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增长实录

2013.9.11重启增长

Yang Yanqing：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能够具体地讨论一下如何实现这种目标，我们今天的嘉宾都是非常重量级的人物，我左边是张晓强先生，他是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他左边坐的是Richard Goyder先生，是来自澳大利亚西农（音）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坐在中间的这位先生是资深的政治家是芬兰的总理Jyrki Katainen先生。他左边坐的是Urs Rohner先生，您昨天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李克强总理也给了您非常好的回答。他旁边的是非常有名的土耳其副总理Ali Babacan先生。而且他现在周游世界里推动土耳其成为2020年奥运会的主办国。我很遗憾今年没有成功。坐在他右边的是俄联邦副总裁Arkady Dvorkovich先生。我们今天有两轮的讨论，之后会请观众提问。第一轮的讨论主要是要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也就是未来的增长如何实现特别是考虑到现有的增长模式已经变得比较老酒了，我想先问芬兰，根据全球指数在过去的几年中芬兰的排位不断地上升，今年是位列第三。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寻找智能的生长模式的时候，我想问您采用了什么样的措施？而且芬兰崛起的秘诀在哪里？我们洗耳恭听。

Jyrki Katainen：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基础教育的普及，我们非常重视基础教育的质量，尤其是要衡量教师的培训，教师的角色。因为他们的角色相对是比较独立的一个角色，特别是在教室当中他们不仅仅是教师，同时也是开发者，也是导师。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全球的开放性。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不能闭关锁国，所以我们也需要吸引外部的投资，我们也是自由贸易的一个用户者，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户自由贸易的规则，我们研发的投资帮助了私有的部门集中更多的投资。现在我们的投资占GDP3.5%，75%来自于公有部门，25%来自于私有资本。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竞争性，因为根据我们的理解全球的竞争性没有说某一个国家是领先的，我们竞争的优势必须在全球的背景下来衡量。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提高我们的目标，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考察我们现有的这些公司可以如何地更新或者是改变，如果他们可以这样做他们就可以在全球的竞争中胜出，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个公司必须要有创新性才能不断地改善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不断变化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Yang Yanqing：我们知道睿智一直是居于榜首的，您觉得有没有希望取代他们呢？

Jyrki Katainen：我觉得瑞士明年肯定就第二了，我们第一。当然了，这是我们的梦想，不过我说了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我们是一个小国，但是我们必须要非常地敏捷，必须要迅速地适应世界的变化。你在研究和教育上来越投资你就越在竞争力上投资，就能能够以开放而且容忍的态度来接受变化。所以，没有任何避风港湾，但我觉得我们应该不断地向前进，虽然我们想要保护自己的社会财产，但是我们也需要保持一种全面的开放，这样的话才能成功。

Yang Yanqing：接下来我们说到了新的市场，如果考虑到现有的QE的影响和变化现在有许多的资本退出了新兴市场，您觉得如何能形成一种具有弹性而且形成了竞争性的，特别是在全球高度关联的经济环境下，我觉得Ali Babacan先生应该很有高见。

Ali Babacan：土耳其的角度来讲我们一直在推动一种开放性的经济，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而且也在推动这个地区的各个经济体，这就包含着人、资本、服务等等这些的自由流动必须要保证长久的稳定的增长，必须要实现这些自由的流动。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且社会可持续性的增长，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地重要，虽然土耳其过去的十年增长非常地快，特别是考虑到人均GDP，虽然我们现在人均GDP是1.7万美元，但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在过去的十年中得到了极大的改善。OECD报告显示基尼系数土耳其是最高的，国内的财富越来越增长，同时它的平均分配性也越来越好。过去几年来联邦储备不断地在下降，包括了印尼、印度、巴西、南非等等，特别是赤字比较严重的问题，开始发现了联邦储备的减少。特别是在土耳其这只是占到我们的1.2%。同时我们也在进行一个重新定价的过程，要考虑到生态、环境等等，所以这些影响也在显现。但是考虑到一个时间性，我觉得新兴的经济体前景是非常广泛的，我们预期今年的第二季度中的经济增长率已经高达4.4%。所以，我们也要确保这种增长是可持续性的。在09年的时候我们生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新增就业机会，而且这是由于我们有专向性的劳工政策，确保女性和年轻人更容易加入劳动力的大军，特别是女性的就业率现在增长得非常快，这是由于我们制定了专门的政策来扶持女性参与经济活动。从长远来看，对世界新兴经济体来讲我们增长的前景非常地广。当然了，这些国家同时也有许多的问题，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从长久来讲虽然短期内会有一定的起伏，因为竞争性的不同以及新兴经济体的社会基础设施和建设需要一定的时间。

