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好校长

2013-06-27 06:55:19 来源: 时代周报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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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微博上因为一封浙大校友公开信扰攘喧嚣。关于浙江大学校长人选,反对者言之凿凿,逐项列出不胜任之理由,力挺者亦不示弱,一一反驳。然而,双方似乎都在打太极,均未击中这场争论的要害—大学校长遴选机制以及背后的高校地位。回避的姿态很能说明问题,公开信虽开了反对现行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先河,却很难视为真的为大学变革拉开序幕。

现行大陆大学校长遴选机制,与干部任命体制一样,是由行政任命产生。遴选过程中也会倾听民意,但非决定性因素。

这些年一直在说大学要与国际接轨,可是极其重要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却迟迟未与国际接轨。回顾历史,在理想主义盛行的上世纪80年代,政府对高校相对宽松,校长公选、校长负责制已开始推行。但是自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改革停滞不前。时至今日,大学去行政化虽呼喊多年,但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在此背景下(高校行政化、官僚化),何谈推动变革高等教育体制。

但是,中国大陆的大学校长个人还是应该有所作为也能够有所作为,现实中也不乏好校长。大学校长(高校领导)应该意识到,自己不是纯粹的官员或者候补官员,而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应该有知识分子的情怀,超然于政治国家之外,追求人格独立、学术独立。当然,这个时代已无法产生纯粹理想化的大学校长,即便有,在现实中也寸步难行。因此,对校长而言,如何在官僚体制与学术独立之间做好平衡工作,需要充足的智慧。

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胡适曾写道:把自己铸造成为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足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的腐败庆幸,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这番话同样适用于大学。大学要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独立,恐怕得先从改革校长遴选机制开始,这也便是那封公开信的意义所在。

(翁一)

[人物志]三位值得铭记的当代中国大学校长

孙乐涛

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大学体制的建立过程,适逢中国版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代。其时,大学中新生的知识精英以道德学问影响社会,赢得各界尊重,许多人更是结成共同体,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承担社会责任。作为这个精英群体的领袖,一批成就卓越、富有人格魅力的大学校长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如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竺可桢,等等。他们集学者、教育家、行政领导者、社会活动家等身份于一身,知识创造、社会责任、人格完成水乳交融,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薪火传承。这些人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大学校长的理想形象。

上世纪50年代后,深受英美教育制度影响的民国学统中断,苏联教育模式被全面引进,中国高校的教学大纲、教材编审、财务、人事、招生等皆由国家行政部门统一监管。在这种大一统模式下,大学校长也成为组织部门统一任命、调配的行政官员,他们个性逐渐模糊,行为逐渐划一,与民国时代那些文化英雄的形象已相去甚远。

80年代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也迎来了改革时代。30余年间,高教改革一波三折,兜兜转转,时至今日,愈发成为社会关注、诟病的焦点。虽然如此,盘点这三十年的历程,至少有三位大学校长以他们的人格、勇气与实践,推动了中国当代高教事业的发展,值得铭记。他们是,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上海大学原校长钱伟长,以及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永远的校长”刘道玉

刘道玉,无疑是三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绕不过去的名字。1981年,48岁的他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当时的《人民日报》刊发消息称:“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这种任命本身就是破旧立新的创举。

刘道玉果然不负众望,主政8年间,他大刀阔斧地推行一系列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导师制、第三学期制、贷学金制,等等,使武汉大学成为80年代“高教战线上的深圳”,人才济济,引领风气。他的这些改革创举,很多已成为当今中国高校普遍实行的制度。

在教学改革的同时,刘道玉还为武汉大学带来了一种自由清新的文化氛围。彼时的武汉大学,因为思想开放又被称为“解放区”,没有80年代许多高校“三不准”的规定—不准谈恋爱、不准跳交谊舞、不准穿奇装异服。刘道玉经常讲的就是“尊重学生的志趣”。他还实行了一项非常大胆的改革措施,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经过这些改革,武汉大学成为80年代中国高校自由风气的引领者,加上当时武大实行自由转专业甚至转校的制度,一些清华、北大的学生都要求转到武大就读。

80年代流行一句口头禅:“枪打出头鸟”。无疑,先行者刘道玉就是一只“出头鸟”。1988年,刘道玉突然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不久之后,他的许多改革措施被废止,辅导员制度又悄然恢复,武汉大学回归主流。

