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沃尔夫：高债务并非总是伴随低增长

1816年，英国净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达到240%。这是英法之间长达125年的战争留下的财政遗产。这种极其沉重的债务负担导致了什么样的经济灾难？答案是工业革命。

但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却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主张，当公共债务与GDP之比超过90%时，经济增长就会急剧放缓。英国在19世纪的经历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因为那个时代标志着生活水准持续上升的开端，而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的特征之一就是生活水准持续上升。那个时代的经济增长是后来世界各地持续增长的源头。

如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在一本杰出的新书中所言，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18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曾对公共债务过高发出过警告。由于战乱不断，英国政府没有理会这些警告。但这些警告在当时听上去肯定极具可信度。举例来说，从1815年到1855年，债务利息支出几乎占到英国全部公共支出的一半。

尽管如此，英国却通过举债实现了增长。截至19世纪60年代初，英国的债务与GDP之比已降至90%以下。按照已故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数据，从1820年到19世纪60年代初，英国经济的复合年增长率达到2%，人均GDP增长率达到1.2%。按照后来的标准，这听起来可能不算多出色。但这一成就是由一个背负巨额债务负担、税收筹资能力非常有限的国家取得的。此外，英国累积的这些债务并非用于生产目的，而是为战争这种最具破坏性的活动筹资。很显然，债务与GDP之比超过90%后经济增长必然崩溃并不是什么铁律。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的托马斯•赫恩登(Thomas Herndon)、迈克尔•阿什(Michael Ash)和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在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就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结论提出三条具体质疑：一个明摆着的代码错误；数据遗漏；奇怪的加总步骤。三人辩称，经过修正后，债务与GDP之比超过90%的发达国家自1945年以来的年均增长率是2.2%。相比之下，债务与GDP之比低于30%的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是4.2%，介于30%和60%之间的年均增长率是3.1%，介于60%至90%之间的年均增长率是3.2%。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在回应时承认存在代码错误，但拒绝接受关于加总步骤的批评。鉴于加文•戴维斯(Gavyn Davies)给出的理由，我赞同上述三位批评人士的观点。所谓高负债的长期数据应比短期数据更有意义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

尽管如此，他们以及其他人的研究还是表明，增长放缓与债务上升存在相关性。但相关性肯定不等于因果性。增长放缓可能导致债务上升，这一假说得到了同样也在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阿林德拉吉特•杜伯(Arindrajit Dube)的支持。想一想日本：高负债是其增长放缓的原因，还是结果？我给出的答案会是后者。同样，是高负债导致了今天英国的低增长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此次危机之前，英国净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几乎处在300年来的最低水平。英国不断攀升的债务是增长放缓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导致了低增长的金融危机的结果。

实际上，在《这次不同》(This time is different)这部杰作中，莱因哈特和罗格夫解释了私人债务不断飙升如何能够引发金融危机——这种危机导致深度衰退、复苏疲软和公共债务上升。这本书影响深远。它得出的结论显然是，公共债务不断攀升是低增长的结果，而低增长又是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这并不是要排除双向因果关系。但整件事的发展顺序的确是私人部门在金融领域的过头行为引发金融危机、继而导致增长放缓和公共债务高企，而不是反过来。你只需去了解一下爱尔兰人或西班牙人的亲身感受，就会明白这一点。

该书接着写道，在评估债务对增长的影响时，人们必须问问为何债务一开始会上升。是为打仗筹资？是因为繁荣时期在财政方面大手大脚（这几乎肯定会导致增长放缓）？还是因为在有利于增长的优质公共资产上花了钱？最后要问的是，公共债务上升之前私人部门是否发生了金融崩溃？

债务高企的不同原因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同样，赤字高企和债务上升的原因也会对紧缩的成本产生影响。通常情况下，人们可忽略财政紧缩的宏观经济影响：要么私人支出会非常强劲，要么货币政策会很管用。但在金融危机过后，很可能会出现备受期盼的私人部门储蓄严重过剩的局面，即便利率已非常接近于零。

在这种情况下，立即推行财政紧缩只会起到反效果。它将使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同时只会小幅降低赤字和债务。此外，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另外指出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激进的货币刺激本身就会导致重大风险。尽管如此，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 Aslund)所言，任何相信在这种特定（及罕见）情况下应为经济提供财政支持的人，都不会认为“财政刺激总是正确的”——事实绝非如此。正如“紧缩派”看似相信的那样，刺激只不过不总是错的。

正因为此，我过去才（现在仍）对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亲紧缩”思想影响力感到担心。我极为尊重这两位学者。这里的问题甚至都不关乎因果关系的方向，而是关乎在金融危机后努力避免公共债务高企要付出的成本。IMF在其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指出，迄今为经济复苏提供的直接财政支持可谓极其无力。难怪复苏本身也如此无力。为遭受危机冲击的经济体提供的支持之所以这么无力，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对它们高企的公共债务感到担忧。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论文为这种担忧做了辩护。的确，无法举债的欧元区国家必须实施紧缩。但它们的伙伴国却可出台自己的政策，或为持续支出提供支持，或去抵消相关国家紧缩措施的影响。其他有回旋空间的国家，比如美国甚至英国，则可以（也应该）采取不同的做法。由于它们没有这么做，复苏就变得更加无力，本次衰退的长期成本也因此远远超出了必要的水平。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现在对此做出反思还不算太晚。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是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为嘉奖他对财经新闻作出的杰出贡献，沃尔夫于2000年荣获大英帝国勋爵位勋章(CBE)。他是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客座研究员，并被授予剑桥大学圣体学院和牛津经济政策研究院(Oxonia)院士，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特约教授。自1999年和2006年以来，他分别担任达沃斯(Davos)每年一度“世界经济论坛”的特邀评委成员和国际传媒委员会的成员。2006年7月他荣获诺丁汉大学文学博士；在同年12月他又荣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科学（经济）博士荣誉教授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