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与城邦”的……当代思考

一周书记

李公明

在新近的当代政治文献中，我们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呼唤：比武力和金钱远为强大的力量是爱；真诚的大爱是政治解决的根本力量；爱与自由、平等、公义是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核心精神。尤其是在面对某种两难困境的时候，非功利、非策略的大爱应该成为政治叙事的重要范畴之一，其核心词汇是倾听、沟通、宽容、忏悔、信任、共建。很显然，这种语境中所谈到“爱”的涵义远超出一般的伦理范畴。然而，对“爱”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由于受到现代思想体系的学科分割化的强烈影响，以至今天似乎在宗教领域之外便很难找到“爱与政治”共冶一炉的稳固的话语立足点。而且，在上述的当代政治文献中，“爱”的话语力量仍然苍白无力。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方古典时代，却可以发现在政治话语与实践框架之上曾经有过爱欲与政治的自然结盟。这种古今之别除了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在性质、规模、历史语境等方面有巨大差异以外，在现代政治动机研究中极大地降低了人性中爱欲的作用是重要因素，因为爱欲基本上被私人化了；动机问题往往都被经济的、社会的因素所占据。

如果不是对古希腊历史与经典著作有一定了解，当代读者对“爱欲”与“城邦”的联系很可能会感到茫然，因为在今天人们看来，爱欲一般指男女间对情爱的欲望，纯粹是一种私人化的激情，它所包含的性与爱的含义只能是发生在个人之间的隐私；而城邦无疑是一种政治共同体，其产生、繁荣与衰落与私人的爱欲究竟有啥关系呢？读路德维希（Paul W. Ludwig）的《爱欲与城邦——希腊政治理论中的欲望和共同体》（陈恒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可以思考希腊理论家们为何并如何从爱欲角度来论述爱欲与城邦的关系，如何把爱欲理论延伸到城邦、政治共同体等不具有个人属性的欲望客体，从而为当代人提供了另一种看待政治现象的方式。其实，这种思考的意义也超出对政治现象的认识，作者在引言中说，“进而言之，爱欲的古代理论恢复了被轻易分割为不同领域的人类经验之间的深层联系，藉此为人性的完整提供了证词。那时人类出于爱和荣誉而实施的行动，超过现行政治理论容许的范围。”（第18页）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既应该反思在现代政治中人性动机的地位，以及在今天的人性动机理论中的政治化问题，同时还可以思考爱欲在今天人类经验中的深层作用。

作者在引言的开头就说，“古希腊政治话语一再认为，是充满爱欲的激情导致希腊城邦的兴起、存续以及衰落。古代政治思想家相信，爱欲虽是极为个人化的激情，却和公共事务息息相关。对他们而言，爱欲一词远远不止具有爱和性欲等普通含义，还囊括大量的用意，诸如抱负（ambition），爱国主义以及其他具有严格政治色彩的愿望。”如果说这种在语义层面上的论述还是比较能够理解的话，那么当我们进入到与爱欲有关的希腊政治话语的三个分支的时候，在行为和心理层面上的理解恐怕会比较困难。比如，分支一“政治男色”，“其内容是：成年男性与男童或青年之间有恋爱关系，其目的在于或应该在于引导后者进入成人世界，以及教给他们公民的职责，如运动、军事和政治才干”（第22页）；分支二则是认为“爱欲能传递共识和公民友情”，自由公民中的异性和男性之间的恋爱关系能促进团结一致，并形成政治或军事优势；爱欲使城邦公民凝聚在一起（第23页）；分支三是关于城邦成为爱欲的对象，即，“爱国主义被置于爱欲的基础之上”。作者把这三个分支的逻辑关系归结为：政治男色促进共识，共识引向以爱欲为基础的爱国主义，但是也对这种连续性提出了疑问（同上）。

关于少年男色与城邦政治的关系，以前我们读过的一些著述中也不乏有某种关联的论述。在威尔·杜兰的通俗历史著作《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希腊的生活》中提到，雅典法律规定，褫夺闹同性恋的人的公民权，但一般舆论对此种行为却非常宽容；在底比斯，同性关系被视为军队组织与勇敢行为的珍贵泉源（东方出版社，第390页，1999年版）。德国学者利奇德对于剥夺公民权的解释是雅典立法者承认男子同性恋，只是剥夺那些引诱少年男子卖淫的人的公民权（《古希腊风化史》，第487页，杜之、常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他证实男人的少年之恋“成为支持国家及维护古希腊伦理道德的力量”（第476页），也提到底比斯人的“神圣之军”“最有力地表明了古希腊少年之爱的高尚伦理道德”（第477页）。他得出的结论是：“古希腊少年之爱是一种建立在美学和宗教基础上的品德特性。它的目的是在国家的帮助下获得维护国家的力量，并成为公民道德和个人品德的源泉。”（第480页）奥斯温·默里则认为古风时代的同性恋是“一种过渡性的仪式，局限于精英集团中，让年轻的成人和少年参与到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其目的是教育，以让年轻的男性进入战士群体并参与到酒会之中”（《早期希腊》，第208页，晏绍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

但是，这些一般的论述显然无法承担路德维希提出的任务。而且，我们应该细心分辨的是教育与政治的区别：在S. B. 波默罗伊等人撰写的《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中明确指出，“同性关系始于教育体系。……古希腊实施男女分开教育，年长的男人或女人常常充当青年人的 导师 或引路人。……他们认为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情爱关系有助于教育，对年轻人也有好处。”（第168页，周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3月）虽然教育也可以被纳入公共政治之中，但是要进一步扩展其意义仍有困难。路德维希自己也很清楚关键的问题是“古代政治爱欲话语是否能成为一个有助于理解（例如）爱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等政治现象的体系，从而继续帮助我们理解政治”（第146页）。因此，除了在第一、第二章分析了在《会饮篇》和阿里斯托芬喜剧中出现的政治爱欲话语以后，他力图从修昔底德的作品中找到足够多的支点，让现代读者得以比较修昔底德的政治爱欲概念与现代政治经验（第148页）。但是，在该页的注释中他对修昔底德的历史客观性做了辩解，却没有回应像英国古典学家F.M. 康福德提出的那种对修昔底德的“客观的历史学家”地位提出的强烈质疑。康福德认为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中同样掺杂了神话传说、悲剧理论等非理性、不真实的东西，因此他说修昔底德是“Mythistoricus”，也就是说他笔下是“虚构了的历史”，“将历史神话化”（参见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中文版序，孙艳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5月）。因此，对于路德维希认为是“在我们所掌握的证据之中最有力的”修昔底德话语体系，我们仍然不能失去警惕。

但是，尽管对勇于为古典文本做出新的政治诠释的研究应该抱有谨慎的态度，但是我相信作者所说的这种情况应是实情：“那时人类出于爱和荣誉而实施的行动，超过现行政治理论容许的范围。”（引言）有点意思的是，作者马上提到伯克关于“王后的美和德对于政权的重要性”的论述。的确，王后的美与德是否重要，这在今天也似乎成了一个全球大众媒体话题中的隐约指向，虽然切入的角度是衣饰时尚所塑造的形象。在这个今天被允许和被鼓励的话题中混淆有各种的动机，也产生了不同的阅读反馈，但是其中的政治性意味是共同拥有的。在这个论题中隐含的古代政治理论和现象当然难以被现代人所觉察，但是在谈论今天的国家政治的时候，从“王后”到“第一夫人”的政治意味即使不是那么浓烈，起码也是不应忽视的。从这个角度看，爱欲问题在现代政治研究中的某种复归并非是不可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