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婉儿之死及平反

按照笔者的推测，上官婉儿在被杀一个月后便获得了平反，而非通常认为的一年之后，其原因何在？这便涉及唐隆政变后，睿宗、李隆基、太平公主三方势力之间的角力。

仇鹿鸣

笔者8月25日曾在《上海书评》发表《复数的上官婉儿》一文，借新出姬总持墓志、司马慎微墓志检讨女性在初唐宫廷中的作用，所论其实与上官婉儿关系不大，不无标题党的嫌疑。孰料一语成谶，上官婉儿墓近日于西安发现，一时间轰动海内，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甚至惊动了洋夷，据说连BBC也做了报道。于是，编辑命我就上官婉儿生平可论处再写一篇小文，实颇感惶恐。上官婉儿生平所存文献极为有限，这两日更是言人人殊，而史语所的郑雅如女士曾撰《重探上官婉儿的死亡、平反与当代评价》（刊《早期中国史研究》四卷一期）一文，对相关的文献已有详尽的分析考辨，因而要在其中讲出一点新意，避免“砖家”之讥，恐非易事。但仔细比读文献之后，笔者对于上官婉儿之死及身后事倒有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大胆推测，但在墓志未公布之前，妄加猜测，本为史学研究之大忌，好在之前已做了一次牛鼻子老道，或可再语乱力怪神一次。至于猜得对不对，各位看官待到墓志公布之后，便可自见分晓。

根据媒体对上官婉儿墓发掘报道中透露出的有限信息，我们已知上官婉儿墓规格不低，墓长三十多米，共有五个天井。天井数量的多少是唐代前期贵族墓葬规格的重要标识之一，如那位起兵欲诛韦后、上官婉儿而被杀的李重俊，唐隆政变后得到平反，谥曰节愍，以太子之礼改葬，其墓亦不过是五个天井，只是规模稍大，长五十四米，可见上官婉儿确实是按照昭容身份以礼安葬的。目前报道中唯一可知关于上官婉儿墓志文字的信息是云其葬于景云元年（710）八月，志文多赞词，若这一信息无误的话，则极为关键。

上官婉儿死于景云元年六月二十日夜，由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合发动的唐隆政变中（时所用年号尚为唐隆，至七月方改元景云），而传世文献中关于上官婉儿身后事最重要的一段记载见于《唐会要》卷八〇：“惠文，赠昭容上官氏。景云二年七月追谥。初，昭容尝引其弟昱为拾遗，昱不受。谓其母郑氏曰： 主上在房州，则武氏得志矣。今有天命，以能兴天之所命，不可贰也。而武三思有异志，天下知之，必不能成。昭容为上所信，而附会三思，诚破家之征，愿姨思之。 郑以为然，言于上官，上官笑曰： 昱谬言，勿信之。 及三思被诛，李多祚索韦氏及上官。上官始惧，以昱言有征，遂乃归心王室。及草中宗遗制，引相王辅政。及难作，以草本呈刘幽求，幽求言于玄宗。玄宗不许，命杀之。以其有功，故此追赠。开元初，玄宗收其旧文，勒成集，令中书令张说亲为其序。”以上这段史料中，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上官婉儿于景云二年（711）七月获得平反追谥，《资治通鉴》亦云“秋七月癸巳，追复上官昭容，谥曰惠文”，两书所据史源或同。何谓追复，胡三省注曰：“追复其昭容之职而加之以谥。”但据网上所见上官婉儿墓志盖的照片，志盖篆有“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可知上官婉儿昭容之位的追复，定在景云元年八月之前，因而笔者怀疑《唐会要》《通鉴》中景云二年当为景云元年之误记，可据墓志正之。

而且这一推测，在传世文献中，亦可以找到旁证。《文苑英华》卷九三三收有张说撰《昭容上官氏碑铭》，此碑是上官婉儿平反后所立的神道碑，与新发现的上官婉儿墓志当作于同时。文前小注云“齐公叙不录”，齐公指的是齐国公崔日用，则此碑本由两人合撰，崔日用撰序，张说作铭，规格甚高。崔日用本属武三思一党，后改附玄宗，在唐隆政变中立下大功，因获封齐国公。其于景云元年七月入相，但仅月余便因与薛稷不合而遭罢相，寻出为扬州长史，历婺、汴二州刺史，兖州都督，荆州长史。因而景云二年七月，崔日用并不在长安，自不可能为上官婉儿神道碑作序。