退职之后,刘道玉投身民办教育实践,又遭遇挫折。近些年,年逾古稀的他再次实现转型,由教育改革的实践者变为批评者,以思想和声音来影响社会,其代表作就是2009年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文中他对大学合并、扩招、教育产业化、学术造假、大学城运动等提出批评与建议,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刘道玉是一位先行者,一位理想主义者,一位屡败屡战的悲情英雄。有人总结刘道玉武大改革失败的原因:“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却忽视遵守‘规则’,缺乏对官场潜规则和上司的尊重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准确判断。”这种说法无比正确,这种旁观者清的“聪明”也让人无奈。其实这不仅是刘道玉失败的原因,而且是几乎一切改革者失败的原因。如果改革者能够做到上述的一切,改革根本就不会发生,也就不会有武大人“永远的校长”刘道玉了。

不可复制的钱伟长

与“最年轻的校长”刘道玉恰恰相反,钱伟长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大概一直是中国最年长的大学校长。他担任上海大学校长直到2010年以98岁的高龄辞世。

关于钱伟长,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回忆,2001年,朱学勤想调往上海交通大学,89岁的钱伟长校长出面挽留,告诉朱学勤:“一、要吸取我1957年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二、你到上海交大,他们现在欢迎你,但是将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不会保护你,我还在上大,我说了算,我还能保护你。”

这里说的“1957年的教训”是指1957年,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因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苏联高教模式的弊病,呼吁尊重教授意见、重视基础学科教育、理工合校、培养通才,结果被打成“右派”,撤销职务,长期下放劳动直到“文革”结束。

1983年,71岁的钱伟长接到一纸调令,赴上海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这个调令由邓小平签署,上面注明“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上海工业大学学生不足千人,被上海人称为“四等学校”。钱伟长上任后,大力推行他在50年代就坚持的通才教育理念,拆除“四堵墙”,即学校和社会之墙、校内各学科各专业各部门之墙、教学和科研之墙、教师与学校之墙。1992年,他又率先在上海高校中推行学分制。1993年又合并四校组建新的上海大学,并于1996年成为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钱伟长1987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以这种政治地位及在中国科学界的元老之尊,来主持一所“四流学校”,具有特殊性。以其德高望重,他可以在上海大学推行系列改革,并保护朱学勤这样的学者的学术研究不受政治干扰。这样的作为,其他人很难复制。所以,钱伟长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值得铭记的一位大学校长,他本人立德立言立功,固然为时人与后人所敬重,却不具有多大的普遍性、制度性的意义。

朱清时:“去行政化”尚在途中

刘道玉已卸任武汉大学校长20余年,钱伟长先生已经逝世。寄托无数当代中国人关于大学的“中国梦”的,是现年67岁的朱清时校长主持下的南方科技大学。人们希望,朱清时能为中国高等教育开出一条新路,建立起能够普遍化的、“去行政化”的新制度。近几年来,朱清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立于“风口浪尖”的头号人物。

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以“教授治校”、“学术自由”著称,这其实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大学内的学术研究与教学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二是指各种资源分配由教授委员会等自治机构公平决定,不受非学术的行政权力左右。第一层含义是理念方面的,即思想倾向不受禁锢;第二层含义则是物质方面的,即资源分配公平公正,没有权力腐败。

可以说,从50年代苏式教育模式引进,直到80年代结束,困扰中国高校知识分子的主要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精神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如钱伟长1957年的遭遇,甚至刘道玉在80年代末的遭遇。90年代之后,意识形态争论渐趋平息,市场经济进入平稳发展期。从那时一直到当代,困扰中国高校知识分子的则主要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行政化”的问题。“行政化”的问题其实是个物质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是权力腐败的问题,与意识形态已没有多少关系。

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院校“行政化”愈演愈烈,从这里滋生出来的课题公关、学术造假、版面费、垃圾论文、猫腻无穷的评奖评优、职称评审、学位点申报、教学评估,等等,对中国高校教学科研的危害,远甚于80年代政治禁锢之危害。80年代困扰人们的姓资姓社之争,其实相当单纯,经小平南巡定调之后,就基本不成问题了。而如今,教育行政系统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积重难返,中央决议、国家纲要、最高领导表态,三令五申,都无法撼动这个依旧在步步推进的庞大系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清时与南方科技大学,才被海内外各界寄予如此深切的期望,朱清时校长,也成为这个时代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真正的英雄,不论南科大的结局是成是败。

