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可以想象”成的晚清史

对马勇先生来说，“历史”还是“故事”都不重要，念兹在兹者其实是“启示”。于是面对书中触目皆是、跟鱼骨头一样生硬的现代语汇，尽管一度有时代措置的愕然，但随即也就释然了——大概这些都属于“预流”的标帜罢。

杜树人

近读周一良《郊叟曝言》，谈到邓广铭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他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又列举邓著多本人物传，推许“都是一流的史书，表现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纪念邓先生》，《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论出身，周先生属燕大——史语所一系，而治学取向，倒可将他对邓先生的评论移用：“早在学生时代，就受知于胡适之先生、陈寅恪先生和傅孟真先生，他的史识从议论到分析都是很宏通，容易接受的。”读此，深感先贤自有今人不可及处。

对吃历史饭的人来说，“研究历史”与“写历史”，非一而二，二而一欤？但在今天，实已被生生打成两橛，且有愈演而愈乖离之势。学院体制与专科化取向下，凡从业者，单就逻辑论“研究”便可自足，论文、专书一旦进入学术发表程序，就不必在乎有多少受众；至于“写”，余事耳，不仅须“不惮辛劳不惮烦”的精神，或还有“吃力不讨好”的风险。不论段位高低的学问家，大都固守“学者”（“高深学术探讨者”？）定位，终不肯“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而大众一面，大概不少人意识中会把“历史”与“故事”画等号，觉得史学本来最需要、也最适合“讲故事”。不过回到现实中，又只能抱怨今天的历史著作实在没有多少“故事性”和“可读性”。

中国人多少都舍不下那点“历史癖”，又无从发展“考据癖”，于是真相未得，先要“教训”，这种急迫的心态，对于近代史尤然。有需求就有市场，读书界呼唤、出版界打造“新黄仁宇”、“新唐德刚”的事业从未停止。这里约有两个着力方向：一是往前、往外找，数年间蒋廷黻、李剑农、郭廷以、徐中约、陈恭禄的著作被多次重印或引进。这些作者背景参差，功力与史观各异，惟宣传基调倒颇显一致，有明说有暗示，总之这本书会“告诉你”一个不同于主流的“不一样的中国近代史”。另一方向是内部挖潜，定位“通俗历史读物”的各路各色作者（而以学院外专业外居多）层出不穷。平情论之，在个人经眼稍多的近代史方面，确有不少兼具文史素养与淑世情怀的作者，对“大时代”中的“小细节”有着持续的关心，不遗余力地打捞着“私人记忆”、追踪着“个体命运”、叩问着“历史深处的误会”，向着“于幽微处见宏义”的理想再三致意。由此，当“民国范”或者“知识分子热”一类本来有特定局限的话题竟一跃为“社会”的热点，实在不需要太多惊讶，哪怕所谓“学界”在这些话题上实已处在下风，而不得不采取追随态势或干脆“失语”（当然分自愿与心有不甘而不得不如此两种）。只要承认非学院作者的执著（同一意思不惮反复申说）与勤奋（往往既“著”且“编”，特别高产），就足够令“清高”的学院派汗颜。

鉴于供求间的巨大缺口，马勇先生作为目前为数极有限的出身学院而卓有成就的，且有志于写作普及读物的近代史专业学者之一，他的面向大众的著作，实在应受到热烈欢迎，并值得高度期待。大约从2008年起，马先生开始对大众“讲故事”，而且一路讲到了今天，这些“故事书”的不完全目录（难保尚有未经目者）列下：

一、《1898年中国故事》（中华书局2008）二、《1900年中国尴尬》（中华书局2010）三、《1911年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四、《晚清二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五、《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六、《戊戌政变的台前幕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七、《清亡启示录：一个王朝在一百天的危机中走进历史》（中信出版社2012）八、《容忍历史不完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2）九、《大变革时代：1895-1915年的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十、《坦然面对历史的伤：重述1840-1911年故事》，（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3）十一、《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

