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却为中国的商科教育奠定了最坚实基础，南开大学商学院，风雨沧桑八十三载，仍在肩负“商以富国”的历史使命，传承“公能并举智圆行方”的育人理念。他们如何认为中国商学院最需要提高的是伦理教育？上一辈创业者面临何种困境？要从什么角度去看待创新？中国的管理模式是什么？中国企业家的性格缺点是什么？他认为滨海有没有可能超过浦东？网易财经专访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张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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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张玉利：商学院应是学生而不是老师的舞台
商学院是育人养才之地，教授学生做人始终应放在第一位，张玉利认为，南开大学商学院“公能并举智圆行方”的办学理念完全契合这一点，得益于老一辈教育家们非常远见前瞻的理念输出，至今国人受用无穷。此外，他还认为与其一味鼓励学生理念创新，不如鼓励学生实践创新、行动创新。
网易财经：应该说南开大学商学院是中国最早引入西方文明教育的商学院之一，为中国的商科教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您能简单的给我们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吗？
张玉利：南开大学是1919年成立，开始是一所私立大学，创校的老校长是张伯苓先生，同时我们有一位企业家，叫严范孙先生，他俩合作，创办南开大学，在创办初期，因为张伯苓老校长的办学理念是强调“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所以在1925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商学院了，就有商科的教育，一直发展得很不错，到1980年，南开大学也和兄弟院校一样，应该说比较早的恢复重建了管理学科，在陈炳富先生的带领下，重点在走国际化的路径，在1983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和加拿大的约克大学，麦克马斯特以及拉瓦尔三所大学合作，就开始搞MBA的教育，引入国外的MBA教育。你想在那个阶段，而且鼓励MBA的同学呢，毕业生到海外去实习，其实有一定风险的，这样一直持续了差不多接近10年，所以我觉得80年代，相当于把国外的这种管理教育的知识，特别是这种商业的，市场经济商业的知识，引入到国内。到90年代，像我们MBA也是首批试点院校，我们开始在1994年成立了国际商学院，到1997年把它恢复，复名为南开大学商学院，这是商学院目前的总体的一个情况。
网易财经：大家都知道南开大学的人文底蕴是非常深厚的，你们有一句非常富有哲理的话，叫做“公能并举、智圆行方”这句话要怎么去理？
张玉利：“公能并举”来自于南开大学的创校校长张伯苓先生一种办学的理念，他提到这种强健体魄，“公”的核心，其实核心就是一个“国”字，国家的概念，他强调知中国，服务中国。张伯苓老校长特别强调的是体育，他认为体育并不单纯就是打打球，它很好地体现了大家的团队精神、拼搏精神、执着的这种意识，以至竞争意识，团队的合作，那如果把这种素质的教育，真正融入到专业知识教育当中，就会更好地增强我们的学生对于培养的人才服务社会的能力，所以我们一直把这种“允公允能”作为校训贯彻下来，包括我们的商学院教育。
那接下来说到“智圆行方”，应该说既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做人的原则。那么“圆”呢可能更多强调是一种开放、包容，一种创新，不满足现状这样一种求学的精神。但是，“行”“方”一定要做人，强调是做人，人你要做事方方正正，所以这个是陈炳富教授他提出一种教育理念，我们把这个结合起来，除了“公能”之外，这种“智圆行方”，我们形成了一种商科人品质，关注的是团队、创新、严谨、责任，也是一种，我们的一种价值观，和我们一种学院的文化。
网易财经：作为一种指引上升到精神层面去。
张玉利：所以这个在MBA教育当中反映得更加突出一些。
网易财经：那我们这个教育体系里面，有某一些具体的做法吗？
张玉利：一个我们在把这种，刚才说到素质教育怎么融入到专业的知识当中，那么有些反映在商科当中，比如课程的设置，像这种，开这种社会责任的课，企业伦理的课，我们鼓励大家创新这样一些课程，更多的是丰富很多大家的一种活动。比如说在MBA我们怎么体现团队呢？我们的MBA的宣传册都是同学自己设计的。我们现在总说这种舞台是老师的，更是学生的，我们邀请企业家讲座，我们是鼓励同学向我们推荐。因为他听了他会觉得很有效果。我们有很多这样的项目，是鼓励学生自己去做的，通过这些锻炼大家这种团队意识，增强团队意识，锻炼这种领导力和培养领导力，这些我觉得反映在整个的这个环节当中。
第二节 张玉利：滨海新区可以超越浦东
张玉利非常看好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前景，甚至将来有可能超过浦东新区，不论是政策，还是市场竞争力以及城市建设，都已上升到国家战略，打造北方金融中心地位，天津已经做好了准备，南开大学商学院也做好了专业应对。
网易财经：您刚才也提到滨海新区建设，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南有浦东、北有滨海”您觉得这两个地方相比，滨海的区位优势在哪儿？咱们学校的一些专业设置或者培养方式有没有跟滨海的这种区委优势做一个匹配呢?
