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3月11日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两会期间向网易财经表示，新阶段改革首要任务是政府部门的转型，主要包括改变以增长为主的政府倾向；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和优化权利结构；加大政务公开透明度。
他指出，政府的转型改革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对于深化市场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都有带动作用。“如果继续以GDP总量为导向，那么我们现在中央地方的关系很难调整，所以我们如果以公共服务为导向，加大中央对地方一般性的转移支付力度，那么就会把地方政府更多的引导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这样就必须要改变我们现在的财政税收体制，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
迟福林认为，中国改革虽然已经进行了三十五年，但仍然属于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改革一方面需要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另一方面调整利益关系面临的复杂问题，有些改革需要再实践在探索，但也鼓励有些地方先试先行，所以一定程度要把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此外，他还表示，实现中等收入人群倍增计划，需要让一部分农民能够进入到中等收入人群中，在制度创新方面，政府应把土地作为物权还给农民，“农民作为自己土地的真正的主体，受《物权法》保护，这样才给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来奠定了一个最重要的制度保障。”（胡雯）
以下是访谈实录：
网易财经：迟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知道十八大以后改革的呼声是非常强烈的，就您看来，您最期待的改革是什么呢？
迟福林：十八大以后人们对改革再一次寄予了很大的期待，这一次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念到深化改革的时候大家给予了掌声，这也就反映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期待，下一步的改革在我看来有三个重要的切入点，一个是政府的转型改革；一个是收入分配的改革；一个是我们解决体制机制的腐败问题，这三件事情可能都很重要，因为政府的转型改革可能是个重点，把政府市场关系，政府社会的关系解决得好一点，对于我们深化市场化改革，社会管理创新都会有带动作用。
而收入分配改革，因为它涉及到现在整个利益关系的调整，在当前它有着特别特殊的重要性，如果把收入分配的改革在某些方面能够有突破，比如说我们能够经过5年—8年的努力，使得收入倍增能够实现，而且中等收入群体能明显增加，这个对我们整个中长期的发展，无论是扩大内需，还是我们建立一个橄榄型的社会，都会起到一个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作用，而体制机制性的腐败问题，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引发经济社会矛盾的一个聚焦点，我们运用公开、透明，推动相关的改革，比如说司法公开，比如说社会监督，比如说逐步的实现财产公开，这些都是解决体制机制腐败的重要措施，当然也包括审批制度改革等等，这些事情解决好了，对于我们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对于缓解社会的一些矛盾，对人们树立对未来的信心也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网易财经：您对中国改革的“过河论”怎么看？
迟福林：所谓的“过河论”，大家当然说是不是还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在我看来中国的改革虽然搞了35年，但是它仍然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所以改革一方面需要顶层设计，统筹规划，也就是说大家寄希望于比如说今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能不能出台五来5年—10年改革的总体方案，形成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另一方面有些改革也是需要能够，你比如说现在调整利益关系面临的复杂的一些问题，有些改革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也鼓励有些地方先行先试，所以一定要把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因为我们的改革虽然大目标很明确，但是毕竟它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打破现有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规定的过程，所以我们这样不能片面的强调哪一块，我的观点就是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能够相结合。
网易财经：目前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旧有的一些红利面临一种消失的态势，您认为新的红利是什么，怎么把它释放出来？
迟福林：尽管我们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第35个年头，传统的一些像你说的改革红利的优势逐步在减弱，比如说劳动力成本优势、出口等等，但是中国应该是一个转型发展的大国，尤其是世界经济深刻复杂的变化下，我们还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一些优势，比如说第一，我们内需红利，有内需的优势，一方面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消费需求很大，另一方面中国经过35年的改革，今天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上了，消费结构正处在一个转型升级的阶段，比如说大家对教育、医疗这样一些服务性的消费比重明显提高，所以消费结构正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初步的估计计算，未来8年—10年，中国的内需潜力大概有将近百万亿的这样一个强大规模。