从戊戌、庚子、辛亥，到“晚清二十年”，再到“大变革时代”、“近代中国”，言说对象范围的延伸是显见的；从单纯讲“故事”，到“容忍”、“坦然面对”，再到“重新认识”，言说主体姿态的高扬，似乎也配合着同一个节奏。同样有目共睹的，是作者绝对不输于人的“执著”（“1898年的故事”连讲三遍）和“勤奋”（五年内写了超过十本书）。笔者当然不可能通读这些书，但初步印象是，其大致仍循传统政治史的叙事框架，以近代重要史事为主干，并以高层政治为首要讨论对象，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少有涉及。当然，这无可厚非。近年史学研究目光朝下已成趋势，遂有“重提政治史”的呼声，不啻意味着“政治史”被边缘化已经好久。近代政治史之重新检讨实有必要，且空间巨大。问题在于，史料拓展或史实重建，均非易易，“征实难巧”而“翻空易奇”，急欲有所言说、有所突破者，惟有阐释出新出奇一途。笔者拜读马先生著作后，感受到双重遗憾：（一）在书里没有读到什么精彩的故事；（二）反而被灌输了一大堆未经论证、似是而非的说法。如果说，前者引起的只是习惯性失望罢了——果然继续保持了专业史家的某一本色；那么，后者则带来巨大的意外——这难道不是专业史家做的最最外行的事么？

鼎尝一脔,即可知味。姑借《晚清二十年》一书略为申说。此书时间跨度是1886-1911年，不算长也不算短，但已囊括马先生最有研究心得的部分。还有就是，它是手边可见唯一带注释的一本（全书340页，共六十一个注）。对笔者来说，这些注的唯一好处是可以稍知凭借，较便于发言。全书基调大致可概括为：晚清历史被改良主义者、革命者多次妖魔化，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统治者背负了太多误会，有必要抱持“一种适度的温情和敬意”去看待历史，从而发现——“过去所接受的历史认知可能还真有继续探讨的空间，可能并非先前所说的那个样子”。

在马先生多个“反妖魔化”壮举中，先说对本人冲击最大、颠覆最深，同时也是全书申说最力的一例——所谓慈禧与光绪不共戴天、视若仇雠，非历史真实，而是“政治反对派的肆意攻击与诋毁”，是“无论如何不能相信”的“谎言”（262、264页）。康梁时论带有鲜明的政治意图，且“文本”屡经改写，观念颇具“层累”意味，本不可径引以为信据。马先生谓政治反对派对清朝蓄意抹黑，不当偏听偏信，确为有所见，但不必是孤明先发，甚而过犹不及，从“谎言”的一头急遽跃至另一头，推出极端观点，更加令人瞠目。试举观点一：“瀛台囚禁”是光绪帝自愿赎罪之举，因为（一）“错看康有为而自责不已，执意不愿继续在第一线主持朝政”，“觉得这事忒没面子，于是以生病为由关了自己的禁闭……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瀛台不愿出来”；（二）“他的身体状况似乎也不会允许他像过去那样废寝忘食，日理万机，再加上他无法生育自己的皇子已经是不能更改的事实。”（123、157页）观点二：“己亥立储”不得不行而受外界误解，“要害”在于（一）“皇上的病一是太难说出口”；（二）“皇上的病情在一惊一乍后更有加重的趋势”，“已到了清廷不得不考虑皇上万一实在支持不下去或 龙驭上宾 的善后问题”（124页）。那么，如何证明呢？就是不用证明但言之凿凿地告诉读者——皇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病人”。因为：“光绪帝自年幼时代就身体不好，经过戊戌年的惊吓，可以肯定其龙体又受到新的损伤”，“应该相信光绪帝的健康状况在1899年初确实出现反复，甚至日趋严重”（124、127页）。马先生不同意光绪在瀛台“静养”被说成“幽禁”，也反对“皇太后对皇上的任何关爱”被解释成“别有用心”，于是高屋建瓴地指出：“一百多年后重新检讨这些史实，其实还是应该相信一个合法的主权政府不会如此卑劣地造谣误导。我们在清廷高官所留下的文献以及清廷官方史料中根本看不到康、梁等海外政治流亡者所说的那些事情。”（128页）至1899年12月，清廷上谕驳斥康梁言论，强调训政以来上下一心，宫府一体，告诫中外勿信谣言。马先生又认为，这是因“康、梁等政治流亡者的攻击终于惹恼了清政府，甚至惹恼了光绪帝”（128页）。然而，无法视而不见的是，在此前后清廷内部正紧锣密鼓选拔小皇帝，对此“令人不解”处，马先生是这样打发的：“作为政府文件，应该相信其严肃性”；“如果基于同情立场去看待清政府这一重大决策，其实也不难感到这一事件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还是应该从光绪帝的病情、清代皇帝的传承体制等方面去寻找”；“从善意角度去理解己亥年建储活动应该是一条思路，大阿哥如果经过适当教育培养，将来接替光绪也不是不可以。”（128、129页）