张玉利：滨海新区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之后，发生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开发区主要的成绩是在吸引大的海外投资项目，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之后，天津有很大的战略转型，一个就是说，既注重海外资金的引入，也特别注重国内的这种民营资本和企业家来天津。第二个我感受特别深的，是有大项目，同时更多的关注的是它的产业辐射和产业集群的发展问题。像手机产业，空中客车的装配线，然后原来像天津的自行车的集群。第三个，在加强现代服务业和创意产业的发展。特别像刚才说到这种金融，它允许天津搞金融先行先试的政策，所以现在有一些像产权交易中心、基金，在滨海新区那里，各类的基金公司，已经有1500多家，那么基金公司做的股权的融资，它可以配合做基金管理，和配合做流动资金贷款。就看到这里的这种新的一些变化。所以像我们的有一些专业，比如像服务的问题，我们在滨海新区专门有这种MBA的项目，高管的培训，我认为这个是互补，而且会给我们的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一些机会，特别滨海新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它在发展转型，我们服务社会，首先是和天津的经济发展高度结合起来，有很多我们可以利用。特别重要的是，滨海新区有大量的土地，这个是浦东绝对没法比的一个事情，所以发展空间很大。
网易财经：那您觉得滨海有没有可能超过浦东？
张玉利：这种我认为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浦东有它的一个优势，现在滨海新区规划了，开发区、保税区、塘沽，现在在行政的资源上，加强了更大的整合。那这些我认为对它今后快速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好处，比如说滨海新区的房价和天津市内的房价几乎接近了，然后市场的活跃程度、商业的这种商圈的这种丰富化和繁荣，也的确是有很大的发展。
第三节 张玉利：中国企业家只重成功 拒绝分享失败
国内商学院普遍缺少伦理教育，而这点又正是最需要提升的地方。张玉利认为，国人喜欢“吃一顿饭都把事情解决了”的商业机制，是不可持续的。更不可理解，在国内开展案例研究的难度之大，大多数的企业只愿意分享自己的成功，而拒绝分享自己的失败，这种心态和做法是非常不好不利的。
网易财经：我看到您有说过一句话说商学院教育应该注重伦理教育，这个怎么理解呢？
张玉利：刚才说到，像南开本来校训就是“允公允能”，那么“公”更多的是为国，是知中国、服务中国。我们演化到我们商学院，最直接的就是要考虑社会责任的一些问题。另外一个判断，南开始终强调的是，知识的学习、方法的学习，和为人是并重的，甚至可能会更强，那么结合到现在的管理知识的这种课程设置方面，像企业伦理，我记得我们是在2000年的时候开设企业伦理的课，那么社会责任这些，逐渐的领导力这些在不断地加强，我们的学生，像MBA的学生，一入学会有一个月的这种入学导向，来强化大家这种，对社会的这种责任意识。第二个，接下来的一个判断呢，我认为我们国家经济是在不断地转型，我认为今天又存在一个大的转型阶段。如果在90年代左右，我们重点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是去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那现在呢，我们应该更多地加强这种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我经常引用美国有一个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有一句话，他说，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友谊，永远比建立在友谊基础上的商业重要。