若笔者以上推测不误，则上官婉儿在被杀一个月后便获得了平反，而非通常认为的一年之后，其原因何在？这便涉及唐隆政变后，睿宗、李隆基、太平公主三方势力之间的角力。稍后缔造开元盛世伟业的唐玄宗李隆基虽然是唐隆政变的主谋，但当时不过二十五岁，仅是一名小小的潞州别驾，并无多少政治号召力。因而与之前拥立中宗复位的神龙政变仰赖李多祚等禁军高级将领的参与不同，李隆基倾心结交的“材力之士”中，现有不少墓志已被发现，大都是出身微末的禁军中下级军官及兵士，而且人数恐亦有限。于是才会出现钟绍京率丁匠百余人作为政变主力突入禁中这一颇有些滑稽的场面。钟绍京时任苑总监，分管长安宫苑的日常修缮，“凡禽鱼果木，皆总而司之”，其所率领不过是平日在宫苑中养花种树、修理房屋的工匠，如遇禁军坚决抵抗，这些素无训练的乌合之众能有多少战斗力实在是颇为可疑。因而，政变若想取得成功，必须获得武则天以来便权倾朝野的太平公主的支持。而在韦后当政后被逐渐边缘化的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一拍即合，命其子薛崇简从之。薛崇简曾任左监门卫大将军，在禁军中或有一定影响力，时任卫尉卿，是参与政变中官阶最高的人物，而卫尉“总武库、武器、守宫三署之官属……凡天下兵器入京师者，皆籍其名数而藏之”，颇疑李隆基发动政变时的武器便获致于薛崇简。故唐隆政变虽由李隆基在前台发动，但背后实仰赖于其父相王李旦的人望与太平公主的支持。

但政变成功之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迅速走向对立。政变之起，虽以“今夕共立相王”为号召，仍旧以中宗之子李重茂为帝，并未将权力交给李旦。政变当夜，便下制敕百余道，次日更以李隆基亲信刘幽求为中书舍人，掌诏命；封李隆基为平王兼知内外闲廏，押左右厢万骑，控制全部禁军。同时大肆屠杀韦武宗属，崔日用将兵诛诸韦于杜曲，襁褓儿无免者，武氏宗属缘坐诛死及配流，殆将尽矣，甚至将韦皇后的尸体悬挂于市，株连之广、手段之酷毒，为唐之前的宫廷政变中所未见。特别是武三思父子早已死在神龙三年（707）节愍太子的未遂政变中，韦后时代诸武势力并不活跃，被株连其中实属无辜。因而，正如郑雅如所指出的那样，李隆基所欲消灭的不仅是韦后一党，而且想要彻底破坏并重建武则天以来的宫廷权力结构。李隆基亦直接向太平公主本人发起了挑战，六月二十二日，政变后的第三天，便下诏停公主府，削弱太平公主的权势。

但随后形势开始逆转，六月二十三日，太平公主传少帝命请让位于相王，但李隆基并未就范。当日以钟绍京为同平章事，并贬中书令萧至忠为许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为华州刺史。这后面两位都是亲太平公主的人物，三年后在李隆基消灭太平公主的先天政变中皆被杀。此刻，连刘幽求亦请李隆基出面拥立相王，但最初仍被李隆基以“亲兄之子安肯代之”为由回绝，刘幽求以众心难违复请之，李隆基方才出面请其父相王即位。此时这位儿子口中“性恬淡”的父亲倒是没有拒绝，次日便即位于太极殿。这至少可以证明，仍旧以少帝李重茂为傀儡并不在最初的政变计划中，而是政变成功后李隆基自己的决断，否则不会在短短四天之内，在局面并不稳定的情况下，匆忙改拥相王。睿宗即位之后，迅速改弦易辙，六月二十六日，改除钟绍京为户部尚书，罢相，寻出为蜀州刺史。同日，敕：“公主置府，近有敕总停。其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开太平公主府，即宜依旧。”二十九日召回之前被贬的萧至忠、崔湜等，官复原位。可以说尽管用和平方式完成了权力交接，但睿宗即位后的一系列举措，不啻另一场政变。而这十天之中，李隆基与睿宗、太平公主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之前尚未有学者措意。

上官婉儿的平反便是在这一局面下发生的，前引《唐会要》中所涉及的另一个关节点则是上官婉儿本人其实是亲睿宗的，其起草的中宗遗诏中有引相王辅政一节，并以草本示刘幽求，《通鉴》除此之外，尚记载“昭容执烛，帅宫人迎之”，可见上官婉儿对于政变并不畏惧，甚至有以拥立相王功臣自居之意。她也并非死于乱军之中，而是刘幽求请示李隆基后，在李隆基的坚持下才被杀的。而李隆基之所以要杀上官婉儿，则与之前所提到的其本欲彻底清除武则天以来统治宫廷的武、韦政治势力之初衷有关。

