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资本充足率判断大银行风险计量能力为时尚早

从2013年1月1日开始，我国将正式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获准实施的银行将按照新的资本计算规则报送和披露资本充足率。鉴于银行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最终的成果体现为依赖风险参数计算的资本充足率，而资本管理高级方法下的资本充足率是银行在满足监管最低要求条件下，自行计量风险后得出的，那么银行风险计量能力的高低会是否导致银行之间在资本充足率上形成鲜明差异呢？

现实差距：大型银行风险计量能力的基础仍需稳固

经过监管机构的大力推动和银行的不懈努力，我国大型银行已基本建立起覆盖公司业务、零售业务、金融机构业务的内部评级体系，并将内部评级结果在风险管理体系中广泛运用。然而，在验收中发现，我国大型银行的内部评级体系仍存在着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违约定义不审慎，损失定义不够清晰。违约和损失是内部评级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基础概念，而且这两个概念在逻辑上有一定的关联性，违约和损失数量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模型预测的合理性和审慎性。实践中，违约定义不审慎，识别违约没有IT系统支持，人工判定违约比例过高等问题都会影响违约客户数的审慎性，从而对判断预测模型的表现产生致命影响。而没有专门针对经济损失的定义，不具备信用风险损失数据库也都势必会影响违约损失率估计的精确程度。

开发模型的数据基础不牢固。银行在建立内部评级体系之初都需要确定总共需要开发的模型个数，以及每个模型中违约及非违约样本数量的比例，而且需要回溯历史数据收集建模样本，由于系统更新和数据管理方面的原因，开发模型选取的样本难免存在缺陷，这种缺陷最终会反映在模型上线后的表现上，内部评级结果波动性大，评级迁徙率高、评级推翻率高等常见的问题都可能影响模型开发时使用的基础数据质量。

节约资本导向过于明显，开发模型数量过多。理论上模型越细分，越有利于提高模型适用对象的针对性，越有利于节约资本。但由于数据制约或银行信贷政策选择所致在单家银行某些行业、某些类型的客户数量较为有限，并不适合单独建立模型。为了追求节约资本，大型银行在开发模型过程中对一些不具备单独建模的组合也开发了模型，这些模型先天存在开发样本少、违约客户数少等缺陷，上线使用后发现这类模型覆盖的客户数量较少，根本无法验证模型表现，难于得到监管机构的认可。

模型校准选择的长期平均违约率不合理，也不审慎。建模方法论上，预测的违约概率必须是该组合长期平均违约率的反映，实践中由于大型银行上市时间先后有所不同，上市后尚未遇到明显的不良上升时期。银行往往选择从上市后开始计算组合的长期平均违约率，时间较短，合理性和审慎性存疑。在未来经济增速回落的预期下，预测长期平均违约率尚需一定的前瞻性，选择合理的时间段计算长期平均违约率对模型进行校准，对于保证银行计算资本使用的违约概率的合理性和审慎性具有重要意义。

模型验证流于形式，不能发现模型开发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良好的模型验证可以发现模型开发使用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有助于提升模型的表现能力，形成开发、验证、再优化的良性循环，建立起监管机构对内部评级体系的信心。然而在实践中，大型银行模型验证处于初创时期，普遍存在独立性不足，人员少，验证负担重，验证专业性不足等一系列问题，通过模型验证促发模型优化的机制普遍还没有建立。内部评级体系在使用过程中模型辨别力已出现明显下降，但仍在正常使用的不是个别现象，模型优化不及时潜藏了资本充足率高估的隐患。

审慎监管：资本底线极大抑制了银行风险计量能力高低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在三年并行期内，资本底线调整系数分别为95%、90%和80%。换个角度看，即在这三年中高级法下银行计算出的资本只能比权重法下计算出的资本节约5%、10%和20%。三年并行期满后，银行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资本节约效应才能真正释放出来。

并行期内银行资本充足率有特定算法。其计算逻辑从计算权重法和高级法两种方法下的风险加权资产开始，得出要达到10.5%的资本充足率需要的资本，考虑每种方法下资本扣减项和可计入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后，再得出两种方法下各自需要的资本水平。为了限制实施高级法后银行资本节约的幅度，通过权重法下资本要求与资本底线调整系数（即95%、90%、80%）相乘，设定受底线约束的资本要求。该资本要求与高级法下资本要求相减，得出差额，用差额除以10.5%倒算出额外需要的风险加权资产，加回到高级法下计算出的风险加权资产总额中去，得出并行期内资本充足率的分母。

