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的警告

张茗

上海社科院

国际关系研究所学者

对许多人来说，“民主”——人民主权——是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词语，并常常因其字面的魅惑而忘记了民主实践的复杂性和脆弱性乃至潜在的危险。然而，民主的实践却讲述了另一个故事。曾经如火如荼的“阿拉伯之春”带给人们的也并非所向往的福音而是无休无止的动乱，眼下仍处于民主运动中的中东人民亟须思考,预期的善如何变成了出乎预料的恶。可以说，民主的现实困境使得19世纪的托克维尔对民主的警告尤其振聋发聩：民主多歧路、爱它需节制。

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是西方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代，既是“民主正张满帆前进”的时代，也是争论非常激烈和空前混乱的时代。面对民主的滚滚洪流，托克维尔从评估而非赞美民主出发，传达了混合了严重警告及充满希望的建议的复杂信息。

民主歧路的根源：平等

通过“以政治术语来界定社会”，托克维尔把民主理解为一种“社会状态”，而民主的社会状态即身份平等。而平等就像雅努斯门神一样有着两副面孔：它可能带来善，也可能导致恶。如果任凭平等的本能肆意发展将给民主时代的人们带来极大的乃至致命的危险。

在精神生活领域上，平等有两个后果：一方面人们不再迷信权威，每个人的精神都趋向独立；另一方面人们不能或不愿自己下判断，宁愿随波逐流，结果导致真正的思想自由的丧失。在平等的时代，个人在大众面前往往微不足道，大众的意见对每个个人的精神发生巨大的压力，包围、指挥和控制每个个人的精神。结果，智力活动在打碎某个阶级或某些人以前加于它的羁绊之后，又将被大多数人的普遍意志紧紧地束缚起来。若长此以往，民主国家的人民可能“用自己的脚踏灭文明的火把”。

在感情上，平等的激情分两种，一种是豪迈而正当的对平等的热爱，一种是弱者想方设法试图把强者拉到他们相同水平的对平等的变态爱好。前者激励人人都变得强大并被尊重，后者则刺激人们宁愿要奴役中的平等也不要不平等中的自由。民主制度唤醒和怂恿了永远无法完全满足的要求平等的激情，但完全的平等总是在人们以为得到它的瞬间便从他们的手中溜走和消逝了。平等在感情上带来的最大后果是个人主义以及对物质享乐的爱好。个人主义能够激发人的独立感和自豪感，但也可能堕落为利己主义，导致冷漠并挫伤个人的独立和骄傲。而对物质享乐的爱好既可以推动经济的繁荣，也可能使人埋头于被许可的物质享乐而主动放弃政治权利、义务和自由。

在民情上，由于彼此处境相似，人们更易相互理解，更能惺惺相惜，从而促使民情日趋温和，而它的反面则是容易使人缺乏理想，使社会单调乏味。在民主国家，奋进之心是热烈而持久的，但一般没有太高的目标；人们的一生一般只是热烈地追求可能达到的小目标。每个人都把精力用于一些小而无益的独立活动之上，看起来所有人都像是在不断地活动，但整个人类却不再前进了。而随着追逐财富成为民主国家的大众主要甚或唯一的生活目的、工商业成为人们的主要事业，生活的多样性也逐渐消失。同样的举止、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感情也逐渐进入世界的每个角落，尽管社会面貌表面上千变万化，但所有变化却千篇一律。

民主歧路的表现：暴政

托克维尔认为，由于平等的两面性，在民主（平等）的社会情况下政治上可能产生两种有害倾向：一种是可能使人们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种倾向是使人们沿着一条漫长的、隐而不现的、但确实存在的道路走上被奴役的状态。人们容易看清第一种倾向并加以抵制，而对于第二种倾向则由于发现不了而容易误入歧途，需要特别警惕。由于平等使人人喜欢和向往社会有一个统一的、单一的和对大家都一律相待的权力，在任何时代都是危险之物的专制，在民主时代尤其令人可怕；而且在民主时代，专制权力的特点不是暴虐和凶狠，而是烦琐和干扰。托克维尔先后至少设想了四种民主时代可能产生的暴政：议会的暴政、个人（军事）暴政、多数的暴政、温和的民主暴政（监护性的官僚国家）。在这四种可能的暴政当中，特别需要提防的是多数的暴政和温和的民主暴政。

托克维尔对多数的暴政的探讨是以19世纪早期的美国为蓝本的。他认为，在民主制度下，多数一旦与人民主权相结合，谁也对抗不了多数。多数的力量首先来自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多数既有权立法又有权执法；其次来自其道义上的理由：许多人联合起来总比一个人的才智大，多数人的利益应当优先于少数人的利益。多数既拥有物质力量又拥有精神力量，既能影响人民的行动又能触及人民的灵魂。多数发挥影响的途径是：政府部门（特别是立法机关）、司法体系以及公共暴力（民团和警察），以及无形但强大的舆论力量。前者使多数成为立法和监督司法的绝对主人，后者则在思想的周围筑起了一圈高墙，使人们不敢越雷池半步。

与旧的暴政相比，多数的暴政更为微妙。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民主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在独夫统治的专制政府下，专制以粗暴打击身体的办法压制灵魂，但灵魂却能逃脱专制打向它的拳头，使自己更高尚。在民主共和国，暴政任身体自由而直接打击灵魂。托克维尔感叹，多数的统治如此专制而不可抗拒，以致一个人如想脱离多数规定的路线，就得放弃自己的某些公民权利乃至自己做人的本色。

另一种需要提防的暴政是以19世纪中叶的欧洲为原型的“温和”的民主暴政（为20世纪后半叶美国保姆式官僚国家再次印证）。平等自然地促使民主时代的人们产生社会极其高尚而个人非常卑微的思想，不顾一切地追求平等的激情也促使人们喜爱上了单一的、划一的和强大的政府。另外，民主时代的人们没有余暇和精力去从事政治活动，害怕动乱和爱好安乐的心理不知不觉地把中央政府视为防止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力量。结果，国家变得越来越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而原子化的公民则变得越来越软弱无能，越来越依赖国家。在这种温和的监护性或保姆式的暴政下，无数相同而平等的个人整天为追逐一己之乐而奔波。每个人都独自且只为自己生存，公共道德的源泉陷于枯竭，虽然尚有百姓，但已无公民。在这样的芸芸众生之上，耸立着一个负责保证他们的享乐和照顾他们一生的权力极大的监护性当局，这个绝对、无微不至的权威极其认真、极其和善地包揽了全体公民的一切事务；而公民除了经受出生时的痛苦以外便无事可做，国家接管了他一生的所有其他事务，包括最后的安息。结果，公民刚刚摆脱此前的从属地位，又由于为自己选定了主人而回到原来的地位。

托克维尔被称为“民主最好的朋友和最坦率的批评者”。他敏锐地看到了民主祸福相依的两副面孔，民主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使整个社会洋溢持久的积极性，保有充沛的活力；也可能堕落为暴政。如果对民主的本能不加节制，民主也可能自伤。过犹不及，要恰当地爱民主，就必须适度地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