中国可能习惯于说，我吃一顿饭大家就交了朋友，就可以把生意做好了，但这是不可持续的事情。我们更多应该在，如果说我们更加规范我们的市场环境，比如说你学会计，能不能做到不做假账？就表面上来看，可能吃亏，其实对自己是有好处的事情。那么如果大家都这样努力，我们的市场的环境得到改善，市场环境改善，可持续的发展就会形成，其实对企业来讲，对个人来讲，是会提升他的核心能力和竞争力。所以我们的确是比较重视这种，可以概括为可持续发展和市场运行机制的优化。信用的问题，诚信这些方面的一些强化和灌输。灌输可能不一定就做到，但是不灌输，保证有不好的事情。
网易财经：那您觉得中国企业家这个群体他们最缺少的是什么东西？
张玉利：因为首先这个企业家群体在变化，如果在80年代的话，那时候，我就遇到一个创业型企业家他和我说，80年代企业靠的是胆量，所以在那个阶段，可能这种投机性的机会，就成为大家追逐的重要的问题。那在那个时候，大家对管理的这种忽视是非常明显的。有些经验我认为都可能谈不上。
但今天呢，这个企业家群体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包括，所以能想象到，比如10年以前，我们会有大量的，在国外获得博士的回来创业的，不可能。
所以在这种变化的情况下，我倒觉得中国的，我们的国家这种企业家精神的话，这些企业家群体，我觉得大家这种执着的精神，以及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们这种创新的意识，比如说这种合作这些方面，都还是很不错，但是的确我觉得企业家这块应该更多地，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自身。
举个小例子，特别是我关注创业企业，很多创业者，事实上是把这个企业当成自己的命根子。那这是不可能的，它永远是社会的一个部分，如果说我们关注的是社会发展大的趋势来看我们的企业，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待企业，思维方式就会不同。所以我认为不单纯是社会责任，而是这种发展和国际化的视野，这一块需要增强。那么接下来，就是在企业家的这种合作的方面，真正这种团队的方面，我认为我们也有很大要改进的地方。你比如举个例子，我们在商学院，我们要做案例，在中国做案例很难。
原因在哪儿呢？企业认为，大部分都是商业秘密，而且大家更愿意讲自己成功，而没人愿意讲自己失败的经历，那如果我的心胸更加开放，能够和这种，来和大家分享，其实这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对你没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这种教育，都会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在这方面，更广阔的这种，开放的精神，和大家这种分享，凝成团队的合作，这样可以把我们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产业转型这些方面，都会有更好的作为。
第四节 张玉利：做商学院就像经营企业一样
网易财经：现在做商学院可能都避免不了要去搞什么国际化，做什么认证，包括咱们学院，那我们怎样去理解这种花钱搞认证，是在为自己宣传，还是说获得一种国际承认，成为招生时的一种加码，毕竟这个学校做了认证，学生觉得这个学校牛了，是这样的吗?
