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方平：以制度红利应对中等收入陷阱

湖北银监局副局长 阙方平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关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不断涌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间的经济体，其经济既无法在人力成本上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上与富裕国家竞争，从而容易导致经济出现长期停滞状态。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中等收入陷阱并非经济成长中的经济规律，只是一种经济现象，是人为结果。充满发展潜力和资源优势的南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坏”政府和“坏”政策造成的，南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三：劳动力成本过高，无人口红利；科技创新乏力，无技术红利；资金短缺，无储蓄红利。而东亚“四小龙”的自由市场、开放与审慎财政与货币政策，使它们克服了土地狭小、人口拥挤和自然资源短缺等瓶颈，极大发挥了企业家的创业潜能，取得了持续的高速成长，使之快速而平稳地迈入富裕的高收入社会。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新一届政府表现得更加亲民、自信、求真、务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国与众不同的十大制度红利，将由隐性集结的星星之火向公开发酵的多维度燎原转变，助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稳定性超强的红利

首先是经济稳定增长。过去的30多年，我国M2平均增幅16%、GDP平均增幅10%，创造了世界奇迹。在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仍将保持7%以上的增长水平。中国的通胀率与印度等其他热门新兴市场相比低好几个百分点，过去的30多年来我国CPI平均增长5.6%。

其次是财政状况稳健。2012年，马骏、曹远征、李扬教授分别牵头发布了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报告，其中有关我国国家净资产的数额均为正数，这表明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根据2012年9月8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2010年我国主权资产负债表（含中央和地方政府）广义框架的政府净值为69.6万亿元，狭义框架主权资产净值为20万亿元。

最后是人民币汇率依然比较稳定。经过近几年的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进入平稳变动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发布的关于中国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年度报告，称中国货币被“轻微低估”，而2011年对人民币的评价还是“显著低估”。外媒分析认为，人民币现在已经接近自己的合理价格。2013年以来人民币虽然有所变动，但已经进入平稳期，基本围绕在6.30左右波动。

超强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将赋予中国产业额外的竞争力，因为在一个宏观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环境中，企业投资、扩大生产的信心和决心将得到极大的增强，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良性发展。

产业体系齐全的红利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并切实推进工业化，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基本建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目前，我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工业门类都可以在中国找到。中国产业界也借此赢得了独一无二的巨大范围经济效益，成为中国竞争力的重要源泉，而这种效益是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可能具备的。这一红利彻底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1989年以来的经济技术封锁。

从规模上看，2011年我国GDP达到47万亿元，比2001年增长328.83%。比规模增长意义更为重大的是结构变迁。2001年，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占比分别为14.4%、45.1%、40.5%，而到2011年，我国上述占比分别为10.1%、46.8%、43.1%。

十八大报告指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强化需求导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运用”。随着我国的产业体系不断完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步增长。

国内储蓄超常增长的红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20世纪90年代初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2005年中国储蓄率更是高达51%，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同时，存款在我国居民金融资产中的占比有所下降，但仍高达60%以上。

从规模看，到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达到34.3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到达73.11%。从增长率看，尽管近年来随着国家拉动内需政策的实施，居民储蓄增长有所放缓，但2011年仍达到13.30%。

我国的储蓄率明显高于世界其他经济体。大量的国内储蓄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资金源泉，为国内的高投资，以及高投资带来的快速增长提供资金保障，从而使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红利

近些年来，不少人担心我国因为工资和汇率的快速上升而失去了劳动力成本的国际竞争优势。部分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开设工厂，更是使“中国制造业成本低廉优势不再”的说法甚嚣尘上。但是，笔者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比较成本仍较低，中国的制造业仍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从国内情况看，虽然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但是劳动收入份额却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有研究指出，全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1993年的50.7%缓慢攀升到1996年的最高点54%，然后一路下滑到2007年的39.7%。另有报告显示，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虽然上述两份数据有所不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有各种因素，但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中美比较看，美国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指出，目前在中国工人的工资大约为每小时2～3美元，几年前则为不到1美元，而在美国，大约每小时为18～20美元，中美制造业工资水平相差6～8倍。波士顿咨询集团指出，到2015年，预计中国工人工资将是每小时4.41美元，而美国是26.06美元。

从国际比较看，2012年4月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对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月收入做了最新统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月收入是1480美元，约合人民币9327元。其中，中国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656美元，约合人民币4134元，不到世界均值50%，位列所调查72个国家和地区的第57位。而波士顿咨询集团研究报告认为，即使将生产效率考虑在内，2010中国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也只是西欧国家的25%，预计到2015年，中国劳动力成本也仅将达到西欧国家的38%。