Yang Yanqing：我们再说一下改革的问题，您觉得在土耳其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还是没有到？

Ali Babacan：我觉得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经历同样的阶段不仅仅是土耳其。当然要看到是在做什么，而且退出机制是什么？我们也在向ACB和FID（音）建议在G20讨论的过程中，我问了央行的同事们你们在考虑什么？这样的话要尽快地通知市场，这样我们市场当中才可能看到更多的可预测性并采取适应的措施，这样的话可以尽量地减少负面的影响。不过时间是一个微妙的条件，在许多的新兴经济体当中，也就是这两天中可能经历了一些放缓的增长，但长久来看肯定是非常光明的。

Yang Yanqing：您说土耳其长远的未来是非常乐观的，我们换到中国来谈，中国最快是10%的增长，现在下降到了2%的盈余，相对于GDP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的变动代表着经济模式的转型更多是依赖消费而不是出口，可能是这样的。但同时我们知道“十二五”规划想要促进智能和绿色增长扶持一些战略性和环保产业，根据估计2015年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占GDP的8%，2020年以后比重也会上升到15%，我想问一下张晓强副主任这些目标是不是过高？我们其中达到了多少？十二五的规划是期待是在2015年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占8%，2020年占15%，2010年这个占比只有3%，这个计划到底是很有野心的计划还是说是可以完成的计划。到今天我们的计划完成得怎么样有请张主任。

张晓强：其实你要看这些新兴产业我觉得我们起步得很好，有一个很好的开头。这十年来生物技术产业发展得很快，新能源特别风能已经排名全球第十了，风能实际发电的电量已经超过了中国核能的发电量，今年一季度、二季度仍然表现出了很强的发展势头，比如说在今年头6个月制造业附加值总和同比增长了9.3%。然而高科技产业已经跟上了这些传统产业的发展速度，其实要比制造业的平均值快出2到3个百分点，连面对产能过剩问题的太阳能领域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扩大了国内市场。根据我们的预计新增的太阳能产能也会超过10GW，也会排名世界第一，因为去年德国还是世界第一。那么今年中国会超过德国。所以总而言之我们认为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比如说最近国务院宣布要采取新的措施扩大各种信息产品的消费，包括手机网络和移动通讯产品，我们准备很快就发放4G移动通讯牌照，我们也会重点开发高科技产业，比如说今年头7个月国内生产的集成线路产量提高了30%。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增长快、另一方面核心的竞争能力大幅度提高而且每年都是如此。

Yang Yanqing：谢谢张主任，我开始就说过我们这一场会议只是想谈论一下各种利益方可以怎么样合作来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标，今年G20峰会的轮值主席国是俄罗斯，俄罗斯这方面的各种打算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结果俄罗斯在就业增长方面有什么样的进步？

Arkady Dvorkovich：非常感谢我也特别高兴能够来到这儿，我们刚在圣彼得堡举办了G20峰会，我当时就是类似于导师的角色，我自己觉得还挺成功的，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并不是一个国际上的决策或者是谈判平台，它只是一个对话的平台而已。所以，它主要的作用是让G20各方能够比较一下他们的看法，并且就最关键的全球经济和金融问题达成共识，我觉得这次达成了这么几个共识，第一是各国需要继续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需要采取更负责任的债务政策，原因是因为欧美等国家已经有这么一个共同的理解，现在的债务水平是不现实的，必须减少想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太容易。如果这些债务减少太快就会让国内经济增长放缓，所以需要平衡，每个国家按自己的速度去走。同时世界银行需要进一步改革，让国际金融机构能够提高他们的效率，一方面要管理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也是要成为一种保障，不仅仅是应对危机的一些机构，而且预防方面也要起到更大的作用，到目前为止比如说塞浦路斯危机可以看到欧盟当时只好采取一些特别严重的措施，包括没收一部分的私人存款。这当然也会引起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不信任，很严重。第二，需要寻找一些新的投资融资渠道，这主要是各国财长谈的一点，达成的共识也是最后生命中的一个点，长期融资需要找到新的融资渠道特别是基础建设还有中小企业的发展等方面我们需要一些新的融资渠道才可以制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第三点共识是我们需要在能源还有金融市场等领域让决策过程变得更加透明。包括国际金融机构，还要在一些领域进一步打击腐败。我觉得这三点共识是很好的结果。