张玉利：我这样看，我觉得认证它是有助于国际化，但它本身不是国际化。大家也都知道，关心商学院和MBA教育项目的话都知道，我们在2000年之后，教育部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在推动MBA教育合作评估，因为我们是1991年开始国内的首批试点，10年过去了，它建设怎么样？那时候评的重点在哪儿？看你的硬件，有没有必备的这个教学条件，然后看你的教学档案是不是齐全，你的大纲是不是有完整的。
但认证呢，我理解是一种系统的办法，靠系统来提升质量。比如它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使命是什么，你培养的目标是什么，你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所以这种认证，我总结是，评估是看你的教学条件，软硬件的教学条件。
认证是什么？用系统来提升质量，然后强化大家的使命和目标驱动，这些方面会更加有助于整个的质量提升和特色的反映，因为它认证不是要求变成一个样子，而是更多的关注你的创新和特色，从这个角度，我欣赏，我甚至把国际认证作为一种推动学院工作的一个切入点，我们更规范地建立我们的管理制度，然后它的结果会带来什么呢？那么这样就相当于形成一种办学的模式，和一种共同的管理模式、培养模式，所以大家有共同的培养模式，我们可以促进，通过认证这些学校之间的一些交流。
所以我自己还是，我们的老师，大家对认证的事情是认同的，并不是说通过认证了，你就能够招生，就是好，不能为了认证而认证，绝对不能像企业通过ISO9000，我可以找个公司帮我做，一定要自己做。第二，用研究的思路去开展工作，那我通过认证这个抓手，更好地推动教学科研，所以我还是这么认为，但是它本身并不就是一个国际化的概念。
网易财经：也是以教学质量为目的的。
张玉利：为目的，而且是用这种制度，用这种系统的办法来提升质量，而不是单纯的一个局部的一个点。
网易财经：也就更规范一些对吧?
张玉利：应该更规范，更多地强调这种战略的问题。我们教管理的应该都是说，我们的目标导向，那我觉得认证了能更好地反映这样一些特点。
网易财经：那这样做最终的一个意义体现在哪儿呢？
张玉利：比如说美国的那个AASCB认证。它形成一个网络。这种网络的形成的话，它会促进这种大家的学术交流。那么从学员这一块，它的好处是会觉得说，我就会比较清晰，比如说你南开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那么比如天津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就给大家更多的一些选择，也有助于人才培养的一种个性化和这种多元化。
网易财经：那这是一种联盟吗？
张玉利：它不是联盟。
网易财经：仅仅只是一个标准？
张玉利：对，就像我们企业做ISO9000是一样，它总之都是一种，为了提升质量一种保证体系。
网易财经：会跟我们这种教育体系改革有关联吗？
张玉利：有。它认证都要一环扣一环，你比如说我定位说，培养这种创新型的创业者，那你马上要说，你通过上什么课才有助于培养创新，创新的需要思维方式，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逆向的思维，一种发散性的思维，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这种创造性的思考方式，那你的教学，你就不能够说单纯是教，老师讲、学生听，你怎么让学生去参与。然后你是不是要请，比如创业者来成为你的教师队伍的一个部分，你要进行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设计，这不直接改进一些教学了吗。
网易财经：那改革之前，跟改革之后，认证之前跟认证之后有什么明显的改观吗？
张玉利：怎么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会用管理的思路来管理和开展商学院的教育。
第五节 张玉利：探索中国管理模式与中国的经济地位有关
张玉利坚信，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管理理论的提升，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高度相关的。中国人特别讲究关系和圈子文化，这是中国的商业环境和文化决定的，与西方管理相比，不能说孰好孰坏，只能从我们自身的环境来看。重要的是将中西结合，这才是大趋势。
网易财经：我问一个管理模式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现代管理模式可能更多的来自于西方的那套体系，而我们自己的模式可能更多的是家族式的那种管理模式，我的理解是这种模式是一种经验主义模式，您觉得这样理解是对的吗？
