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峰会观察：深度解读“国家创新力”

站在眼下新一轮发展周期的关键节点上，中国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对于经济运行所出现的新形势、新变化，人们都希望代表着世界最前沿经济学成果的诺贝尔经济学理论能帮助当前状况的改善。

3月18日-19日，由新华都商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及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主办，《北大商业评论》杂志社承办的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在北京隆重举行。2006年和2012年两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国前财长、世界银行前副行长等全球顶级经济学家，多位最富盛名的华人经济学家及知名中国企业家，共赴盛会，对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模式的变革之路、中国与世界未来的互动发展方式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在历时两天的峰会的20余场专家主题演讲中，与会嘉宾关于国家创新力研究的发言超过半数，成为本次峰会议题的焦点。学者专家们纷纷从本土自主创新、经济政策、金融改革等不同角度解读国家创新，并由此回答变革中普遍存在的疑问。

“国家创新力”之本土创新篇：为什么中国不应简单模仿西方？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认为，创新标准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中国的情况恰恰有点复杂。这种复杂性的来源有很多，这些因素使中国的创新不能简单地模仿西方。

费尔普斯反对盲目模仿的观点引起共鸣。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在题为《潜在比较优势、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主题演讲中说：“流行不等于有效。尤其是发达国家非常有效的制度环境在发展中国家不见得适合。”他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非洲一个小国，2010年世界银行给他们建议改革的项目达到520多项，但是他们说连财政部都没那么多人，更何况国家内外部环境都不一样。“只有建立在新经济结构学以及历史经验当中，来帮助一个国家找到它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才比较容易成功。”

“中国设置的目标不应该是赶超西方，而是应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否则就会恶化生活质量，落入一种陷阱——就像1950-1990年日本希望赶超美国那样，1990年以后增长下降。”芝加哥大学国际经济和金融荣誉教授罗伯特·阿里贝尔（Robert Z.Aliber）在《高储蓄经济结构再平衡》的演讲中对以上二位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精确表述与延伸。

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新华都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过去，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以低成本来实现的：低劳动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社会成本。而今天，这些条件在发生变化。”他指出，中国应该要走增量带动存量的发展之路，求得新发展。

这印证了现代经济理论中把自主创新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的正确性。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进一步指出，必须让创新驱动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动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意识一定要化为产业行为，才可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国家创新力”之制度政策篇：为什么工业革命没发生在中国？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埃尔文•罗斯（AlvinE.Roth）曾说：“在市场设计上，中国有很多机会。”如今首次来到中国，通过与华人经济学家的对话，他对中国市场有了更多的信心。

在罗斯带来的《市场设计：中国如何借鉴美国经验》精彩演讲中，他首次用来自股票市场、招生制度和肾交易市场的案例透析了市场设计与中央计划的核心区别，并阐述了市场如何能够正常运转而不失效。他指出，有效的匹配市场具有双向选择机制，“不是选择就可以了，还要被选择。”此外，价格并非决定匹配程度的唯一因素，“要确保这个市场是不堵塞的，所有交易都要有发生时间，要安全，所有参与者都愿意参与这样的市场。”在罗斯看来，基于市场的设计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大活力，这恰恰是引导制定正确经济政策的基础。

“非破坏性创新可以产生增长，并可通过公共政策来推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纽约美联储银行顾问R.格伦•哈伯德（R.Glenn Hubbard）从美国、欧洲和亚洲国家的经济政策比较分析中，进一步证明了罗斯关于政策影响创新的判断。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从18世纪50年代起西方发生的创新被叫做‘工业革命’，为什么是在英国，而不是中国？”他诠释了这种创新爆发和延续的原因：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成果是政府承诺保护私人财产不能任意增税，这样的改变会使得企业家他们愿意来进行投资，来发展当时的技术和科技，但是当时更加发达的却没有这样的制度安排。

黄有光说，中国本来就是能够高速发展的，只是以前受到僵硬制度和错误政策的桎梏、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影响，使它没能高速发展。“虽然我们改革开放说已经进入市场经济了，但是由于过去中央计划的习惯，还是太过分依赖行政管理，比如汽车用抽签而不是用拍卖的方式，这都是违反市场规律的。”当然，这些都只是政策层面安排的表现，“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否继续更深入的经济改革和与之配套的制度改革。”

对制度层面的深入洞察，将峰会议题引向纵深的讨论。美国塔夫茨大学讲座教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阿玛尔•毕海德（Amar Bhide）指出，制度是包容性创新的基础，需要更全面地理解创新。“创新并不是精英人群引领的事物，并不是只关于这个技术专利的申请，或者论文发表有多少，或者你的公司是否在纳斯达克上市这样一些看上去很光鲜的事情。”

或许中国的城镇化和能源问题能够作为典型案例回答中国在政策层面究竟应该做出怎样的创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说，中国存在工业化超前、城市后滞后的问题，“行政主导的城镇化，每级政府都在自己的行政权力范围内‘造城’，分散投资，降低效率，这是资源配置不平衡的表现。”而新华都商学院副院长、达沃斯能源合作顾问委员会委员林伯强就能源问题上回答了中国的应对之道：“解决能源安全最主要的问题一个是进口，然后是能源替代，必须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加快能源价格改革，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国家创新力”之金融改革篇：为什么要建设好“运动场馆”？

在过去三十年中，尽管中国的金融改革被放在了企业改革之后，但近十年来，金融体制改革已越来越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的就是，因为这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规避经济金融风险，也成为透视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维度。

法国前财政部部长埃德蒙·阿尔方戴利（EdmondAlphandery）带来了发达国家的经验。他深刻地分析了欧洲债务危机与社会金融改革，洞察了去年意大利大选发出的警醒信号和希腊主权债务危机，透视了危机呈现的几个主要特点，提出：“事实上，当局势恶化时，主权、债券、市场，三个市场是同步恶化的，各个领域的回报率都在下降，甚至蔓延到非金融业。严格金融环境监管非常重要。”

CRC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罗伯（Richard Robb）则进一步对比了“中、美、德金融机构对国家创新的贡献”，通过比较分析，他认为，“商业可以不断吸收新的技术进行创新，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更多的商业文化当中，这对于创新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点，然后才可以进行商业的分析，包括对于机会的拓展等等。”

结合以上两位海外经济学家的锐利观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指出了中国金融改革两条主线：“一是重组再造微观金融基础，也就是让金融机构成为真正的金融机构；二是大力发展金融市场，鼓励金融创新。”在此基础上，刘士余指出，“未来十年要立足于开放场馆的体系建设。一个运动员是至关重要的，但要提高运动员的体质素质，必须首先要有运动场地的现代化、比赛规则的国际化、规律的市场化。”这意味着，只有首先制订了规则，提高运动场馆的“设施”水平，制定很好的机理政策，才有可能为创新构筑良好的金融环境，最大限度地规避金融风险。

尽管各位嘉宾的具体观点略有差异，并对创新的观察各有侧重，但峰会最终形成一种新共识，即国家创新已成为重振经济增长、推动各国经济复兴的唯一出路。这种共识也被延续到19日下午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圆桌会议上，与会嘉宾在创新思维下，对世界经济未来十年的模式变革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交流与辩论。

“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提高综合要素的作用，综合要素从近期看就是要不断地鼓励创新。”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在峰会总结致辞中表示，未来十年，中国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扎扎实实把实体经济做好，适度发展虚拟经济，挤掉GDP的水分，争取实实在在的增长。

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何志毅教授表示：“我们希望能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务实有效的思路，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思想的碰撞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并在彼此的经济融合中找到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独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