我个人还有这么几点看法，各国政府各方面的政策特别是能源政策需要更透明，而俄罗斯能源政策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政策，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其他大国明年政策的方向是怎样的，所以我们的决策环境不确定的因素特别多，而且正好能源这个领域需要做特别长期的投资，动用大量的资金。所以一旦碰到了欧洲或者是美国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新的发展或者是变化，可能就会严重地影响你已经做好的计划，所以我们需要更确定的一个决策和投资环境。

Yang Yanqing：大家也需要同意继续避免任何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Arkady Dvorkovich：也许2017年以后就不会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了，但这一阶段不能有任何的贸易保护主义，现在还有各种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协议，但是至少我们共同表示了这个意图，尽量避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如果能做到的话就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Yang Yanqing：非常感谢总理先生，你刚才提到了很多跟金融有关的话题，我想睿信（音）的首席执行官肯定有这方面的看法，我想在这之前问一下澳大利亚的朋友，明年是G20的轮值主席国了，所以我想问Richard Goyder如果换你做澳大利亚的总理你会怎么样开明年的猛回？

Richard Goyder：其实你问这个问题我不陌生，因为我已经是B20（20家大企业集团）的负责人，所以在准备G20的峰会中我也会做一些准备的工作。我会继续做俄罗斯政府做的事情，把大部分的努力集中在增长和就业两个方面。我觉得在寻找新的增长机会的同时也不应该忽略目前我们手上已经有的比较简单的增长的机会。我们去年做了研究发现如果废除所有的非贸易壁垒，如果全球各国废除这些壁垒的一半就会让世界多出2.6万亿的GDP。当然，废除贸易壁垒也会带来很多的好处，所以还有很多投资，世界每年投资1万亿到1.5万亿需要投资这么多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当然还没有能够做到，如果能够做到的话我们会看到变化比较大。所以，有的机会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只不过我们没有去做过而已，另外也可以加上一些新的增长机会让更多人能恢复工作，这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好的未来。大概这些信息就是我以后准备要和新任澳大利亚总理说的，包括对所有国家元首都准备要这样说，如果能够让贸易量提高的话就可以提高生活水平，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我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总，大公司不一定是能创新的公司，所以我们同时要营造一个创新的环境让一些高教育水平的人可以有一种创业的经验哪怕是容忍他们失败给他们一些机会。所以我们在我们这样的大公司里也努力营造这样的氛围，允许失败。

Yang Yanqing：接下来我想问一下Urs Rohner先生，未来对金融行业来讲智能增长是怎样的？特别是雷曼兄弟垮台五年之后，现在还是可用的吗？

Urs Rohner：我觉得金融行业其实是可以做缓冲的，特别是有钱人和无钱人之间的需求。另外我们注意到增长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取得，不管是用更多的生产要素还是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都可以实现，不管是人还是资本，如果是资本的话这样的话可能会要求需要有一个良好的银行业和良好的流动性，我觉得这是08年我们所遇到的一个问题，各位都知道。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有一个过度杠杆化的问题。所以各方引起了连锁的反应，包括了结构的调整计算的减少等等，我觉得在这个行业中经历了很多的变化，在未来特别是在增长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确保这方面要限制一种风险，也就是泡沫形成和破灭的周期的风险，也就是说我们要尽量地能够保持住我们所创造出的益处和福祉，所以我们要有不同的方式，同时要有一个现实的态度，这个是不能最终避免的，但我们可以尽量地限制它，因为杠杆也可以成为增长的驱动力。比如说我们说到职能的增长，也是我们希望可以达到的，也许在未来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更加地重要，但是我们考虑到关键是可持续的增长。说到底并不非得是一个金融的决定而是一个社会的决定、一个政策的决定。每当我们说到这种智能模式的时候必须要考虑我们的期待值应该放在哪儿。因为我觉得期待值应该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受教育、体面地生活等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能要稍微改变一下我们的方法，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增加成长的极端。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智能增长的真实的含义。