张玉利：至于说我们目前很多的一些教材也好，或者管理的理念和模式，更多是从西方引进，那么这个我也承认。因为我们毕竟在搞市场经济，我们相对是晚的。比如我们在和国际的合作，我们开始可能，大家是当学生，所以你比如现在像这种，探索中国的管理模式的问题，然后特别强调中国的管理实践怎么去提炼和总结的问题。
我一直认为，坚信的一条，一个国家的管理水平，企业层面的管理水平和管理理论的总结和提炼，是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高度相关的，就像80年代那时候核心大家讨论的是美国和日本的管理比较，为什么？日本经济快速发展。
那么现在中国，特别是华人圈的这个经济总量是快速的发展了，我们连续数十年的高速增长，所以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如何把西方的理论和中国的这种特色结合起来，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当然我认为地区的差异会非常大，比如说现在像在江浙地区，它就面临很大的问题是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
像东北就更多的是大的，国有企业它的转型的问题，同时它怎么去培育民营经济的问题，所以不同的地区，因为它的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以及所处的阶段会不同，但我们现在怎么把自己的一些管理模式进行提炼。
你比如说中国特别强调的，可能我们这种“义”的文化，特别讲义气，那这种讲义气如果和商业的活动建立起来的话，我们可能更加有助于降低这种经营成本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些方面，其实已经引起了海外的学者，对中国管理的一些关注了。
网易财经：因为我们看到我们一些中小企业他们用这种最经验、最个人、最家族化的一种管理方式去管理他的企业，反而企业会经营得更好，这是为什么呢？
张玉利：我倒是觉得，没有办法简单地说，中国的一些，或者我们国家的有些企业，可能就单纯是一种所谓经验式的一种管理。比如中国大家特别强调这种所谓关系，或者说这种圈子的一些事情，这是可能和我们的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这种，西方它也有。所以我们说它的公司政治的问题，但是它更多的可能建立在这种法律相对健全，然后使得人们的这种行为会发生一些不同的变化，我是这么一个看法。
就是说通俗来讲，洋为中用也好，我们要总结自己的管理经验，但是我认为不要把它排斥出来。应该更多地想一想，这样的一个理念，它需要什么前提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所以举个小例子，从一个创业企业在初期创业，它生存是最重要的，那这时候它不可能有像大公司那样规范的管理制度，它就没有活力了，所以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非常紧密的这样一种沟通是更有效的，但是你要发展到规模大了之后，我们就要建立组织，这时候你管理成本增大是必不可少的事情。
所以我倒不建议把它对立起来，而是考虑它们之间的融合，多分析这种理念实施的前提条件，可能会有更大的帮助。
第六节 张玉利：创新要结合企业自身发展情况
网易财经：美国硅谷有一家游戏开发公司叫维尔福，公司从建立之初就没有CEO，不设任何职位，所有员工的薪水都由大家投票产生，而这家公司一直都在盈利，您觉得这种创新对中国企业来说它可取的因素在哪儿，不可能推广的因素又在哪儿？
张玉利：我很感兴趣你关注到这样一个案例，的确以前没有听说过这样，我知道由于这种产业转型，比如现在咱们的创意产业，有很多的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随着这种网络的发达，咱们现在都说有这种叫做轻公司，它没有生产基地，你比如像凡客诚品，通过这种方式，很快就在销售收入上，可能就达到接近像雅戈尔这样一些大的企业的规模，有的说现在的组织是一种哑铃型的组织，两头研发和销售大，制造的环节就很少了。
还有说一般的组织是一个正三角形的，对吧，上面的人少，下面的人多，说今后可能人多，这个CEO干什么呢？一方面把这些知识型的员工推向市场，一个是当后勤，拉着大家别跑了，看到这个例子是说它是个游戏公司，我也知道像微软这种，它就可能更加鼓励大家这种创新，你比如编软件，个人的这个创造力会非常重要，也许团队，不一定意味着10个人在一起，就一定编出好软件来。
所以我觉得和它的工作性质可能有关，但对我的一个启发的话，我觉得应该大家在管理模式上的创新，企业它的所处的产业不一样，它的文化可能不一样，它的管理模式也应该不同。
