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不可再依赖财政刺激

林毅夫近期一再强调，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仍然以投资为主要驱动。而且，林毅夫认为目前的投资需更多依靠财政政策，因为财政政策比较能掌控资金流向。林毅夫建议：如果要有新一轮的积极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在货币政策方面坚持稳健基调是对的。

依靠财政政策推动投资主要是两种途径：第一是由政府直接主导的投资，第二是通过各种补贴、财税优惠政策吸引的私人投资。这事实上也是中国在2000年以后维持高速增长的主要手段：2000年以后，中国的资本形成率（Capital Formation Rate）超过最终消费率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贡献来源，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8.9个百分点，其中资本形成拉动GDP增长8个百分点，贡献率达92.3%，标志着投资驱动在中国达到新的高峰。

但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已经在中国引起若干严重问题。从经济层面看，最重要的是投资边际回报率的持续下降。无论是政府主导投资或私人投资，最基本的原则是投资回报率不能低于市场利率，否则表明经济资源在被浪费。测算显示，上世纪90年代每2.4元钱固定资本投入可拉动1元钱GDP增长，但目前中国每1元钱GDP增长需要约4元钱资本投入。即中国经济增长对于固定资本形成的依赖度不断加强。

与此对应的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下降，如2009年在资本形成率对GDP增长贡献高达92.3%的同时，TFP降低约0.4%。同时，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吸纳能力下降：2009年新增就业仅502万人，低于往年700-900万人的平均新增就业水平。除低质量的增长外，政府主导投资还引起严重的奖罚体系不对称问题：地方官员或因投资成功而得到提拔，但投资失败时作为投资主体的政府不会遭遇与私人公司同样的亏损或破产惩罚。这一方面加剧了经济资源的浪费，一方面极易诱发投资腐败。

即便是以补贴和财税优惠刺激企业投资也将使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变的更加困难。一方面是在特定领域的补贴会加重生产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水、电、土地、资金。另一方面特定的财税优惠政策可能加重目前的产能过剩现象。事实上中国目前多个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都与前期的财税优惠政策相关：粗钢、电解铝，造船和光伏产品。

面对目前的经济困境，不可再以财政刺激推动投资，尤其是政府主导的投资。一方面应实行普惠性的减税，特别是大幅降低中小微企业的税负负担（调查显示目前45%的小微企业承担的税负过重）。同时应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尽快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管制实现利率市场化，从而使得利率这一最重要的投资成本信号不再被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