而出面为上官婉儿平反的很可能便是太平公主，一个有力的间接证据来自张说所撰《上官昭容集序》（收入《文苑英华》卷七〇〇）：“镇国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尝共游东壁，同宴北渚，倏来忽往，物在人亡。悯雕管之残言，悲素扇之空曲。上闻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叙兰台之新集”，则上表请为上官婉儿编集文集的正是太平公主，因而上官婉儿集的编纂并非如前引《唐会要》所记在开元间，而是在景云间。这一点陈祖言198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张说年谱》中早已指出，其依据《通鉴》记载上官婉儿在景云二年七月获追复，系其事于当年七月或稍后。但从目前发现的证据来看，则更可能是在景云元年七月上官婉儿平反安葬后，两事可能具体皆由张说经手，故《上官昭容集序》《昭容上官氏碑铭》皆出自其手。那么目前发现上官婉儿墓志虽未书作者，抑或是张说或崔日用所撰？张说撰《昭容上官氏碑铭》虽辞藻华丽、堆砌典故，但其中所用的一个典故却颇可玩味，“如彼三良，秦焉悼之”，将李隆基杀上官婉儿，比作秦穆公杀良臣奄息、仲行、鍼虎，批评的意思非常明显。或亦可旁证此碑当立于李隆基处于守势的景云元年八月，而至景云二年七月，李隆基已监国，且张说已倒向李隆基一方，写这样尖锐的文字似不太可能。另据报道，上官婉儿墓曾遭到人为有计划地破坏，如墓室中的铺地砖被全部揭起，则不无可能是李隆基先天政变诛杀太平公主之后，不满于之前为上官婉儿的平反之举，复破坏其墓葬。但上官婉儿的墓志保存完好，并不像徐敬业起兵之后，其父李震及妻王氏的墓志皆遭人为破坏，目前这仍是一个谜团。

另一个可以提出的话题是张说与上官婉儿之间的关系。一般都认为张说为李隆基一党，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景云二年二月，张说力劝睿宗命李隆基监国。但在此之前并没有任何材料证明张说与李隆基关系密切，张说亦未曾预闻唐隆政变的密谋，其与李隆基的关系应该还是肇源于景云初侍读东宫的经历。但张说最初却是武则天后期拔擢的文学之士，故其在中宗时代作为宫廷文人群体的一员，与上官婉儿及太平公主过从甚密。张说有《奉和圣制幸韦嗣立山庄侍宴应制》诗，其中一联作“舞凤迎公主，雕龙赋婕妤。”《唐诗纪事》记其本事：“先一日，太平公主、上官昭容题诗数篇。”因而，张说在上官婉儿平反一事上态度积极并不足为奇，他本人就是上官婉儿当权时“盛引当朝词学之臣”的受益者。

借助此次上官婉儿墓的发现，使得平日远离公众视野的考古发掘与墓志研究一时间颇受瞩目，但希望这种公众关注度的提高带来的是全民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而不是助长愈演愈烈的盗墓之风。任何一位研究中古史的人都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最近十余年来新出土的墓志已有近五千方之多，大约与过去一百年来发现的数量相当，但其中约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盗墓所得。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收藏热的兴起，墓志价格在黑市上水涨船高，更助长了盗掘墓志甚至作伪的风气，而无数重要的文物资料随着盗墓活动的猖獗而永远消失。以下仅举几个最著名的例子，西安前几年追回的武惠妃棺椁，虽然被视为中美联合打击文物走私的一个成功案例，但这座规模巨大的墓葬中其他的随葬品包括玉册在内皆不知所终，须知金银器、陶俑等没有文字信息的随葬品一旦脱离了墓葬环境本身，即使在流入国内外文物市场后被追回，我们也几乎不可能再对应到其具体出土墓葬，更不用说复原其在墓葬中具体的空间位置及礼仪功能，大量重要的学术信息便在盗掘的过程中永久丧失了。

与上官婉儿多少有些关系的是，武承嗣墓志最近被刊布，这是目前发现初唐形制最大的墓志，长宽皆一百二十厘米，遭盗掘后辗转由中国农业博物馆收藏，但如此高规格的墓葬是否有其他重要随葬品出土，我们则一无所知。而此方墓志中间断裂为两截，据闻便是盗墓者盗出时，因盗洞太小，无法取出墓志，故将其截为两段，分别取出所致。须知建国以后那些具有轰动意义的考古发现，如安阳的妇好墓、满城的中山靖王墓、长沙的马王堆汉墓，之所以能有重要的收获，根本的原因便在于这座墓葬没有被盗或仅在早年被盗。对于研究资料极为有限的中古史而言，新出碑志是包括笔者在内很多同行关注的焦点，但若只能通过非考古途径来获致新知的话，那我宁可不再有机会看到这些负载着原罪的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