其实从反面证明他们善信；今人什么书都不信，从各个方面说明我们善疑。且不管这是“通能”，还是通病，这种善疑除了头脑的发达，更与某种近代思潮有关。顾颉刚和古史辨运动是近代最大规模的和古书“过不去”，但不能过分夸大这种学术思潮对大众有多大影响，至关重要的是，更伟大的人物会把这种学术思潮纳入到“伟大”的思维中去，掀起倾天巨浪。

顾何以那么走运

《顾颉刚日记》一九五三年三月八号云：“昨（周）谷城谓予，到京晤徐特立先生，特立问起予著作，谓毛主席屡次提到，希望国家出版。谷城曰： 是皆纯学术性者。 徐先生曰： 无妨也。 （周）予同告予，日前开人代会，晤陈毅市长，亦询予近状。予自惭学之不进，而各方多注意予，殷殷望之，更不安矣。”顾先生有点受宠若惊，但其实当时不明究竟，甚至想不到问个为什么。与鲁迅为过敌的，你看看都过的啥日子；与胡适、傅斯年走得那样近，怎么全没事？

这是五三年，到了五七、五八年，打倒了一批又一批，顾却屹立不倒，他自己也在问为什么。

《顾颉刚日记》一九五九年一月四号云：“（谭）季龙告我，渠在复旦被批评七次，其中大会两次，《禹贡半月刊》中文字被人细细摘出。渠甚镇静，批判结果未作处理。”同年八月十二号日记云：“（童）丕绳云： 去年山大中对于史学之批判，只批判我的中国社会史分期论，而不批判我的参加《古史辨》派，想来由于中央对于先生之不批判，故对我亦不作批判。 此事颇可注意，想来中央亦认为《古史辨》的工作并不站在马克思主义之对立面也。”两相比较，知古史辨思想得上峰欣赏，使顾先生免于一难。

改造事物容易，改造头脑难，思想改造运动想来应该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一项工程。推翻以往一切想法，首先要发起怀疑，古史辨正与之合拍。这学术范围内的思潮，被纳入更“伟大”的思想中去，其创始者因而获益。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号日记云：“谷城由上海来……谷城此来，系毛主席所招。日前已谈过一次，主席论及予，谓在卅馀年前敢推翻禹，实是不易，并谓予之学问由看戏来，知《古史辨》自序为其所熟览。问及予近况，谷城云，治经学。主席云：搁一搁亦不妨。知所望予改造者深矣。”“推翻”一词应该注意。顾以为放一放经学是希望改造，误矣。毛的意思是希望其治史学，具体来说即参与《史记》之点校。至于后来《二十四史》点校之负总责，更是无上的荣耀。

顾之“走运”，还在改造得好。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今日予发言，以说得老实，破得彻底，故博得掌声甚多，休息时许多人到予座前称赞。”并于此之前，在八月十九号日记中一语道破，谓“（严）景耀有进步包袱，不肯撕破面子……”。

顾之看似应受厄而终脱于厄，有多重因素，但首要者二点，一因古史辨，二因改造得好，较合作也。

合作终究不如单干

《史记》之选择顾颉刚，主要是之前他已经开始《史记三家注》的工作。但顾之兴趣还在古史，于战国后事不欲深究。从事三家注校勘工作的，主要也不是顾先生自己，而是贺次君。贺是顾之学生，在《史记》点校的往事中被反复提及，但我们其实不知其人，网上也查不到。在顾氏日记中，慢慢找到一些线索。

一九五七年日记前粘贴有贺次君本年五月四日来信，云：“兹寄上《史记》十篇，如还需要，敬乞示知，当即续寄。……新疆科学分院又来相约，与之说明目前实不能去京，如能在明年年底，可以如约。生恐此后机会甚少，切盼吾师能为生另做打算也。”是新疆科学分院愿接受贺去工作，贺很希望顾先生助他留京工作。一九五九年九月廿八号日记谈到亲戚姜又安情况又提到贺，《日记》云：“又安已脱离炼焦厂，就农业出版社临时工，在贺次君处工作，诚能努力，将来收入可多，惟须下大决心耳。”知贺次君当为农业出版社编辑。

《史记》之初点与跑图书馆进行三家注之校勘两项工作，由贺次君完成，再经顾勘定。顾先生采用的办法，是现在最流行的学生先干，老师总其成的办法。但如果不是直接面对凌乱的、最原始的文献，从头至尾地从事其事，而只是在半成品上加工，恐怕效果不会好。这种体会对于有过古籍整理点校经验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今天最流行的这种高效之法，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年内将要做高邮二王四种，闻亦此法，心下颇惧之。