我看到麦肯锡的一个咨询报告里谈到，当前中国医疗市场的总规模大概只有300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规模，它这个报告提出，估计到2020年，中国医疗市场的规模会高达1万亿美元市场以上，也就是说有两三倍的增长空间，所以这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内需潜力，将成为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最大的红利。
第二，我们有城镇化的红利，或者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优势，一方面城镇化30到70之间正是快速发展的阶段，另一方面从中国的情况看，我们尽管去年的城镇化率是52.6，但是人口城镇化率还不到35，人口城镇化率应该说还是一个很低的水平，所以我们未来的10年，这个城镇化我估计年一个百分点的上升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这个城镇化就有可能成为中国四方百万亿内需潜力的一个最大的载体，最大的潜力，这是这两个。
所以我就说我们能不能抓住我们国家现在扩大内需的这么一个重大机遇，能不能释放城镇化的最大潜力，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改革。如果我们收入分配制度没有突破，老百姓的收入能力上不来，那怎么消费呢？如果城镇化相关的，像户籍制度不改革，我们的人口城镇化的规模怎么能够提升呢？所以关键问题还是有制度红利，就是只有在改革当中我们才能抓住内需的这样一个机遇，来释放城镇化的潜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所以我们最近出了一本《改革红利》这本书，昨天有人告诉我，这1万册刚刚这么几天没有了，又再加印1万册，就是大家对这个事情都很关心，到底下一步我们的改革红利有多大，怎么能够释放出来。
网易财经：您是比较早呼吁这个国民收入倍增的学者，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迟福林：我记得应该是2010年，我在收入分配提案当中第一条提出来，希望国家能够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当时提出来媒体有报道，当时有人说了，根本不可能，有人写文章来做一些探讨，我是（基于）两个基本考虑，一个基本考虑就是中国经济到了要依靠内部，以内部需求为主来支撑中长期发展的阶段了，以内部需求为主来支撑这个发展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老百姓的收入能力，而要解决收入能力，那就要有一个，在未来能不能再用10年左右使老百姓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是有这个条件，我们过去这些年，GDP大概都是接近两位数的增长，而公共财政大概都是20%的速度增长，有条件使城乡居民收入和GDP保持同步，也有空间使得国家减少一些税收来支持老百姓，给老百姓的创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就是说我们有条件能在10年左右实现倍增计划，所以两年过去了，我看到十八大把到2020年国民收入倍增正式列为我们的一个目标。
网易财经：您认为这个收入倍增计划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
迟福林：我这次“两会”又提交了一个提案，就建议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国家规划，为什么在城乡居民收入倍增以后又提出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规划呢？我们现在从现实上看，我们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太低，只有23%左右，如果现在在现有的这么一个收入分配的格局下实现倍增，可能即使倍增实现了，我们的收入分配这种不合理的格局还会继续扩大，这个时候会形成更多的经济、社会问题，所以在我看到，能不能解决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是我们国民收入倍增当中最关键，最基础的一个所在，如果能够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比如到2020年，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能从现在的20%提到40%左右，每年提高将近两个百分点，那么我们就有6亿人能够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第一我们收入分配格局相对比较合理了，第二我们橄榄型社会的基础初步形成了，第三，更重要的是是我们中低，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这种消费主体形成了，所以无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都是一件十分重要、重大的事情，所以我认为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在8年左右使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倍增，所以我一再呼吁国家有关方面，应该来研究，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相关政策和行动计划，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在调低有了一些措施，虽然不够，有了一些措施，限高也正在逐步采取措施，但是怎么样能够加快扩充这方面还缺乏明确的目标、明确的，比较有可操作的一些行动方案、行动计划。
网易财经：推动这个目标实现，需要哪些制度创新？