2009年,刚刚卸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应深圳市政府之聘,主持创办南方科技大学。创建一所如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去行政化,让教授拥有对学校的自治权,回应“钱学森之问”,培养出顶尖级的人才,这是朱清时很久以来的理想。

朱清时信奉“一个改革的行动,胜过一打改革的纲领”,他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位敢于实践的行动者。这样的行动者,要有打破常规的魄力、勇气,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要深谙体制规则,调动广泛的人脉关系,要有明星般的社会营销力,还要有自我牺牲精神。朱清时不容易。南科大三年,他瘦了十斤,每天要靠常人两倍的安眠药来维持睡眠。

千头万绪,朱清时坦言,“最困难的就是去行政化”。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他用了一个比喻,说去行政化之难,就在于它是让各级官员、管理人员“用刀子割自己的肉”。

明年,南科大第一届学生将毕业,朱清时任期也将届满。而“教授治校”的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去行政化”尚在路上。关于他将退休的传闻已影响到南科大今年的招生。一些家长担心,如果朱清时不干了,这种教育改革还能继续下去吗?如果改革不成功,自己的孩子岂不成了牺牲品?

朱清时通过《齐鲁晚报》回应学生家长们:“南科大改革的方向不会变,这是教育部的希望,也是深圳市的希望,任何领导都希望这种改革能够成功。”他说,南科大所进行的高教改革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内在需要,无论谁做南科大的校长,都会抓住这样难得的机遇,推进改革。

果真如此吗?希望如此。

作者系青年学者

[另一面]港版大学校长争议风波

许骥

在我曾经生活了7年的城市杭州,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浙江大学,最近因为一位新校长的任命,而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很巧的是,香港最近也因为一个新校长的任命,而引发了十分类似的讨论,也许可以给内地读者一些启发未定。

港版的“校长故事”是这样的。今年6月17日,香港岭南大学(简称“岭大”)校方举行咨询会,让被岭大校董推荐的新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郑国汉与岭大师生对话。没想到本来已经放暑假的岭大学生,因为热爱自己的学校,闻讯纷纷赶回来出席咨询会。

为什么会有这个咨询会呢?那是因为香港是法治社会,每所大学都有属于自己的法律条文。根据《岭南大学条例》(《香港法例》第1165章)第15条,关于“校长、副校长及其他雇员”的规定,开宗明义:“校董会须在征询咨议会意见后,委任一名校长。”

但是,岭大学生却对咨询会表达了不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很多学生不被允许进入咨询会现场,而被要求改到另一个演讲厅收看转播。校董会秘书出来对学生解释,人数过多会令学校违反《消防条例》。岭大学生会会长叶咏琳机敏,立刻还以颜色,指出岭南小区学院的同学每天都在违反消防条例。无论如何,最终并不是所有岭大同学都得以进入咨询会现场。而在新闻自由的香港,岭大咨询会在起初的一小时不允许传媒记者进入会场的做法,也引来争议。于短暂的咨询会过后仅两小时,岭大校董于傍晚宣布通过委任郑国汉为新任校长。

文章写到这里,基本上把岭大的“校长故事”之进展讲完了。现在是6月底,学校已经开始放暑假,至于9月开学后会有什么新鲜事,到时候就知道了。

前不久,我和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聊天,金先生也谈到校长问题。他指出,真正上轨道的大学,是不会因为一个校长而变的,所以不要夸大校长的作用,香港的大学拥有现代治理方式,在香港,不需要任何的“勇气”,就可以做得跟蔡元培一样好,没有人敢压迫你。言下之意,仿佛是说在香港做校长,没有做得跟蔡元培一样好,反而是问题。

最后回到浙大任命校长的这件事上来。据说在公布任命林建华先生为浙大校长前,浙大已经半年多没有校长了。我想到的是:可浙大的所有事务不是照样还在运作吗?由是可见,所谓校长或许并不是非有不可的。假如暂时没有合适的人选,何妨就让校长空缺?也令世人领教,原来浙大有一套完善的制度管理学校。如此一来,浙大距离“世界一流大学”不是又进了一步吗?