以下撮抄日记中所涉《史记》点校情形，予读者一轮廓；再佐以宋云彬日记，间加按语，简略说明。

顾氏五四年进京之始，即到“中华书局，晤姚绍华，谈标点《史记三家注》事”（九月一号《日记》）。四年之后，《三家注》毕功，却难以出版，五八年二月四号日记云：“科学出版社决定将予等《史记及三家注校证》一书转至古籍出版社。如踢球然，踢过来又踢过去。”又二月廿八号：“标点《史记》。”“看《史记三家注校证》。”知一边寻求出版，一边尚在复核。及七月廿六号星期日云：“将《史记三家注》序、例整理讫。……将《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作小标题讫。”七月廿七号、廿八号、廿九号、三十号、三十一号、八月一号、二号、三号、四号，都提到《史记》，主要是写提纲、作小标题和记笔记。其中七月三十一号“中华书局孟默闻来谈”。到八月六号：“作《史记》小标题五篇，世家讫。续看列传二篇。……到中华书局，晤姚绍华、孟默闻、陈乃乾，谈《史记》事。……整风后各机关大跃进，中华书局一定要在今年年内将《史记》出版。我如不赶完，即将破坏他们的计划。”已经在赶，行政指令下达，点校事更加速。

八月七号：“收集标点本《史记》凡例资料，得一轮廓，即写《标点史记凡例》约三千字。……昨到中华书局，知其急需标点《史记》凡例，以作标点此下廿三史之标准，因于今日为之。初意写数千字可了，但一下手便觉不够，以在在须举实例方能明白也。”八月八号：“续写《标点史记凡例》约六千字。”八月九号：“孟默闻来，取已成稿廿页去。续写《标点史记凡例》约三千字。”八月十号星期日：“未成眠。写中华书局第一编辑室信，论整理《史记》四步骤。续写《标点史记凡例》一千馀字。”八月十一号：“续写《标点史记凡例》六千馀字。孟默闻来，索稿。未成眠。《标点史记凡例》一文今日粗毕矣，在五天之内居然写得二万字，可谓快而多矣。然所举例仅系匆忙中检出，将来尚可补入若干也。”八月十二号：“将凡例改毕，写姚绍华信。将《史记》列传七十篇上所作提纲应排黑体字者标出。”八月十三号：“勘《史记》列传七篇。”八月十四号：“勘《史记》二篇，未尽，记笔记六条。”八月十五号：“勘《史记》五篇，记笔记九则。”八月十六号：“勘《史记》五篇，记笔记十四则。”八月十七号星期日：“勘《史记》两篇半，记笔记五则。”八月十八号：“勘《史记》三篇，记笔记十二则。”八月十九号：“勘《史记》两篇半，记笔记三则。”八月二十号：“勘《史记》三篇半，记笔记十则。……《史记》问题太多，一天中实只能勘定两三篇。以中华书局必于今年之内出版，不能不赶。初意定能每天赶出五篇，今实际工作乃知不然，如《苏秦》、《张仪》等传，一天只能赶出一篇耳。”按：“问题太多”的原因，当然与其整理方法有关。从以上所引日期来看，真正全身心投入的时间不长，一个“赶”字当头，真叫人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接下来到九月底，继续重勘《史记》，并作笔记，时断时续，并不如前段紧张。九月三十号：“至中华书局，参加《史记》标点讨论会，自二时至六时。与次君、晓筱珊同出。……今日同会：金灿然（主席） 聂崇岐 陈乃乾 姚绍华 宋云彬 章雪村 贺次君。标点《史记》，予极用心，自谓可告无罪。今日归来，接中华书局来函，谓点号应简化，小标题可取消，颇感诧异。及往开会，毛主席令在两年内将廿四史点讫，如照予所作，则其事太繁，无以完成任务也。此时若在从前，予必想不通。今从集体出发，亦释然矣。”按：知此长达四小时之会讨论较细，而以宋云彬为主提出意见；由顾“自谓可告无罪”云云，可揣见其心情。