那么管理模式的创新，会比单纯的技术和产品创新，带来的作用会更大。反过来说，我们能不能直接去用这个，即使我们搞一个文化创意产业，搞一个软件设计公司，没有CEO行不行？我觉得需要谨慎。
网易财经：您的意思就是说，这种在中国肯定是行不通的？
张玉利：我倒觉得不一定，我觉得我们从这个例子当中，应该吸收的是，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创新。这个可能对我们是有一种启发的。但我觉得，中国你不能单纯直接说，我也把CEO取消了，我觉得这种事没必要直接那么做去。
第七节 张玉利：山寨也是创新的一种 看待创新需多角度
说到创新，张玉利认为，能促进商业发展和实现社会价值的创新，必须是从战略角度、创业角度去实施的创新，而不是仅仅从发明角度得来的创新。大家都在批评中国的山寨行为、山寨产品，殊不知这些“山寨”也是创新的一种，所以不能全盘否定，它们的存在是市场决定的。
网易财经：任正非说中国没有创新的土壤，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不仅不如欧美，甚至连日韩都比不上，那您认为中国的企业家是一群具备创新思维的人群吗？
张玉利：这个“钱学森之问”，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大家都说中国没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我们没有培养出来创新人才，和我们的教育模式有关系，那么也存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像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你比如说一个小企业，它要真正做研发的话，投入很大的，一旦研发出来，一旦没有保护的话，很快被大家模仿。模仿的话，那它靠什么来回收它的投入呢？那这些我就可以说出很多的原因来，说中国的创新的一个问题。
但回过头来看，比如说咱们就拿这个山寨这个事情，它不单纯就是一个模仿，它有它的创新在里面。我们的这种手机，其实很多人对手机的一些功能，是没有充分的利用，他也不需要那么多功能，那么为什么需要付出的成本还是要很大的？那如果说真正关注大家所关注的这些功能，让它更加的强化，不太关注的功能给它减少，这不就是物美价廉吗？我注意到一个词，把中国和创新组合起来，一个英文，一个china，一个innovation，加到一起叫chinavation，也在总结这些。
那么我也一定程度上承认，就是大家在目前总体上，更多是把西方的一些模式嫁接过来，在这儿结合应用，今天可能更多的要从战略的角度，和创业的角度去看创新，而不是更多的从发明的角度去看创新，这样能够更好地促进我们的创新的商业化，和对社会带来价值。
怎么去鼓励大家这种批判性的思维，这种意向性的思维，这种创新性的思维，这种特别是我觉得，商学院大家可以带头，因为商学院更加接近市场，管理就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这些方面，你鼓励或者是片面强调企业去创新，特别小企业做不到，那国家或政府，就应该提供这种所谓创新平台。
那我们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话，一定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样一系列的科技政策的支持。
网易财经：更大层面上来讲是不是讲“和”，这是一种；那讲“和”就代表双赢吗？是不是有不一样？
张玉利：我觉得说到这种双赢，如果要是国外的话，因为刚才说到它的这种法律，它可能是建立在这种商业基础上的一种双赢。
网易财经：市场竞争。
张玉利：或者说市场竞争，它是建立在一种比较清楚的，这样一种利益基础上的一种，或者说我定的规矩比较清。你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我们和一个美国的企业签约时间会长，这个规定的条款会很具体，但是中国的企业家，中国人自己之间签的协议，往往都会比较简要，最后总说“其它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来进行解决”。
大家说这是一种文化，就像我们的国画是有空间的，西方的这种油画，欧洲它可能是满满的，我觉得不单纯是这个，就是它那种双赢建立在是一种经济基础上的一种双赢，相对透明的。我们这种“和”，更多的是说强调我们相互之间的一种支持，有一个朋友就说，他说温州的企业家是商人，不是企业家，他们聚堆但不合作。
所以如何把这种“和”作为一种纽带，更广泛地促进我们这种真正的合作来实现双赢，我倒觉得这是，我们可能应该做的一个事情。
第八节 张玉利：“富二代”不愿意接班 属正常情况