由于两种方法下可计入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存在差异（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银行在并行期内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如果超过预期损失，低于150%拨备覆盖率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计入二级资本的数量，不得超过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0.6%，高于150%拨备覆盖率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全部计入二级资本；在权重法下，如果超额贷款损失准备不超过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1.25%，可以全部计入二级资本），使得决定资本充足率的因素变得复杂。总体看，这些因素包括：权重法下风险加权资产总额、高级法覆盖的风险加权资产总额、超额贷款损失准备、拨备覆盖率总体水平及高于或低于150%拨备覆盖率的比例等。这里指的高级法覆盖的风险加权资产总额，并非特指信用风险内评法和市场风险内模法覆盖的资产，而是包括了按内评法计算的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和按权重法计算的、内评法未覆盖的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按内模法计算的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和内模法未覆盖、仍按标准法计算的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另外，无论是权重法还是高级法，在计算资本底线时，两种方法下的风险加权资产总额都包括了按标准法计算的操作风险加权资产。目前，我国大型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均超过预期损失，但每家银行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情况有所不同。据估算，高级法下可作为合格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约占贷款损失准备的40%～70%之间。有些银行在权重法下可以作为合格二级资本的数额反而大于在高级法下可以作为合格二级资本的数额。在并行期内，银行风险计量能力对提升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受到资本底线制约，权重法下的资本充足率更适宜作为判断大型银行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后资本充足率的参照指标。

潜力角逐：风险计量能力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会逐步显现

风险参数

资本管理高级方法下，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决定风险权重，违约暴露金额影响风险加权资产，这三个风险参数对资本充足率都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对于一般企业（中小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金融机构和主权债务人，在违约损失率45%情况下，只要债务人违约概率超过1.25%，内评法下计算出的风险权重就已高于权重法下没有外部评级的债务人适用的100%风险权重。要使内评法下风险权重低于100%，在违约损失率35%情况下，债务人违约概率也不能超过3%。据估算，我国大型银行一般企业平均违约概率差异较大，平均风险权重超过80%，远高于现行法下计算的平均风险权重。其中余额最多的债务人平均风险权重甚至超过100%，对资本充足率造成显著影响。

从汇丰集团的情况看，主权、金融机构和公司债务人以暴露加权的平均违约概率和平均违约损失率依次递增，即主权债务人均为最低，公司债务人均为最高，金融机构债务人居于两者之间。2011年汇丰集团预测的全球大型企业违约概率为0.67%，预测的违约损失率39.2%，由此推算出其风险权重约为69%。相应地，当年全球大型企业实际违约率0.48%，实际损失率15.5%，以实际值计算的风险权重约为24%，其预测值的审慎性由此可见一斑。另一个可以参照的指标是汇丰集团2009～2011年连续三年公司债务人平均风险权重分别为61%、55%和54%，企业债务人（不含资产证券化、股权和专项贷款）以风险暴露加权的平均违约概率在2.5%～3.3%之间。由于我国大型银行的公司债务人主要经营地在中国，而汇丰集团公司债务人遍布全球，风险参数并不适宜简单比较，但考虑到我国尚未经历过严厉的经济衰退期，大型银行估算的违约概率及由此计算出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足够审慎仍需要时间检验。

理论上，零售业务实施内评法可以有效节约资本，成为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有利因素，但问题还是在于我国尚未经历过严厉的经济衰退期，银行自行估计的风险参数能否审慎反映零售业务的风险不得而知。相比权重法下住宅按揭50%风险权重和其他个人债权75%的风险权重，有些银行估算出的住宅按揭业务平均风险权重比权重法节约了一半以上，循环零售暴露和其他零售（不含零售小企业，由于数据原因，零售小企业平均风险权重无法得出）平均风险权重节约更多。根据国际同业的经验，住宅按揭的违约概率低于循环零售（主要是信用卡）和其他零售。假设经济衰退期下我国大型银行住宅按揭业务平均违约概率达到4%左右（情形不能算太严厉，2010年巴黎银行按揭业务12级排序中第7级已达到4%的违约概率水平），住宅按揭的违约损失率不能低于10%，两者计算出的住宅按揭业务风险权重约为30%，已达到目前大型银行估算值的上限。一般而言，由于信用卡业务没有抵押品，一旦损失，其损失率会高于住宅按揭业务。假设银行信用卡业务考虑了经济衰退期因素后平均违约概率达到4.5%，违约损失率达到50%的话，其风险权重将达到57%左右。其他零售业务种类繁多，银行之间风险权重差异很大，余额也比住宅按揭小很多。综合看来，信用卡和其他零售业务对资本充足率尚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主标尺