停顿一周，至十月八号“勘《卫将军列传》。记笔记二则”，热情顿减。十一月六号：“到中华书局，开会，讨论《史记》标点事。自二时至五时半。……今日同会：金灿然 傅彬然 叶圣陶 王伯祥 宋云彬 姚绍华 贺次君 聂崇岐 陈乃乾 章雪村 曾次亮。予所点《史记》，由宋云彬另觅一张文虎本重点，期于将段放大，将符号减少。然所逢困难问题重重，故开会商之。”此后重担转向宋云彬。

观宋云彬《昨非庵日记》，知自五八年十一月到第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虽云参考顾本，实际上宋云彬抛开顾本自己标点。到四月二十四日：“全部《史记》校点工作已毕，只点校说明未写。”五月二十五日：“赵守俨语余，金灿然对《史记》出版说明甚满意。”七月十日：“圣陶谓余所写《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说明皆佳，且有必要，然伯翁、乃乾皆不以为然云云。”知“点校说明”亦宋所写，顾之“说明”摒去矣。顾之日记于此虽无记，但心情可想而知。又宋云斌五月二十八日：“《史记·天官》二校样寄到已多日，今日复校一遍，标点错误甚多。余于律历为门外汉，前标点时皆请教曾次亮，曾则于标点亦属门外汉也。”知真正碰到疑难，顾本不堪参考。宋面对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则无人讨论。宋之所做，无论从什么角度讲，都超越了责编，至少是三分之一个作者。宋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六日《日记》云：“《史记》标点有错误，余作检讨。萧项平出言不逊，余报之以微笑。”（读顾日记，知顾与萧联系最多。）有些错误顾本无，宋本新出，故宋检讨并觉羞对顾氏。然改正几何又谁人知道呢？四月二十六日：“写关于《史记》标点错误之检讨书一份，交张北辰。”不知中华的档案里存此检讨否。宋在检讨的同时，又投入到《后汉书》的点校中去。中华负责人纪念宋的文章称其为“二十四史点校责任编辑第一人”，是耶，非耶？已难置评。（以上所引宋云彬日记见《红尘冷眼：一个文化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顾先生治学，方面众多，却不够精审。一九五九年四月七号日记：“看报及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宋人语词与近代甚不相同，名物亦多别致。《东京梦华录》一书号为难读。文如积二十馀年之力，集宋人笔记以成此书之注，若裴松之注《三国志》然，卓然可传之作也。”然是书很快遭日人入矢义高指摘，邓氏颇感懊恼，亦一时无话可说（见《邓之诚文史札记》页1187）。邓之诚日日书估盈门，非作注之环境；顾颉刚开会、检讨、会友、看电影，其忙更过邓氏，所点《史记》遭宋云彬所嗤亦在理中。

粗而不精这一点，其“自己人”亦有指出。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号日记：“（童）丕绳云： 现在人所作历史研究文字，大都经不起覆案，一覆便不是这回事。其经得起覆案者只五人：先生（指顾）、吕诚之、陈寅恪、杨宽、张政烺也。然吕先生有时只凭记忆，因以致误。陈先生积材，大抵只凭主要部分而忽其馀，如正史中，只从“志”中搜集制度材料，而忘记“列传”中尚有许多零星材料。先生亦然，不能将细微材料搜罗净尽，以是结论有不正确者。杨宽所作，巨细无遗矣，而结论却下得粗。其无病者，仅张政烺一人而已。 闻此心折。予之文字作得太快，故有此病，不若苑峰之谨慎与细密也。”与此类似，日后严耕望检点“前辈史学四大家”，亦删削顾氏，并委婉指出，合作不若单干户也。

但顾先生已然放手之《史记》却带来好名声，一九五九年十月四号日记云：“前日傅彬然见告，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史记三家注》，国庆献礼，毛主席打三次电话索取，览后表示满意。斯我辈多人积年辛勤之收获也。”末句尚称平允。而“收获”最大者亦推顾先生。其人其学，其得其失，真正让人感慨。宋云彬日记只记到该年七月便停笔不记，无缘记下这振奋人心的消息；作为右派的他沉浸在故纸中，以逃避“昨非”及“故吾”之纠结。

身后声名，至难判断。往往盖棺已久，论定尚难。今日巨公，岂不然哉？

顾之为人

不仅身后声名至难判断，及其人品之好坏，是非亦全在人口，公说婆说，皆有理由，终将水搅浑。

朱维铮先生一篇《顾颉刚改日记》（《上海书评》2009年2月1日）、一篇《顾颉刚铭九鼎》（《上海书评》2009年2月22日），于顾氏颇多恶评，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