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部门工作人员：统计贪官收入不是我们的事

"衡量社会收入差距的风向标——基尼系数突然重新出现，很可能是为收入分配改革“铺路”。"

"在没有官方版本的12年里，民间版本层出不穷，但注定都充满争议。"

久违的官方基尼系数

12年了，官方版基尼系数终于再现。

2013年1月18日下午，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就当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召开记者招待会。被问到“基尼系数”发布计划时，马建堂出人意料地公布了2003-2012年十年间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此后波动向上，于2008年达到峰值0.491，2012年回落至0.474。

统计局基尼数据一经公布，引来一片争议。经济学家许小年质疑该数据过低，“连童话都不敢这么写”。而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等学者则认为统计局的数据相对可信。

但更为引人关注的，是这次官方基尼系数发布的时机——国家统计局上次公布基尼系数还是在12年之前，因而此次公布该数据，被普遍解读为是在为即将启动的收入分配改革“铺路”。

“政府已经承诺到2020年居民收入翻一番，若想兑现它的目标，就必须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做出一些调整，这可能是一个契机。”李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外，他认为统计局也受到一定的压力，一是社会公众希望知道收入差距的现状，二是一些民间研究机构发布的基尼系数越来越高，“统计局再沉默下去，就不好交待了”。

在许多国家，政府均每年发布基尼系数。根据公开资料，统计局曾公布2000年中国基尼系数是0.412。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到，统计局曾在2001年第一期《中国国情国力》的期刊上，发布过1978年至1999年间历年的农村和城镇居民基尼系数：1978年的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2124，城市为0.16；1995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为0.389，1999年为0.397。

但为何2001年至2012年十一年间，统计局未再公布基尼系数呢？

基尼系数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用以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其值在0和1之间，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均，数据越大表示收入差距越大。按国际通行标准，基尼系数小于0.2时表示收入分配高度平均，达0.4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较大，达0.6时表示差距悬殊。

1月18日的记者会上，马建堂提到之前国家统计局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住户调查体系，因此基尼系数的计算经历了从城乡分开走向全国统一、城乡可比的过程。统计局进行了近两年的准备，对全国40万户居民分城乡的、老口径的住户基础资料进行了整理、计算，才得出2003年到2012年的居民基尼系数。

但一位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据他所知，前些年统计局也都会按老口径统计基尼系数，之所以没有公布，“可能是怕数字比较敏感”。

基尼系数的高低与社会稳定指数呈反比，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即基尼系数超过0.4时，贫富差距将使社会不稳定。因此，当13年前中国居民基尼系数超过0.4时，统计局不再公布，或许是出于此种考虑。

上述2001年第一期《中国国情国力》中，国家统计局在“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一文里指出，1978至1999年21年里，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增长了84%，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增长了58%，“如果这种势头不适当加以遏制，那么，就可能快速地达到甚至超越警戒线，从而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剧烈的社会动荡，对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产生不利的影响”。

同时文章判断，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0.5，而非国际警戒线0.4，“实际工作中按0.45操作”。

上述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各国国情千差万别，居民的承受能力及社会价值观念都不尽相同，也确实有一些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却并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比如南非、美国、菲律宾、巴西、墨西哥等。

来自民间的“超级替补”

与官方基尼系数的长期失语相对应的，则是民间或国际组织对基尼系数和贫富差距的长期和持续的关注。

1985年第3期《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平均主义背后的收入不公平现象的文章《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的若干变化趋势》，作者是时任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赵人伟，因为那篇文章的巨大反响，他获得了1986年的“孙冶方经济学奖”。从此赵人伟开始了对中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长达二十多年的研究生涯。

1980年代，赵人伟专门研究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虽然当时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属于平均主义范畴，但新中国成立后的“工农业剪刀差”的工业化战略，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是2.5 1（世界银行的数据），而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超过1.5倍。同时，二次分配的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进一步对城乡进行了“抽瘦补肥”的逆向再分配——仅城市居民享受住房、养老、教育和医疗等补贴。