人力资源优良的红利

十八大报告指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就业稳定性”。

一方面，我国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城镇化进程、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目前，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我国劳动力的总供给明显大于总需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末我国15～65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4.4%。世界上无论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还是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都不超过65%，中国堪称世界第一。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上年上升1.32个百分点，城市总人口首次超过农村总人口。研究表明，假定我国的GDP保持年均9%的增长率，那么在2010年、2015年、2020年，我国的就业人口分别为：85761.5万、90397.6万和95033.8万人，剩余劳动力分别为：14404.7万、16331.1万和18606.4万人。这说明在今后的十多年里，我国的劳动力供应依然充足。

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素质较高。十八大提出，要建立和完善职业培训体系，切实提高劳动者素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文盲率为4.08%，比2000年下降2.64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预计高达700万人，比2011年毕业生多出约100万人。在未来几年，数量庞大且品质优良的人力资源将大大提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现代化建设空间巨大的红利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要求到2020年“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按照75%的城镇化目标，我国未来还将有3亿多人告别农村、进入城市。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化建设将成为引领中国经济未来15～20年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

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的报告指出，日本和韩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时城市化率分别是50%和72%，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一般已接近或高于80%(美国为98%)；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城镇化率也在60%以上。

中国在2011年城市化率为51.27%，这一数字显然高估了中国实际的城市化水平，因为中国有城市户籍的人口仅占33%。从200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统计城镇人口时用“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来计算，这样有1.8亿“农民工”被归入城镇人口，但他们并不享有城市人口的各项福利和权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部分农民工将变成真正的城市市民，无疑将为经济带来一定的增长空间。

创造需求是我国未来城镇化进程中附属的一个主要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每年“市民化”人口增加1000万，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这个过程至少可以持续十年以上。未来有3亿农民“市民化”，持续十年就是每年“市民化”3000万人口、使经济增速提高约3个百分点。我们应该看到，城镇化带来的住房以及各方面的巨大需求，产生的巨大的基本建设投资，都是支撑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

消费潜力巨大的红利

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

首先，我国消费率偏低。从中国居民最终消费率的时间序列数据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及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相比一直偏低，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其次，未来我国居民收入将持续走高。十多亿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意味着居民特别是农民有能力逐步增加消费，未来消费潜力巨大。阿瑟·克罗伯把中国人分为两个群体：糊口群体（约10亿人以上，主要集中在农村）；消费群体（1～3亿人）。糊口群体是指中国低收入者，其有消费欲望但没消费能力；而消费群体是指高收入群体，其有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但又无可消费的商品，最终是国内消费不足。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城镇居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42066元，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1838元），意味着糊口群体增收，一部分糊口群体就可转化为消费群体，简单推理：消费群体由3亿人增长为6亿人。

最后，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将不断提升。2012年11月10日，原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十八大新闻中心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继续从六大方面入手拉动内需，包括扩大安全消费、做好绿色消费、提高服务消费、促进品牌消费、培养网络消费、提倡信用消费，使其更好地拉动整体的经济增长。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以及我国采取的一系列刺激消费政策、保护消费者的措施，必将不断提升我国居民的消费欲望，使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基础作用。2012年前三季度，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为105.5%，外需为－5.5%，经济发展已建立在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上。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份额中，消费占55%，投资占50.5%，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

宏观政策调整游刃有余的红利

在助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有很多政策底牌未动，宏观政策调整仍有很大空间。

财政政策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率都不高、风险不大，中国的财政政策还有较大空间。截至2010年底，我国国债余额6.57万亿元，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2万亿元。两者合计占当年GDP的43.06%，远低于欧盟对成员国规定的60%的政府债务警戒线。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欧债危机与中国地方债务危机有本质区别：前者是消费过度引起的财政支付危机，后者是投资过度引起的财政支付危机。前者无任何抵押资产进行风险缓释，后者有大量的表外资产即土地抵押、国有企业资产利润进行风险缓释。前者是破产性危机，后者是流动性危机。

货币政策方面，目前我国大型银行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仍高达20%，而我国存款、贷款的基准利率分别高达3%、6%，相比欧美的零准备金、低准备金，以及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我国的货币政策还有较大的发挥余地。

