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题：美国需要向亚洲学习或者习惯于追随亚洲
要想知道华盛顿对当前全球重大问题是多么缺乏认识，只要去一趟亚洲就可以了。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此行去过的所有地方都仍然积极并且满怀敬意地指望美国政府发挥领导作用。盟友和敌人都仍然认为，我们在国际事务当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在过去的一周里，我（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以及与中国和日本的朋友交谈时）多次听到有人担心华盛顿机能失调和分散注意力，担心我们是否还能像从前那样发挥领导作用。
积极应对未来挑战
这并不是说，人们对美国的这种担心与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弊端和增长放缓无关，这也不是在贬低目前持续的态势转变：尽管亚洲出现地区性放缓，但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个地区而非美国将引领今后数十年的全球增长。今天早上，我在新加坡酒店房间看到的电视广告就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那是中国成都的宣传广告，强调了全世界“财富500强”企业有一半进驻该市的事实。成都是四川的省会，面积比纽约大得多。华盛顿的大多数领导人从未听说过这城市，这当然令人不安。不过，此行让我清楚地知道，严重忽视当代现实只是我们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决策者在创造性和视野方面也落在后面。我们的目光紧盯着我们自己的政治核心议题，我们把精力全部用于阻挠国内的政敌取得成功，所以我们无法认真思考今后的挑战。在华盛顿，“明天”似乎是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日子。我们把问题踢给明天，以为解决办法会神奇地自动出现。然而，在亚洲，人们每天都觉得“明天”已经来临。就连最缺乏生气的官僚都会考虑未来。
美国在本地区的一个亲密盟国的高级官员说：“不管你对中国人有什么评价，至少他们总是在努力思考明天、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你在美国就看不到这一点。”
保持开明谋求创新
其他国家并非不存在分散注意力或者机能失调的问题。在澳大利亚，两党的政治领导人都认识到该国正处在转折点上，必须更加开明，更具有创造性。
尤其令我这个美国人印象深刻的是，两大政党的领导人都指责对方在推动达成澳大利亚中国自由贸易协定方面动作太慢。如今，华盛顿的任何资深政界人士如果胆敢提到美国与中国应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就会遭到猛烈抨击，但中国如今是澳大利亚的头号贸易伙伴，而且澳大利亚与亚洲发展贸易显然是大势所趋。他们和我们一样，认为与中国打变道充满了挑战性。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必须要与中国打交道，为了提升他们在亚洲市场中的竞争力，不应排除任何手段。
多年来，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城市国家的发展具有专制的特点，因此饱受诟病，但该国始终在政策创造性方面处于地区领先位置。新加坡最近的一些革新给人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例如，该国刚刚结束了前所未有的“全国对话”：在大约6000次地方会议上，政界人士采取了美国同僚极少采取的做法：他们倾听。这些都不是正式的市政会议，而是专题讨论会。当地公民不仅要讨论复杂的政策问题，而且要努力找到政府可能真正会加以实施的解决方案。
我们很难想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会采取这种做法，而这不光是因为美国是个大国。有多少美国人知道或者在乎公共政策的核心议题，从而愿意聚在一起解决我们面临的严重问题？有多少政界人士和行政官员愿意花时间倾听他们的意见？我们经常说到参与性民主，但我们真的能想像这种具有革新精神的参与性决策活动出现在当今美国吗？
亟需加强经济政策
亚洲国家高级官员关注的当前美国政治乱象之一，就是产生美联储新主席的复杂局面。一位感到不安和迷惑的官员说：“整个过程怎么会弄成这样？拖个没完，政治味十足。”与我交谈的所有人都说，他扪觉得无论最后选中劳伦斯·萨默斯还是珍妮特·耶伦，货币政策后果都必定是一样的。
但是，该地区的一位思维敏捷的金融官员说：“我觉得尚未有人提出的问题是，谁更善于与美联储董事会和行政系统（中其他难对付的家伙）打交道。我觉得只有像萨默斯那样强硬的人才能搞定他们。”他后来又说，除了即将离任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之外，美国当前的经济政策圈缺乏鲜明而强有力的观点，因此，独立并具有潜在创造性的萨默斯也许格外重要。如今美国在这个紧要关头，拥有的却是“多年来最薄弱的国际经济团队”，受到“领导权真空”的困扰。
带头不实施大势所趋的改革措施，这可不是人们希望美国发挥的作用。所以，我们面临选择：
要么在亚洲寻找灵感，发现我们重新发挥领导作用所需的创造性和开明态度，要么学着期待亚洲发挥我们昔日的那种领导作用。（作者《外交政策》杂志首席执行官戴维·罗特科普夫）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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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