迟福林：我一再提出来，这样一个目标实现需要一些结构性的调整，或者结构性的变革，比如说首先像税收政策就要做调整，中等收入群体跟服务业相关联，更多的所谓的白领，在服务领域吸纳更多的大学生就业，就可能使得这个领域里面产生更多的中等收入者，另外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产生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怎么样能够减轻中小企业的税负，这里空间很大，与此同时我们还涉及到一些制度性的变革，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一部分农民进入不了中等收入群体，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困难，那么农民怎么才能进入呢？我们靠农产品价格，农业生产使一部分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我认为是有难度的，关键在哪里？农村土地，就是能不能使土地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一个来源，或者重要来源之一，这就涉及到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比如说我这次也是做了一个提案，呼吁国家尽快的把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作为物权，这样他可以抵押，就是农民作为自己土地的真正的主体，受《物权法》保护，这样才给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来奠定了一个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网易财经：刚才您也提到说政府转型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迟福林：对。
网易财经：具体方向在哪里？
迟福林：政府的转型改革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想需要做的事情特别多，我们从现实的问题上来看，我认为有四件事情是基本的问题，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我们增长主义的政府倾向还有一定的普遍性，从地方层面看，在我们现在的财税体制、现行的干部选拔机制下，地方以做大GDP为主要追求，以上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任务，以土地批租为主要手段，以行政控制为主要的抓手，这种情况下，难免会造成什么呢？重视了GDP，忽略了社会发展；重视了上重化工业项目，忽略了环境的治理，所以造成了我们今天一系列的矛盾、问题，所以能不能够把增长主义政府倾向，能够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真正把政府的职能转到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公平正义，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这涉及到一系列政府根本的职能转变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看，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在中央地方关系上，因为我们讲现行的财税体制，中央地方关系上我们是继续以经济总量为导向呢，还是以公共服务为导向呢？如果继续以GDP总量为导向，那么我们现在中央地方的关系很难调整，所以我们如果以公共服务为导向，加大中央对地方一般性的转移支付力度，那么就会把地方政府更多的引导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这样就必须要改变我们现在的财政税收体制，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
第三个问题就是政府的职能转变和什么结合呢？权力结构，现在政府为什么这些年职能转变我们喊了几十年了，有转变，有进展，到底不到位？就是政府的权力结构还不合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还是不分的，既有高度集中的问题，又有高度分散的问题，所以我们这次要推进大部制改革，目的是什么？以转变职能为核心，以优化权力结构为重点，就是一定要使得政府能够建立一个合理的权力结构，为它的职能转变提供一个组织保障。
第四个问题就是政府的自身利益倾向，我们现在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的形成并且都有普遍性，如果今天在全社会利益主体多样化的背景下，如果政府部门的自身利益问题不解决，它就很难起到维护公平正义、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所以加大政务公开的这种透明度，实现全社会对政府的这样一种监督，使得政府能够重返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身份，这对我们协调利益关系，对政府正确有效的履行自己的职能都是十分重要的。
网易财经：对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建议？
迟福林：行政审批从数量上说，总理工作报告讲了，60%左右已经取消了，但是现在一些重要的审批权仍然还是掌握在政府手里，行政审批现在有几件大事情需要来研究，一件事情就是有些该交给市场的事情应该交给市场，加快市场化改革，比如像资源价格改革，我们错过了一些资源价格改革的一些好的机会，资源价格改革未来主要应该发挥市场在资源价格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所以现在加快资源价格改革，要素市场改革，使得市场，而不是通过审批来形成合理的价格机制，这是一方面。
第二行政审批要加大它的透明度，现在行政审批的环节很多，表面上很少，事实上里面的猫腻很多，如果没有透明度，无形中就给企业加大了很大的成本，这个透明度十分十分重要。第三在我们现在体制机制性的腐败还是存在，利用审批谋取私利的问题还是存在的，所以如何在审批中像我刚刚讲的，能逐步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制度十分重要。比如例如未来企业登记，是不是还需要限制这么多条件呢？未来能不能实现自主的企业登记，把主要的工作放到市场未来的监管上，严格的市场监管，放宽准入，严格市场监管，这样就形成一个好的发展环境。
网易财经：谢谢您。(胡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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