税收政策有巨大的调整空间。中国是世界上税赋较高的国家。2008年以来，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远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要稍高于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亚、美国的平均税率近一倍。世界银行为此建议中国下一步要大幅降低劳动者税率，比如政府应该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同时将社保缴纳占工资的比例下调。根据拉弗曲线，实际上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后，更多的人收入增加，这会使得居民收入增加快，经济发展快，政府的税收也会增加。

房地产调控政策也有调整空间。要拉动消费，从现在的需求链来看，住房依然还是排在第一位的，这就是房地产的需求链逻辑。产业链决定了住房是最基本的需求。抑制住房消费以后，其他消费都被抑制了。而且其他消费要百分之百的花钱，只有住房消费不是百分之百花钱，可以由杠杆作用和提前消费。从现实情况看，2012年11月全国主要城市的房地产成交再次出现了“供销两旺”的热闹场面。尽管调控政策在2012年依旧严厉，在年中市场出现反弹之时，调控的力度甚至出现了更严的趋势，但年末成交和房价的“稳中有升”依然让低调的楼市展露出复苏的态势，也显示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强劲需求难以阻挡。

优化发展环境手段充足。继此前国务院取消了部分行政性收费之后，2012年12月24日，财政部再次发布《关于公布取消和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明确包含企业登记注册费以及个体工商户的注册登记费、因公护照费、往来港澳通行证的工本费和签注费等在内的30项行政性收费将会取消或免征，每年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105亿元。中国商品流通中长期存在一块本不该出现的“软费用”。它包括各种各样的政府收费、名目繁多的行政罚款等。只要卡死了行政乱收费的关口，商品流通费用必降无疑。2012年1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降低流通费用十项政策措施，从降低经营成本、清理整顿收费、减轻税收负担、规范执法行为、加大用地支持力度等方面多管齐下，打出了“组合拳”。随着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和贯彻落实，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环境将不断优化，市场经济主体将具有更大的活力。

科技创新具有后发优势的红利

科技创新已成为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关键。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显著成效。我国科技资源总量稳步增长，2011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达到8610亿元，增幅为21.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3%，居世界第三位。科研产出大幅增长，论文被引用数上升到世界第七位，2011年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17.2万件，增长27.4%，居世界第三位。重大创新成果亮点纷呈，太空漫步、嫦娥二号卫星深空探测成功突破1000万公里、蛟龙潜海、超级计算机、铁基超导、高速铁路、超级杂交稻、基因测序等一批科技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佳音频传。一系列令国人自豪、让世界瞩目的自主创新成就，是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1970年至今，人类在能源、交通、太空、材料、农业和医药等许多行业，其实都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这给中国“迎头赶上”留下机会。

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规律：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之后,往往是科技创新浪潮与金融创新浪潮交替出现。1933年的大危机之后是以化石能源为支撑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达到颠峰，与之相伴的是金融创新达到高潮；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是以再生能源为支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来临，与之相伴的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创新(资本化技术的提高)。我们不得不承认，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际上是美国人损人利己的创新：货币危机的转嫁能力（美元是世界货币）、企业的创新能力、操纵全球资源的能力（三大评级机构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使美国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大幅注水，却没有出现通胀。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的科技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通过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立足自主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必将从根本上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中国银行业面对金融危机能独善其身的红利

十年前，中国银行业曾被外界认为已到了“技术性破产”的边缘，很多银行由于背负历史遗留的巨额坏账损失，盈利能力也不被看好，再加上违法案件频发，很多人对中国银行业的未来发展产生质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果断决策和正确领导下，银行业金融机构以改革谋发展，理顺体制机制，转变发展方式，改善金融服务，有效化解风险，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力支持了国民经济发展。

十年后，中国银行业的变化足以让那些曾经的质疑者为之惊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六家银行在2012年集体跻身世界500强企业排名；2011年中国银行业利润为1.25万亿元，同比增长38.89%，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年度排名中，中国银行业2012年的利润占到全球利润的29.3%，而2007年时仅为4%，我国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三家银行包揽了全球银行业利润榜的前三名；中国银行因国际影响力显著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国银行业在国际监管规则的制订中话语权不断提高，新颁布的“巴塞尔协议Ⅲ”就吸收了我国许多有关意见和建议；中国从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巴塞尔协议Ⅲ”，美国及欧盟则表示将会推迟实施“巴塞尔协议Ⅲ”。

随着中国经济“黄金十年”的到来，我国银行业通过转变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调整经营结构，必将在未来的世界银行业找准自身定位，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