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对我们的启示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革命群众在一起

　　人物周刊：早在此轮托克维尔热之前将近一年，您就在北京某读书会上发表了重读托克维尔的长篇讲演，当时为什么要选这本书？

朱学勤：说来话长。当时重提托克维尔，是因为2012年属多事之秋。年初做的讲演，稿子整理出来后，只在朋友范围内传阅。到了年底，《南方周末》编辑突然打电话来，说王岐山在中纪委会议上公开推荐此书，你的讲演词可以发表了。于是再经整理，还有经过可以理解的编辑部技术性柔化，这才得以在这家报纸上分两期发表。有些朋友说，这一回你可赶上“时髦”了。其实将时间排列一下即可知，谁赶谁的“时髦”啊？说句不客气的话，也是你们年轻人的“潮语”：我是过时人物一年未动，甚至20年未动，是“时髦”在后面赶上我了。

为什么说20年原地未动？早在1989年5月，我在上海《书林》发表“为什么要对比研究法国大革命与中国的文化革命”一文，想以此提醒，要从托克维尔这样的法国自由派贵族学一点历史智慧。

二十多年后，因王岐山推荐托克维尔其人其书，《南方周末》才有机会发表我此前的讲演录，并配上我新写的短评，再次引用那句呵断王党狂欢的名言：“你们什么都没有学会，什么都没有忘记！” 转一圈，鬼打墙一般，24年过去了，又回到原点，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呢？就是托克维尔于九泉，看到中国今天又想起他的这本老书，也不会高兴吧？

　　人物周刊：为什么您对托克维尔这个人如此推崇？

朱学勤：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史著汗牛充栋，但就作者个人而言，我最心仪的还是托克维尔，这是因为：

一，托克维尔几乎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他在序言中写得很明白，他认为史家动笔的最好时候是上距那一年代不能太近，太近则各种激情尚未沉淀，也不能太远，太远则丧失最为宝贵的现场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最好是孙子辈来写爷爷辈，上距50年左右。而在我们这一代，相似的情况是写“文革”，这是我们这一代不能向历史交白卷的人生使命，到目前为止，不能说没有人在写，而且最近出的一些口述史正在逼近突破点。但我可以说，还没有一本能达到托克维尔写法国革命的水准，150年后还能为后人想起。写不好“文革”就写不好改革，要么是情绪化攻击，要么是谀辞满目不忍卒读，改革至今无信史，原因多多，但与没有文革史研究作基础，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他的自由派贵族视野不仅超越王党，超越雅各宾派，更重要的是超越了本阶级局限。

什么叫自由派贵族？根本特点是独立，独立就是孤立。就像他外曾祖父讲的，“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家族的因素影响了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既不是简单地站在旧制度的立场上谴责革命，也没有无条件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谴责旧制度。他是站在两者之外，想挖掘大革命背后的历史理性，总结法国革命走向悲剧结局的深层次原因。法国革命至今已两百余年，研究它的历史学家非常多，但像他那样几乎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达到这么深认识的不多见。跟他同时代的基佐，恩格斯讲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而是来自基佐。基佐写过厚厚的四大卷《法国文明史》，但我觉得不如这薄薄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20世纪中国经历的动荡不亚于18世纪的法国，以致我曾说，中国这一百年经历过各种极端年代，惟独没有经历的是一个正常年代。但检视这一百年知识分子的历史，除陈寅恪等极其个别的几个人，整体而言都是随风俯仰，不是偏向这边就是偏向那边，没有独立的立场。没几个人有托克维尔及其先辈那种襟怀气魄，两边都不靠，人民弱势时，为人民辩护，国王弱势时，为国王的基本生存权利辩护，甚至为此掉了脑袋。中国知识分子到现在都没有形成这样的气魄。

　　人物周刊：许多人主张知识分子站在权力之外去监督权力，本身不去参与政治。但托克维尔却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参与政治的经验，突然进入到政治，就会出现许多问题。知识分子不该参与政治吗？不参与政治，有没有可能使他们对政府的批评流于空疏呢？

朱学勤：知识分子要入仕，当然可以，但入仕后就不能自称知识分子了，而应承认自己的官吏身份，老老实实做好本分事，遵守职业伦理。我厌恶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明明没有入仕，屁股却坐在权势者这一边，处处为“肉食者”着想，又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知识分子。

从纯事理的角度来讲，总要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参与政府或参加议会活动。要么做事务官要么做政务官。一个由文盲组成的政府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这两种选择客观上都应该存在，但要划清职业伦理，是知识分子则守独立立场，是入仕为官，则守官员伦理，不能混淆。

从政府这一头讲，则应尽可能开放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渠道，打通社会与国家这两者之间的双向渠道。为什么法国知识分子在革命中那么激进？从路易十四开始的王权专制年代，禁绝社会上的人预闻政治。法国革命中文人在毫无政治经验的情况下投身政治犯下大错，根本上还要归咎于专制制度。

就像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热心公益的人士，却不一定有政治生活经验，如果进入政治操作层面会怎么样？他们多半会走法国模式而不是美国模式。但是你不能怪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政治领域没有开放给民众，让他们及早受到训练。