从08年到现在整个金融行业经历了长久的变化，而且进行了很多的调整比如说杠杆率以及风险率的对比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些重点对我来讲最为重要的一个现行的银行业的监管中有一个缺点，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特别是原则来讲，以及有一些规则比如说我们没有巴塞尔的框架，这样能影响我们希望能达到的目标，也就是说可持续性。因为要实现可持续写必须要有清楚的框架、清楚的原则，大家都一致的原则。而且在这个系统中如果没有这些不同的机构肯定不会成功，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在整个的系统中统一的。在这方面我们最近的这些计划中还没有实现。

Yang Yanqing：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在第一轮的讨论过后我们还有一个辩论的过程，我们有很多的解决的方案可选，比如说有教育，应该有全球的开放性，应该加大研发，应该确保社会可持续性，而且中国的经验证明我们应该鼓励新行业的增长，而且G20峰会上也说金融和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澳大利亚的这个意见是应该有一个自由贸易的重要性的考虑，同时还有对金融行业来说应该减少风险，而其他应该可以增加一定的风险，同时对金融行业来讲，我们应该有一个全球的框架来确保全球能够实现可持续性的增长的模式。我觉得可以提出几个简单的问题来回答。最困难和最具挑战的，在短短的新的备选可持续增长模式的这方面您觉得最难的、最具有挑战是什么？张主任您觉得？

张晓强：说到智能的增长我觉得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而是整合的全面的方式。比如说在中国当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时候，必须得进行经济的改革。

Richard Goyder：我觉得现在的变化太快，现有的系统和规则不能够很快地适应，我们应该加强我们的适应的效率，能带来效果并鼓励年轻人。

Jyrki Katainen：我觉得最难的是金融业的增长，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在的监管框架，现在更加地紧缩了，当然了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我们对好的项目而言应该可以为他们找得到融资才行。同时这也是一个积极的挑战，我们要推动一个更加可持续、更绿色的发展还是要保留我们原有的这些技术？如果我们是更绿色的技术的话，增长不但是可以可持续的而且是可以很快的。

Yang Yanqing：请土耳其来谈一下在G20集团里讨论的其中一国，提到了有最大的航班数的国家也有最多的基本的限制，而且相应的框架也并不是很全，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Ali Babacan：我觉得结构性改革对可持续增长非常地重要，我觉得在过去的两三个月中讨论的东西正相反的是现在的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市场都在进行深刻的改革，包括调整社会福利以及东南亚9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还有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推动了许多国家展开了结构性的改革，在欧盟包括许多的发达国家他们的金融系统更加地成熟，许多东南亚的主要银行、东欧的一些主要的银行还有墨西哥、土耳其。我们的银行业是比较坚实的，因为我们及时地采取了改革，土耳其在澳大利亚之后将会担任G20的轮值主席国。我们在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时候将会强调一点，就是如何使全球增长更具有包容性，特别是帮助那些最不发达国家，而且要使这种增长概念对所有的国家都是更为重要的概念，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最贫穷的国家，特别是非洲潜力是巨大的，而且非洲更需要倾听他们的声音，而且他们对自己经济结构方面的重视也要更大。

Yang Yanqing：接下来想请Arkady Dvorkovich先生来谈一下。

Arkady Dvorkovich：当然了，我们有最好的教育系统，我们现在都知道芬兰的教育体系是最好的，或者是最好的之一。但是，教育仍然是重中之重，特别是基础教育，应该从根本上推动智能的增长，但这是一个长久的工作，需要几代人才能实现教育系统完好的效果，我记得芬兰的教育改革7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这将会集中不同的改革的措施，一方面是我们需要创建有竞争性的市场给他们提供环境，同时让他们创新自己的技术。对于俄罗斯政府来讲这就不太容易我们关闭一个工厂就不容易，一个工厂里的雇员规模非常大，当地政府能做什么呢？市场能否吸收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正在尽力地找寻这样的解决方案，希望在减员的同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确保不会过度地影响这个就业，现在我们的失业率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现在GDP的10%都是放在的培训和教育方面，所以我们现在的国债水平也是非常低的，只占GDP10%，所以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下手。