不过，1980年代城乡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并不十分尖锐和激化，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对人口流动的限制较死，使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对比不强。另一方面，1970年代末实行农村联产承包制之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升，一度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城市中，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同期也在发生巨变。一些脱离计划经济体制“下海”经商的人迅速富裕起来，1990年北京亚运会召开时，相声节目里调侃的是“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赵人伟概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收入分配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85年以前，基本是平均主义下的不公平，农村承包责任制使城乡差距缩小；1985年-1990年代中期，平均主义和收入差距拉大两种现象并存，体制内平均主义，体制外收入差距拉大；1990年代中期至今，则基本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阶段。

1988年，赵人伟领衔的社科院经济所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正式成立。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了该课题组20万美元，赵人伟和他的学生李实等人，用这笔钱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居民收入付费入户调查。

历时4年，在调查了19000户农村和城市居民后，1993年课题组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1980年代初期有所缩小，但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呈扩大的趋势。城乡之间居民人均实际收入的比率1985年为1.86 1，到1994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反弹至2.9 1。1988年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达到0.325，城市为0.233，全国基尼系数为0.382。

1995年，赵人伟带领课题组做了第二次居民收入差距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农村和城镇的基尼系数在上升，农村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429，城镇则上升到0.286，全国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445。这一结果与世界银行的报告相符，世行报告估计，1995年我国城乡收入的比率应为4.3 1。

赵人伟退休之后，2002年李实在福特基金和瑞典国际开发署的赞助下主持完成了第三次大规模居民收入调查。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到约2.44倍，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0.454，超过了国际警戒线。2007年，李实组织的第四次居民收入调查发现基尼系数已介于0.48-0.49之间，城乡收入差距则接近3.3倍。

赵人伟和李实等人主持的几次基尼系数调查结果在国际、国内都赢得了广泛认可，并被权威学术杂志多次引用。

与他们发布的基尼系数相映照的，还有世界银行、国际经合组织OECD、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众多民间学术机构组织的口径各异的收入差距调查。据《瞭望东方周刊》统计，近十余年来，市场上相继出现了不少于十种版本的中国基尼系数。这些数据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显示中国的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2013年李实和同事会再进行一次基尼系数调查。他估计，自2009年起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可能会缩小，原因是农产品涨价，经济刺激计划拉高了农民工工资，以及政府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和补贴。“但这三个因素只有最后一个有可能是持续的，还不好判断差距缩小是否是一种趋势。”李实说。

值得一提的是，赵人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主持基尼系数调查的后期，他明显感觉到从统计局查询数据变得越来越难，“以前跟局长打个招呼就能查数据，后来数据保密，给钱也不行了”。

1月18日记者会上，马建堂评价民间基尼系数调查时说，“规范的民间调查是官方统计的重要的、有益的补充”。

最雾里看花的数据

就在统计局的官方版本公布之前一个月，2012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与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共同成立的学术调查研究机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发布报告称，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这一数字不仅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也远超过统计局后来公布的0.481。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南方周末记者所能查到的世界银行及OECD各国数据库中，仅有2009年的南非基尼系数达到0.631超过了此数。

该数据公布后，众多学者表示了怀疑或质疑。比如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对媒体表示：“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水平处于‘高位运行’阶段，现在肯定过了0.4，只是西南财大说的0.61有点儿太吓人了。”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岳希明和李实随后也撰文指出，如果在两个机构公布的基尼系数之间加以选择的话，更加相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结果，西南财大的基尼系数被高估。他们认为，在抽样覆盖率和样本量上，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都占有比较优势，且其日记账方式样本信息也比西南财大的一次性回忆的数据收集方法更为准确。

不过，针对这些质疑，西南财经大学CHFS中心主任甘犁撰文从技术角度进行反驳。目前这场论战还没有结束。

由于涉及大规模的居民收入调查和专业性极强的数理统计工具，学者或机构对收入差距的调查测算结果，往往会引来无尽的争议。

比如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2010年发布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认为，2008年，中国居民的“隐性收入”为9.3万亿元，其中“灰色收入”为5.4万亿元，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17%，且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这一组数字不仅受到国家统计局人士的公开质疑，也被包括李实、岳希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罗楚亮在内的多名学者质疑。

事实上，中国基尼系数和收入差距问题中最富有难度的调查，正在于对高收入人群收入水平的调查，尤其是其中的非法收入部分。岳希明和李实曾在一次研讨会上向统计部门建议应该解决非法收入的统计问题。一位长年从事统计工作的参会者半开玩笑地说：“统计贪官收入可不是统计局的事，那是中纪委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