　　人物周刊：《旧制度与大革命》写的是法国革命，在中国离我们最近的是文化大革命，您是怎么认识这场革命的？

朱学勤：说到“文革”，大多数人在它被否定前跟着当局走；在它被否定后认同新当局对它的否定。对这个否定，我坚持认为是以“文革”的方式否定“文革”，第一片面，第二不彻底，是没有生命力的。“文革”当然要否定，但不能从统治集团本身的得失角度来否定，而应该从整个民族成败的角度来看。

文化革命为什么发生？既有1949年建立的以俄为师的制度的原因，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原因基本回避了；还有一点，“文革”虽是毛错误发动的悲剧性事件，但是应该看到基层大多数民众当时是群起响应的。这既有他们被愚弄的成分，也有前17年孕育出官民矛盾的扭曲喷发。这个矛盾是客观存在，此后否定“文革”时连这个矛盾的客观存在也都否定了。30年不到，历史再一次回到这个问题上，当今社会最根本的矛盾，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官民矛盾。

　　人物周刊：照您的说法，官民矛盾从开始改革到现在一直存在？

朱学勤：没有消失过。在“文革”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在1959-1962年大饥荒的阶段发展得非常尖锐，然后到1966年，被毛泽东引爆了。这才形成这么大规模长时段的动荡。我认为毛要发动“文革”，有多层面的原因。既有制度层面的原因，也有和刘少奇在政策上存在分歧的原因，也有他个人的原因。怎么讲呢？他承认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这个制度的阴暗面，他承认官民矛盾是这个制度的基本矛盾之一。但他是用错误的方法，而不是法制的、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用对干部阶层的人格羞辱的方式来解决，用湖南农运的方式来解决。承认这一矛盾的存在，这是白的，用民粹的办法羞辱官员人格，这是黑的。“文革”前短短17年，有官民矛盾，有官员特权，也有官员腐败，但是腐败的速度远远低于“文革”被否定之后的二三十年。

　　人物周刊：好像在改革这30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通老百姓没有意识到这个官民矛盾。

朱学勤：相当多老百姓在1978-1980年时，被四个现代化的承诺和比较开明的政策调整所满足。但受到的抑制从长远来讲是会释放出来的。到80年代中后期，最流行的口号是“反官倒”、“反腐败”，那是新时期老矛盾的爆发。之后，片面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什么都有了，于是和社会达成一个暂时的默契，就是只要政治上不挑战，经济上再度释放出致富空间。“92南巡”又掀起了经济上的热潮，社会又忘掉了官民矛盾。到了21世纪，发生了非常奇怪的现象，“三农问题”出现了。当年改革原本是从三农危机的解决开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下解放出来，瞬间解决温饱问题，粮食多得吃不完，大家都在唱《在希望的田野上》。20年后回头一看，问题没有解决。从三农危机开始，维稳和维权的冲突发展了十几年，到了今天这一步。绕来绕去还是那个老问题。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官民矛盾永远也解决不了？

朱学勤：我觉得解决不了。但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相对开明的这一段改革开放时期，统治者中应该有有识之士揭示这个问题。这时我们再来看托克维尔，会觉得他是了不起的。他出身自由派贵族，但不受贵族的局限，放弃了有许多社会特权的贵族的名衔。他从本阶级的得失当中跳了出来，然后来总结为什么会发生法国大革命，既不站在旧制度这边，也不站在革命这边。这样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才使这本书成为百年不衰的名著。一个人只有挣脱了本阶级的局限，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统治者，最后留下的无论是精神作品，还是政治作品，才能经得起百年考验。

　　人物周刊：但托克维尔的深刻并不仅仅是由于他的立场吧？

朱学勤：学托克维尔，要学他的历史智慧而不是某些词句。这些历史智慧能够让我们看到“文革”被否定，真有点像法国大革命被否定一样。

在中国不要说100年大起大落，我们生活的30年都是大起大落。一场“文革”，一场改革，世界之林里其他民族，很少有一个像我们这样，在和平年代经历如此大的、极端的动荡。这么大的极端动荡，出10个、100个托克维尔都不嫌多。但现在有没有？一个都没有。

所以只能到150年前，到外国古人那里，借鉴一些政治智慧和历史智慧。所以我说，150年以后，中共有政治局常委推荐这本书，值得称许。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您个人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托克维尔的影响？

朱学勤：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有一种同情的否定。这表现在他对那些王党的同情批评中，也表现在他对革命派的同情的理解中。他否定了法国革命，但并不是像我们否定“文革”那样肤浅与简单。由于我自己对“文革”、改革的观察体验，从80年代读托克维尔开始，不可能不受他的影响。前几年我曾在你们杂志上写过一个专栏，其中最用心的，就是《“凌伊”先生》（写一个历史学者因应“文革”的大起大落）。一晃5年过去了，我也是人微言轻，“凌伊”先生本人对“文革”的反思也有变化，甚至是令人失望的退化，但我不会因其变化、退化而后悔当初在那样一种压力下应尽的义务，以及下决心写那篇文章之初衷。写这篇文章，并不意味着我肯定“文革”，恰恰相反，我希望能还“文革”的全貌，以更复杂、更多层面、更具历史理性的思考，而不是格列佛小人国的方式来否定“文革”。除此之外，对革命卷进去的人与事，尤其是知识分子误入红尘之命运，我愿做一些同情的探索、托克维尔式的理解。至于我个人，他不仅过去影响我，现在影响我，将来还会影响我。

（本访谈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