Yang Yanqing：Urs Rohner先生，我觉得作为一个银行家从金融的角度来讲讲。

Urs Rohner：我们需要创造一个稳定并可持续的环境，这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够被人们认为是稳定的。因为我们需要确保G20不同的原则、目标、措施都要一一地落实才行。考虑到未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下一代，我们需要有高技能的人才，比如说像瑞士或者是芬兰这样的小国，才能保证全球的竞争性。同时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的环境允许人才和物资的流动。

Yang Yanqing：非常感谢我们还有15分钟的时间，现在请观众特别问题。请在提出问题之前自报家门，尽量地简短。我注意到很多人都举手了。有请这位女士。

提问：我非常高兴地听到了Jyrki Katainen说创造的就业率，欧洲现在失业率非常地高，欧洲整体事业人群高达900万，我想了解一下在政府和私有部门方面可以做哪些事情带来绿色的增长。

Jyrki Katainen：我们说一下政府能做什么，芬兰在90年代初期面临着同样的失业危机，不能说整整一代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但可以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因为经济衰退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今年年初我们发动了一个新的计划，25岁以下的年轻人都会有保障，他们要么就是上培训，要么就是上工作，要么就是上高等教育。所以可以避免太多的年轻人闲置很长的一段时间，另外针对30岁以下的毕业生采取了以下的措施，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必要的，因为我们不能丢弃一些人。

Urs Rohner：非常感谢你这个问题，你提到的是一个悲剧，公共部门当然可以做得像你说的那样，同时就算在欧元区有一些地方劳动市场还有待完成自由化过程。在私人领域也就是企业界，我觉得我们瑞士面对的是一种双重的一分为二的教育体系一部分人接受高等教育，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直接到企业做学徒。当然我们年轻人的失业率远远低于欧洲边缘地区，但是因为有公司吸收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做学徒所以就大幅度降低了年轻人的失业率，一方面他们有了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就提出了跟就业有关的技能，所以是多方面的好的投资措施。所有公司应该注意这一点，他们应该多培养很多的人才，并且也要留住，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经营，而且还有一种道德的义务在里面。

Yang Yanqing：副总理先生怎么看呢？

Ali Babacan：我觉得可以做这么几点补充。第一是年轻人能够到企业接受一些实质性的培训，头6个月的工资是我们政府给付，后来如果满意的话，他们可以接着在那做普通的员工。另外，就业培训我们每天就提供了每日10美元的培训补贴专门提供给失业的年轻人。第三项措施是针对29岁以下的年轻人社保费用本来应该由雇主来承担，后来我们决定政府承担头两年到头四年的社保费用。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失业率比欧洲平均值低8%到9%。

Arkady Dvorkovich：我觉得都说的很高，关键问题是重点在哪儿？如果是减少年轻人的失业率，那应该动用大量的资源可能说明另一个问题做的努力就有限，因为预算是有算的，政治方面的行动能力也是有限度的。所以这方面是一个取舍。我们在高加索北部的一些地区准独立区失业问题很严重，我们还需要想办法。还有一些俄罗斯其他边远的地区年轻人失业问题很严重，所以我们转移了其他项目的钱，专门用于年轻人的就业方面。另外任何一些国家想要有多少的社保和福利是自己的选择，归根到底是政治的选择。

Yang Yanqing：俄罗斯整体的失业率是多少呢？

Arkady Dvorkovich：整体上是5.3%，年轻人高出一些，但是在高加索北部地区要达到20%。

Yang Yanqing：中国的失业率呢？

张晓强：我们的统计是4%，实际是5%左右。

Yang Yanqing：土耳其呢？

Ali Babacan：平均失业率是8.9%，年轻人17%。

Yang Yanqing：澳大利亚呢？

Richard Goyder：澳大利亚失业率大约5%，年轻人工作机会比较多。我觉得我们私有企业可以多做很多的事情，刚才还有几位提到了可持续的未来，这离不开私营部门在就业方面多做投资，包括跟政府一起采取行动才可以改变我们的未来。