至此，差不多可以小结一下写法了：叙事则照搬官方史料，换言之即抄上谕，议论则人家怎么说，就相信人家怎么做，凡有异说，则一律归为“造谣”。昔人有言“才繙史略，即可成文，凿空生义，僻谬不情”，诚此之谓也。欲由“清廷高官所留下的文献以及清廷官方史料”来为政治敌人背书，何异缘木求鱼？如果可以径听单面声音，而不必研判材料性质，排比辨析、去伪存真，那还要史学家何用？殊令人不解者，为何马先生对康梁毫无信任，直斥为“有意造谣”、“散布迷雾”，而对清廷独具“同情立场”、“善意角度”，因之深信不疑，照单全收，同一怀疑精神何不能持平贯彻于双方？标榜“从一个王朝政治本身去理解王朝政治”，莫非就是“从一个王朝的官方文件去理解王朝政治”？专业历史学者表现出的“非历史”和“不专业”，徒令读者齿冷。

这还没完，同样的“神论证”在光绪、慈禧相继死亡上又次重演，并达到高潮。先是对光绪被害的所有猜测和论证一笔抹杀，认定都带有“阶级斗争时代的深刻印痕”，“慈禧太后政治上的反对者肆意编造的印痕”，证据则继续老套：“清政府的官方文书没有这方面丝毫记录，当年能够真正接近权力中枢的大臣们也没有人对光绪之死表示过怀疑。”（260页）“民间的传言和议论当然不能代表历史真实，而历史真实只有当事者或政府当局知道。作为一个享有主权的政府，我们不必怀疑清政府在道德上的起码诚信。”（261页）“光绪帝的死亡对慈禧太后的打击太大了，生命垂危中的老太后越想越伤心，越想越觉得自己的一生太命苦……也就一命呜呼了。这个解释不仅来自清代官方正式文件，而且应该更合乎人道，合乎人情，合乎常理，合乎历史和逻辑。”（266页）

“这个解释”来源就是慈禧遗诏，马先生用此谆谆劝告读者，“不应于此不疑处生疑，更不应该疑其母子之间的真感情。”何谓真感情呢？据说“他们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和谐，而是荣辱与共”（262页）；“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波折，大风大浪，我们从清代正史中从来没有读到皇上对皇太后的抱怨，皇上至死都是感激皇太后的养育之恩和多年来精心照料、耐心辅助”（265页）；“如果从日常情理的层面去观察，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是，皇上清楚地知道自己是领养的，也知道自己在家、国两方面将要负起的责任，因此对于皇太后是尊重的，敬仰的，佩服的，对于皇太后的所有安排、嘱咐，一般地说来是照单遵守、认真执行的。”（264页）又据说，长期肾病和遗精对光绪构成“男人无法说出口的羞耻”，也造成他“性格稍有扭曲”，因为——“作为皇上他没有完成、而且永远无法完成大位的传承，甚至无法对皇后、对嫔妃履行作为一个丈夫应尽的义务”，对此，慈禧能做的事情，“除了安慰，除了劝勉，还能做什么呢？”（265页）

马先生对慈禧充满“同情”，以至于“移情”，不知不觉竟至于角色代入：“表面上的辉煌和体面怎能填满一个青春少妇的正常欲望，年轻的寡妇守着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独和寂寞。”（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