资本管理高级方法下，主标尺是一家银行衡量信用风险的尺度。在实践中大型银行主标尺的目的在于：便于主权、金融机构和公司债务人之间违约概率比较，可以从“数量”上有效区分债务人风险大小。一般从三方面判断主标尺的合理性，即各个级别的债务人分布是否过于集中于某一级或某几级，是否导致在进行返回检验时，各个级别的违约概率无法通过审慎性统计检验，是否可以与市场评级结果映射（常见的做法是将内部评级结果与标普、穆迪、惠誉评级结果进行映射）。

风险计量能力很大程度也反映在主标尺的合理性上，不当的主标尺会对银行资本充足率产生明显影响。主标尺级数和结构、各级级别中间值、债务人在各个级别的分布数目及暴露余额等都会影响资本充足率。银行内部非零售暴露主标尺不一致是常见的问题。如金融机构或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适用的主标尺不一致，境外子行主标尺与母银行主标尺不一致等，不一致意味着同样级别标识的债务人对应的违约概率有差异，会在不同类别债务人的筛选比对、境内外共同户管理、风险参数监控和验证等多方面产生问题，特别是影响并表资本充足率的准确性。主标尺结构和刻度不合理也会导致资本浪费。合理的刻度应体现出随着信用风险的上升，各个级别之间上限和下限逐渐拉开的特征。内评法下风险加权资产计算对于债务人违约概率变化非常敏感。对于信用风险极低的债务人，在违约损失率45%的情况下，违约概率由0.03%上升2个基点会导致风险权重增加约5%；对于信用风险适中的债务人，有效进行细分会更有利于业务单位确定债务人准入门槛和适当定价；对于信用风险较大的债务人，细分违约概率的必要性不大，主要通过预期损失而非风险加权资产来反映其风险。

可以发现，B银行从第3级开始到第13级平均风险权重基本都处于四家银行中最高水平。这个区间是债务人数量和余额最为集中的区间，B银行无疑最耗用资本。

抵质押品

现阶段，抵质押品的管理水平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明显影响。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的要求，初级内评法下可以认可的抵质押品包括金融质押品、应收账款、商用房地产和居住用房地产和其他经监管机构认可的抵质押品。事实上，除了抵质押品的品种合规外，能够作为合格抵质押品纳入资本充足率计算还需要满足法律、市场流动性、清算处置的及时性和银行内部管理体系的要求，特别是估值方面的要求。

初级内评法下，一旦认定为合格的抵质押品，抵质押品覆盖债务的比例，其估值公允性和估值频率，抵质押品和债务之间是否存在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抵质押品市场价值需要切分时，切分至全额抵质押和无抵质押的金额等对计算资本充足率都有影响。高级内评法下，违约损失率则依赖模型进行估计。巴黎银行2010年公司债务人以暴露加权的平均违约损失率在22%到37%之间。汇丰集团2011年公司债务人以暴露加权的平均违约损失率在33%～40%之间。据估算，我国大型银行公司暴露平均违约损失率约在25%～40%之间，与国际同业接近，但在现场检查中发现部分抵质押品被不审慎地作为合格抵质押品，从而高估了资本充足率水平。

从计量规则上看，监管给定的最低违约损失率为35%，一般情况下为45%，如果银行计算出的平均违约损失率大幅度低于35%，说明有更多债务经缓释后违约损失率为0或大大低于35%。金融质押品在抵质押品中占比高，抵质押品覆盖债务的比例高，抵质押品和债务之间货币或期限错配小，抵质押品估值客观而及时的银行，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会在资本充足率方面受益。

尽管存在种种不足，毋庸讳言我国大型银行已经在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方面迈出了实实在在的第一步。从2013年直至2018年，监管机构已经明确了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逐年需要达到的资本充足率最低监管目标。除了资本底线约束和风险计量能力外，未来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还将受到股本变化、利润分配政策、资本创新工具的引入等影响，如何在满足监管最低资本充足率目标的基础上权衡影响资本充足率各项因素，设定适合银行自身的资本充足率和股权收益率目标是各家银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需要直面的课题。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利率市场化、银行全球化经营步伐加快以及监管日趋严格的态势，我国大型银行正面临着一场大考，然而，以资本充足率判断大型银行风险计量能力为时尚早。

（作者单位：中国银监会监管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