Yang Yanqing：另外两个国家芬兰和瑞士是怎么看的？

Jyrki Katainen：芬兰的平均失业率8%。如果不算在培训的那些年轻人的话。

Urs Rohner：瑞士是8%左右。

Yang Yanqing：因此我国的失业率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值。

提问：我是在中国金融界工作的，我想问一下Urs Rohner董事长，全球需要采取更严格还是更宽松的金融监管才能对金融界的增长比较有利？

Urs Rohner：这还是一个难题我们银行家当然很讨厌特严格的规定，但有时候确实有必要，与其严格和宽松不如要求那些业已存在的规定更清楚，执行得到位，不一定需要20万条的大规章，如果能把它总结成10个比较清楚的原则，然后再彻底执行这些原则，当然这是一个理想，你还需要建造各种模型包括风险评估模型，归根到底你还需要围绕一些特别简单的原则去开展你的监管工作，才能保证金融业的稳定而不是说大量通过各种新的立法和监管规章。现在全球层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国家都开始开展国际业务，那么你一旦作为一个国际银行都需要遵循50多个国家的规章，这是难以想象特别复杂的一个过程。最后的结果是你操作风险加大了。然而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更稳定的金融系统。所以监管规定需要清楚也可以很严格，也需要执行到位而且需要更连贯。

Yang Yanqing：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评论。我可能自己再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最想改变的东西是什么？

Arkady Dvorkovich：这个问题问得好啊，第一就是把这个西装给换下来。说严肃一点我们参加这样的会议往往都是收获很大，都很愿意听到各位的印象和感受，我们现在处在很关键的时期要制定好中长期的政策，如果发现各位更乐观一点儿不是悲观那么我就更愿意批准一些投资项目。如果感到整体的情绪更悲观一些，那么就不太愿意批准那么悲观的项目。

Urs Rohner：我就说一下我参加过这么几次会议，我觉得所谓数据大世界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特别是金融服务这方面，数据的能力包括建造一些新的模型来了解消费者，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做，我们回去就会用很多的时间更深入地了解大数据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因为这可能就是我们以后要面对的一个大的转折点，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需要回答客户的问题。

Richard Goyder：我们回去就会雇佣更多聪明的年轻人。

张晓强：我觉得对中国来讲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结构要升级，要深化我们的改革。

Yang Yanqing：我再问一下十八大三中全会可能通过最大的一个改革措施是什么？

张晓强：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正确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角色的区分。

Yang Yanqing：那么你现在面对市场觉得自己的角色范围没有问题吗还是需要再改？

张晓强：说实在的政府的一些职能还是未来由市场来做，特别是资源分配应该以市场为主，我们应该把更多的职能转移给市场，这就对企业对竞争更有利了。

Yang Yanqing：总理先生您怎么看？

Jyrki Katainen：我自己比较重视的一点就是清洁技术将会是一个新革命，芬兰已经是差不多是欧洲清洁技术的中心。几天前我刚到北京会见了一些中国清洁技术的公司代表，我发现中国的公司特别是中国的餐厅对我们的发展很重要，因为中国餐厅有很多废止的食用油，他们炒完菜以后就要扔，其实可以拿过来做成飞机燃料，这是一种很清洁的技术。

Ali Babacan：我们正在制定一个中期发展计划，我们将采取更多的措施让劳动力市场更灵活地运作，同时福利也要得到保障，但我们劳动力市场会变得更灵活一些，另外一点是进一步改进商业环境，能效对能源进口国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话题，因为最后都是我们自己买单。最后一点是想提高我们的积蓄率，因为这是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了。其实就算没有来参加这个会议我回去也会在这方面采取措施。

Yang Yanqing：好了，谢谢我觉得我们基本上达到了最初说出的目标。如果总结的话我可以这样说，智能发展模式有四个部分，一个是教育包括劳动市场的开放。第二个是全球开放和国际贸易。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促进各种新技术包括所谓大数据等。第四是更重视结构改革。有这么四个点。非常感谢各位嘉宾！感谢各位观众的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