作者系媒体人

[声音]行政化,校长眼睛一定是朝上的

朱清时 当代著名教育家

按照国际惯例,当一所知名大学校长的职位出现空缺,会采取全球招聘的办法,通过一个仔细的遴选过程,进而产生人选。整个遴选过程由遴选委员会操作。遴选委员会一般为学校懂事会,由各利益相关方构成,包括政府官员成员、立法机构成员、学校的原校领导、学校管理层代表、教师代表、校友代表、有全球学术影响力的学者代表、社会代表等人士,是一个代表广泛的理事会。遴选委员会会在离任校长尚未离任前的一段时间,发布一个招聘启事,接受推荐,也接受报名。根据这一名单,当然也包括遴选委员会自己事先已拟定的候选名单(重点培养对象),经过仔细的拟选手续、各种条件的筛选,经由遴选委员会讨论与投票,最后产生新校长。通过这一遴选机制,最终的胜出者能够为各方所接受,不会引起太大争议。整个遴选过程是透明、公开的。

中国高校校长的产生机制,也是遴选,但是这种“遴选”是最为典型的行政化方法。任命校长的程序与任命党政干部的程序一样,最多就是加上民意测验,最后的定夺权还在相关部门。如果是从外面空降新校长,连民意测验也没有。这个“遴选”过程完全是行政化的,完全是按照官员任命的行政程序来执行的。这种遴选机制违背了世界一流大学校长任命过程中追求学术卓越、追求民意的理念。毫无疑问,依靠此种机制选出来的校长,眼睛一定是向上看的,一定是对那些能任命他为校长或者能够决定他职务升迁的人负责。如此一来,他在学校管理中,凡事都会考虑那些能够决定他职务的人,处处自我设限。那么,追求学术卓越,追求学术独立,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了,对推动高等教育体制的良性变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高校去行政化是国家教育改革的大势所趋。大学是学术机构,不是官僚机构,大学校长应该通过追求学术卓越的办法去选择,而非行政任命来解决。大学校长一定要有勇气、有胆识进行上级所没有批准的改革。

[声音]重重限制下,校长依然有作为空间

谌洪果 法学博士

那封公开信中提及的反对理由,可以说成立,也可以说不成立。一所大学的校长的确需要具备基本的声望甚至魅力,这是衡量大学精神的重要标准之一。不过,大学校长的个人成就、社会地位、社会名誉等虽然很重要,但都不是其是否能够成为校长的关键,也就是说信中提及的那些标准(不是两院院士、有过臭名昭著的经历、与要就任大学没有历史交集)都不足以成为反对的真正理由。真正应该反对的是现行高校领导人的任命体制。应该支持发声,但应直指行政任命程序。

校长的任命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毕竟大学和一般的民主实践是不一样的。普通民主就是自下而上,人人平等参与决策,而大学是精英机构,存在精英化的标准也是客观现实,像学术委员会就不能靠民主选举,还是要从一些具有专业素养的学者中选拔。不能一味排斥说行政化就是错的,但目前这种行政化令人匪夷所思,因为即便是行政化也是有标准可循的,比如至少可以在任命之前向广大师生公示征求意见、说明任命的具体理由等。该做的没有做,必然会引起一些反弹。

在目前体制下,要说哪个校长能力真比其他人要高出一大截,也未必。基本上能当上校长的,都是经组织认可的,不会太出格、太有个性。但是,校长在高校还是有相当大的施展空间的。大学校长很多具有韦伯所说的魅力型领袖的资质,比如说蔡元培、胡适等,他们的人格魅力,直接就导致了学校的基本风貌和底蕴。但是从现代大学的管理体制看,光有魅力还是不够的,校长一方面在其相关的学科领域必须是一流专家,才可让人信服,但除此之外,衡量校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组织管理能力,能不能引进一流的人才,能不能引进尽可能多的包括金钱在内的资源等等,以推动学校有一个大的发展,以及更重要的能不能在大学的理念上有某种拓展或创新,这些都是衡量校长能力的综合指标。

可能在短期内,行政程序任命无法寿终正寝,但在给定的空间里,还是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就看校长有没有这个勇气。很多时候是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特约记者 翁一 采访整理)

netease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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