在中国的商业社会，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有一个接班人的问题。所谓“子承父业，天经地义”。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创业者们正面临着无人接班的困境，即使这是传统，“富二代”们则更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张玉利对此的看法是创造财富的手段有很多种，所以放手也没关系，毕竟子承父业对未来对企业来说，未必就是件好事。
网易财经：有媒体统计，现在国内有80%的“富二代”都不愿意接父辈的班，那您觉得这些“富二代”在想什么呢？？
张玉利：家族企业传承的问题，在目前已经浮出水面，而且是很紧迫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在常的。第一，80年代那些企业家创业者，他们可能做的是制造业。那么孩子呢，他不一定仍然愿意做这个产业，第二个，我们现在这个独生子女政策，我就可能一个孩子，那你怎么敢保证这个孩子一定喜欢，或者特别是去继承这个父母所创办的一个产业呢？
他可能仍然有创业精神，但是他可能想自己干一个，比如一个创意产业，去搞一个软件，去搞一个新的东西，我不一定非要守着你这个，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一个情况，从创业者的角度来看，我更加欣赏的是，你要把这种创业精神传递下去。
如果儿女愿意去接班，去把你这个事业做大，很好，我们应该创造这种条件，不接没关系，你总要把它做成是一个社会型的企业，不要把它完全局限在就是自己一个企业，这样我们通过创业这种方式，实现自我价值，给社会创造财富，这本身就是好的事情，也许这些方面和子女达成共识，子女也可能说继续创业，不一定完全局限在我们上一辈所做的那个产业，他可能进行产业升级，进行创新，放开手让他去做可能会更好。
与其说单纯是那种血缘关系的接班人的问题，我倒建议不妨更多的是，怎么把这种创业精神给他整体的传承下去。
网易财经：这些“富二代”不愿涉足家族企业的发展，那引入职业经理人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呢？淡化家族企业的因素？
张玉利：人们习惯于这样去思考问题。因为这个企业发展壮大，创业者要招一个职业经理人这样互补，那么背后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企业做大了的话，我就要用大公司那种专业化的管理来管理这个公司，其实我认为这是背后的一个核心原因。
但现在你要特别注意到一个什么问题，第一个，创业者他不容易，但是创业者，一种特点是，他是一个梦想家，你得去做这种蓝图，因为它在一种高不确定性环境下的一个运营，所以从实际的现实当中我的了解来看，创业者和职业经理人互补的，很难成功的。它这个磨合不太容易，这是一种路径，一种选择之一，我认为不一定，就一定要用这种所谓的职业经理人的方式。
第九节 张玉利：雇佣背后是一种领导关系
网易财经：李开复说过一句话，一流的人雇佣一流的人，二流的人雇佣三流的人，您怎么去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
张玉利：我倒是觉得，简单的说，雇佣背后是一种领导关系，那领导关系可以简单的说，它是有领导者、被领导者和环境，这样三个简单要素组合在一起的，形成各种模式，对吧，那可能形成相对比较集权和相对分权的这种，假设这样两种模式。那最简单的道理，如果想象一个领导者比较强，被领导者比较弱，这种情况可能说集权和相对的民主可能都有，但是反过来，一个领导者相对弱，被领导者比较强，我估计只能努力地往这个集权的方式走，否则领导者就被架空了。
所以简要说，我们说强者才会温柔，真正的强者才会温柔，我认为这是一个常理，但是不一定。如果这个二流的，很难分一流二流，那就是假设二流的他更加的开放。你就比如说，曹操、刘备、孙权，他们谁是一流，谁是二流？但是我认为都很好，但是刘备绝对不会用曹操的这种领导模式，我觉得这样去看好这个问题，是不是更有意思。但是人们之所以这样说，我觉得可能有一定的是和经验的那种结合吧。
网易财经：除了工作之外，您的业余爱好是什么？
张玉利：那种读书和周游世界，是我最想干的事。其实我现在一个月熬两次夜是看读者。
网易财经：看《读者》？
张玉利：因为读者是半月刊，到了我就熬熬夜班，基本上这一个晚上把读者看完，觉得有时候那些小的例子，甚至是在教学当中用，很有意思。我看《朱元璋传》，就是一本很好的管理教材，你现在再回来看看《毛泽东选集》，那里边强调社会调查，真是很有意思，更广泛的涉猎一些管理专业之外的一些东西。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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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